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风险管理分析

导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风险管理分析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提要：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现代小农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风险管理是现代小农迈入市场时不可忽视的一环。文章构建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机制及风险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诊断了当前农户使用的主要风险管理工具，提出未来中国现代小农风险管理模式和发展趋势：农户、社区、市场和政府应在不同层次进行有效合作，社区应通过互惠机制为农户提供非正规的风险规避网络；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利用市场的主导地位，强化农业产业化组织发展，将合约生产与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结合，实现农业风险的一体化管理。

关键词：小农户;现代农业;衔接机制;风险管理

一、引言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体系的有机衔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党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时代命题，2019年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了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具体措施。结构性失衡、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转型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矛盾。基于我国“大国小农”的农业国情，实现分散的小农户在产业结构、生产环节以及流通环节上的规模效益，是优质高效地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尽管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小农的规模、结构发生了演变，但其作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广泛并长期存在是当前我国农业的基本现实（叶敬忠，2013）。走向市场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现代小农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黄宗智，2014）。风险管理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农业的市场化与现代化发展不仅依赖现代要素资源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解决“小农户”在进入“大市场”时面临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问题（何嗣江、滕添，2007）。农业生产经营是自然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结合的过程，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户在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生产性风险，更受到来自国内外市场波动的冲击和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沈贵银、张雯丽，2016）。当前我国农业政策保险、商业保险供给不足，保险险种仅涉及了少数关乎国计民生的品种，尤其是在畜禽业中，多数小农户仍然处于风险抵御能力较低的状态。因此，构建多方位的农业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是小农户融入大市场的重要保障。畜禽产业在农业转型时期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尽管在农业部门中产业化水平发展较快，但农户依然是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和风险承担者（王明利，2018）。在新形势下，行业风险来源日趋多元化，以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为代表的社会经济风险影响程度在上升，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政策的不断调整加剧了产业的不确定性。同时，养殖户承受的风险损失不再是单个风险因素造成的，而是多风险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此外，养殖户风险地位的不均衡程度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独立经营的小规模农户在风险管理能力以及外部资源获取上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相比于大型养殖企业更难获取来自政府的支持，风险发生时往往家庭生产及生活受到更严重的打击。现有文献对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及其中的风险管理研究大多还集中在种植业中，而较少聚焦在畜禽产业上。相对种植业而言，畜禽产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挑战。尽管产业中大规模生产者拥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中、小规模养殖户依然广泛存在。此外，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经验也表明，过度集中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动物疫情暴发时会导致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分散。因此，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现代小农具有一定的现实存在意义。当大规模疫情发生时，现代小农在分散产业风险、保障肉类供给、维持居民“菜篮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首先明晰转型时期的现代小农及其行为特征，其次分析小农在融入现代农业时的衔接机制以及其中存在的风险，探讨养殖户现有的风险管理策略和对各类风险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出小农融入现代农业需建立的综合风险管理机制。

二、现代小农及其特征

对小农行为逻辑的界定是研究农户风险管理行为的基础，围绕“小农理论”学界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传统理论对“小农”的界定通常基于其生产方式，将小农定义为以自主经营为基础，对农业生产具有自主权的生产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更倾向于生存状态的农户，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期、短期利益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作出合理生产选择的经济人。同时，小农也是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家庭组织。当传统农业处于生存危机边缘时，小农的行动逻辑遵从“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其经济行为表现出极端的风险规避特征，常采取保守的经营方式（斯科特，2013）。尽管有较强的风险观念，贫穷小农几乎缺乏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其行为动机在于尽可能避免风险。现代小农是与生存小农相对的概念，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分化出不同的形态。现代小农是在家庭生产的基础上，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具有生产经营自主决策权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同于被扶贫保障的传统生存型小农，现代小农是农业政策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践行者，在发挥乡村产业的经济和生态功能、维护乡村稳定、实现乡村价值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发展的转型时期，现代小农兼具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二重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农的基本生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小农也从传统、封闭的环境进入到社会化阶段。家庭消费需求已经不是养殖生产的主要目的，养殖户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的比例越来越高，并从劳动密集化逐渐向资本－劳动双密集化转变。从生产组织形式上来看，养殖户通过专业合作社进行生产、销售、融资等方面的联合，并通过加入农业产业化企业参与产业链和价值链（徐勇、邓大才，2006）。现代小农更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从生产中获得经验，更愿意主动地参与生产技能培训，具备使用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但同时他们也保留了一些传统小农的行为特征，在做生产投资决策时，现代小农也同传统小农一样具有高度的风险规避特性。尤其是当生产过程中涉及现代技术的使用时，现代小农对新技术的采纳依旧是谨慎的（孟德拉斯，2010）。随着农产品市场的逐渐开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现代小农走向市场时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在当下的环境中，农户需要更主动地综合运用风险管理策略以有效地规避风险。

三、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机制及其风险分析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点在于突破小农户在生产、组织以及市场方面的弱势，建立起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投入机制、市场交换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政策支持机制。尽管衔接机制的建立能有效地化解两者衔接的矛盾，激发小农户的内生动力，为小农户的现代性转型提供可靠的保障，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1．生产投入机制。建立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机制是提高小农户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畜禽产业作为农业中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农户所有、企业经营”的养殖模式是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在生产机制上的有效探索。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养殖户对于特定技能和知识的需求程度，不仅在饲料、兽药等生产投入要素的使用上更加精细，也在疫病防控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农户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依然面临着疫病风险的威胁。作为最主要和基础的风险类型，疫病风险不仅会对生产环节造成影响，还会衍生出其它的风险要素。由于社会公众的认识不足，当疫病大面积爆发时，消费者会对畜禽产品产生恐慌而大量减少购买，市场收购价格因此大幅度降低。此外，这种市场波动不仅是区域性的，非疫区也会受到市场价格变动的冲击。2．市场交换机制。以商品化为生产目的的现代农业要实现生产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而过高的交易成本往往是小农户进入大市场时面临的主要障碍。通过现代化的农业组织方式，发展产业化经营，引导分散的小农户向组织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转变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市场联结方式（赵军洁、徐田华，2019）。农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小农户进入现代化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依托途径。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小农户面临着由市场规模、产品和要素价格以及市场交易规则变化引发的风险。其中，市场价格风险是市场风险最主要和直接的表现形式。当前我国畜禽产业仍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阶段，内部供需不平衡和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都增加了市场的变化，造成了生产端和消费端价格的大起大落，农产品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也使得养殖户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压力和贸易事件的影响。3．利益联结机制。小农户是现代农业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建立健全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仍是促进两者有机衔接的发展重点和难点。联结机制应当保障小农利益的合意性，实现小农户与各类新型经营主体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徐旭初、吴彬，2018）。将小农户逐渐融入区域性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中，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链，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约生产的形式稳定农户的预期收益，发挥龙头企业在抵御风险方面的优势，将小农户进入市场时的风险内部化。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户的标准化生产，提升畜产品品质，实现小农户的增收。在实现利益有效联结的过程中，金融风险成为现代农业面临的新风险类型。与其他农业部门相比，养殖业对资本的依赖程度更高，农户在设备升级、养殖场建设等投资中往往受到资金约束。虽然专门的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户提供贷款服务，但养殖户在正规金融渠道获取贷款时往往较为困难。4．政策支持机制。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带动。在规模化的偏好之下，地方政府往往将大量资源倾斜在龙头企业上，小农户在产业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政府应当在财政政策上予以相应的支持，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确保小农户生产经营稳定的物质基础。尽管政策初衷旨在帮助农户，但也有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来源。政策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即政策变动和调整对养殖户带来的风险。环保法规的日趋严厉对畜禽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小规模养殖户还是大规模养殖场都将面临更大的环保压力。同时，政策风险还体现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扭曲。环保治理措施和禁养区的划定旨在通过提高养殖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使养殖污染更加可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环保问责力度大、污染治理达标难，层层加压之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形象采取“全面禁养”“一刀切”的方法限制养殖，甚至将一些经过改造就可以达到环保要求的养殖场关停，严重损害了养殖户的利益。

四、农户风险管理工具选择

农户通过使用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可以提高风险抵抗能力，减少收入波动。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有其适宜的范围和目标，风险来源和类型决定了风险管理方式。农户在个体特征和农业经营特征上存在差异，面临的风险水平不同以及各种风险之间的交互性影响了农户对风险策略的选择。1．农户策略：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是一种有效分散风险的方式，也是农户在实际经营中最常采用的低成本策略之一。多元化策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农户收入的多样化，即通过把家庭劳动力配置在不同部门，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结合起来以降低某一部门的收入波动，使得家庭收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二是利用不同经营项目收益之间的负相关性，将风险分散在不同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对于养殖户来说，生产经营的多样化既包括养殖品种的多元和分散，也包括将种植业和养殖业结合在一起。此外，养殖户还可以通过在不同时间点进行补栏以规避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剧烈价格波动，进而实现风险在时间维度上的分散。单独使用多元化经营策略对于降低风险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有效地降低收入波动，农户还需要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风险管理工具。多元化策略主要通过增加收入来源而减少了风险带来的整体收入波动。但使用多元化策略也意味着放弃一部分专业化，并且以牺牲一定程度的规模化为代价，尤其是在产业组织程度较高、资产专用性较高的畜牧业中，使用多元化策略需要农户追加额外的投资。同时，在实行多元化策略时，除固定投资外，农户还需要学习新的技术和知识，产生更多的时间成本。规模越大的农户专业化程度越高，相比于大规模养殖者，多元化策略对小规模生产者的重要性更为明显。2．组织化方式：合约生产。合约生产是畜禽养殖业中一种重要的风险转移和风险分担机制。作为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约生产将农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进行了有效的结合，一方面将风险在合约双方进行了重新分配，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收购方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合约双方的共赢。合约生产主要有两种形式：销售合同和生产合同。销售合同的合作模式中，企业与农户就农产品的销售数量、质量和价格等内容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价格随行就市，企业不参与农户的任何生产决策。这种模式下，农户主要将市场风险中的销售渠道风险转移给了企业，但依然承受了生产资料以及最终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在生产合同模式下，农户与企业签订购销合同，事先确定好交易价格。为保证最终农产品的质量，企业以赊销的方式向农户提供各种生产资料，并向农户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刘源等，2019）。生产合同模式下，公司一定程度参与了农户的生产决策，因此也承担了农户的部分生产风险。生产资料赊销的合作方式在一定程度减少了农户的资金投入压力，减轻了农户面临的金融风险。合约生产对农户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降低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可能使生产风险上升。该模式下，农户生产自主性较低，被动地依赖于订单发起人，并会根据订单要求进行一些具有较高专用性的投资。由于合约里约定了在固定的时间交付预定数量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大的生产风险。此外，过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合约双方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契约风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农业企业往往比农户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农户处于信息劣势一方，在签订合约时企业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二是在不完全合约中，农户按照合约规定进行农业生产时，需要进行一定专用性资产投资，在收购时可能面临企业的“敲竹杠”行为。第三，农户也可能在收购前衡量产品市场价格和违约成本，导致博弈不均衡情形的出现。3．市场工具：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分散风险、稳定农户收入的重要工具。在实施过程中，农业保险通过集合众多风险单位，以保费的形式建立风险基金，运用风险损失的赔付实现风险在农户之间的分散。畜牧业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一个分支，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对于商业保险公司来说，经营农业保险成本大而利润较小，缺乏激励开展此类业务。因此，大部分国家将畜牧业保险纳入政策性险种内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作为WTO允许的绿箱政策之一，保险相比于其他政策工具更具优势。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较早开展畜牧业保险的国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保险覆盖范围也从保障养殖风险扩展到保障市场风险。当前我国的畜牧业保险还是以管理生产风险为主，基本不能防范市场价格波动。虽然部分地区进行了价格指数保险试点，但试点地区及规模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养殖户的投保需求。此外，畜牧业保险中对不同险种的政策支持力度也存在差异，生猪、奶牛等大型牲畜已被纳入政策性保险，而家禽则属于地方性险种。尤其对于家禽保险来说，即使在已经开展保险业务的地区，保险公司也主要与养殖公司合作，散户的保险需求往往难以被满足。家禽保险对养殖规模设置了门槛，中小规模养殖户进行投保前，需要对养殖条件、环境设施、防疫条件等进行综合风险评估。4．风险管理工具特征及其适用性。农业风险具有多样性和交互性，某种特定类型的风险会通过一定的途径作用于其他风险，形成了农业风险之间的复杂作用机制。因此，风险管理方式不应只简单地针对某一种特定类型的风险，需要进行相互之间的协调。农户的风险管理实践表明，多元化策略属于风险自留模式，是农户较容易实施的风险管理策略之一，小规模农户实施多元化策略的机会成本要小于大规模农户。随着现代农业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农户实施多元化策略的空间也将逐渐缩小。合约生产属于风险分担模式，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农户风险的手段。其优势在于将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转移给龙头企业，一定条件下也能解决农户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有效地缓解金融风险，但在管理生产性风险上作用较弱。整体来看，合约生产使得风险在农户与公司之间进行了分担，但产业链中的风险依然没有进行有效转移。合约生产的不同模式还需要与农业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关联起来，“企业＋基地＋农户”和“企业＋中介组织＋农户”的模式能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农业保险也是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担工具，能使风险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上进行分散。但现阶段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针对生产风险，不能有效地规避市场风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风险管理模式能较好地应对农户面临的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对金融风险的有效规避还稍显不足。政策风险具有全局性，从农户层面上来说难以采取措施进行有效事前规避，只能在政策调整后被动应对。

五、现代小农风险防范机制建设

农户个体的风险管理能力是有限的，除了通过家庭内的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选择多样化措施实现农户层面的自我风险分担外，现代农业风险防范机制的构建还需要社区、市场和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合作。1．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运行机制。政府应当从宏观层面上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一个统一的农业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框架，在框架内加快该领域的立法进程和法规条例的出台，明确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能和界限，明晰各部门之间的职责与分工，为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市场创新风险管理工具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其次，完善健全风险管理组织，在农业农村部下设专业的风险管理机构，组织、协调其它职能部门开展风险管理工作。通过制定相关的风险管理政策、组织农业风险评估、研究和创新风险管理工具、开展相关的农户风险培训，综合管理产业风险。再次，加强政府的财政保障措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持续支持。尽管就保费补贴而言，我国的保障水平在国际比较中并不低，但整体上财政支持的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当更加完善和改进当前的财政补贴制度，使得财政支持更有效率。2．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也是管理现代农业风险的有效组织形式。政府应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产业化组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主体，联合起分散的小农户，将产业链中生产、加工和流通环节有机地整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促进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链内的流动和优化，提高经营的产业化和合作化水平。同时，鼓励农产品形成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品牌，提高市场地位和商品化程度，通过产业化合作降低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增加产业链内各个环节的获利能力。农业产业化保障了产业链中最弱势的农户群体能够获取一定的利润，增强了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此外，政府也应当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违约惩罚机制以促进利益主体各方的履约能力和长期合作，减少制约产业化发展的障碍因素。3．综合运用市场风险管理工具。政府应鼓励将合约生产、农业保险与农产品期货市场相连接，通过风险管理工具的组合设计将众多的小规模农户联合起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一体化风险管理模式。在农业保险方面结合现代农业风险的特征和区域特色加快险种和服务方式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开发价格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险种。扩大保险范围，针对不同生产特征的经营主体开发不同保险产品并设置不同的保险费率。通过合约生产将风险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中进行分散，对于产业链中不能分散的风险，由合作社或龙头企业主导参与期货市场，将合约生产转移来的各类市场风险分散给期货市场的投机者。同时，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规避风险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为生产者提供合理的价格和产量参考，减少经营决策的盲目性。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及其组合的功能优势，提高风险管理效率，实现风险管理目标。4．健全社区互惠机制。农民的生产生活是嵌入在其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的。基于“半熟人社会”，农户彼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生存联系，在亲朋好友、邻居和其他社区成员之间存在信息互换和利益关联，并通过互惠、互助的形式形成了稳定的社区交往模式。社区作为一个多重动力机制作用下的社会交往体系，起到了减震器的作用，社区互惠机制为农户提供了风险时期的安全网络。随着社区内劳动力流动的加剧，通过空间和地缘黏合的社区交往可能会减弱。因此，应当充分发挥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作用，积极鼓励社区内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人情往来、转移等多种方式在农户面临风险时提供非正规网络内的社区支持。在整合程度较高的社区内，一个家庭面临的冲击和风险后果会成为共知，社区层面的组织应当为农户家庭提供非正规借贷的渠道。

作者:何军 王越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