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风险管理体制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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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防范风险是金融行业永恒的主题。地方金融相对于全国整体金融而言，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只有地方金融的风险可控，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地方金融的市场定位主要在服务于“三农”和中小微企业，是地方政府实现地方经济目标的重要金融手段。地方金融主要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地方组建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商业保理公司和新型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机构，从监管职责上划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由主要有地方政府审批并实施监管。地方金融的发展不完全等同于整体金融机构的发展业态，具有增长速度快、面临挑战多、发展责任重①等特征。①速度快。网点迅速增加，遍地开花。自“十二五”开始，我国地方政府便相继出台地方金融规划，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重视前所未有的达到新高度。根据银监会公布数据，截止目前，我国仅农村商业银行已超千家，其中有二十一家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世界银行业1000强。②挑战多。近年来，地方金融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幅度增加，地方金融金融风险发生概率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伴随着金融改革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数量快速增加长，一些准金融组织和新型的金融业态迅猛膨胀，从多个层面和视角挑战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③责任重。地方政府具有维护地方经济稳定的责任，是地方金融风险的最终处置责任人。近年来，中央又进一步将地方金融管理职责赋予地方政府管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要“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2014年8月，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②，界定了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重点要强化职能转变和制度体制建设、完善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协调体制，明确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具有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地方性金融风险的政策属性。目前，各地政府也已基本构建了以地方金融办（局）为核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风险与体制关系很大，金融监管体制通常是指包括明确金融监管的职责、权利分配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总和，最主要的是要解决明确地方金融机构监管主体、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方式以及对监管效果负责的责任人问题。目前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体制不完善造成，因此深化地方金融风险体制改革就显得尤为迫切。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通过对构建地方金融风险管理体制进行分析，以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体制建设，积极防范地方金融做出探索。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我国地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已有十多年，但这十多年来，研究的着力点一直处于探索的阶段，寻其根，究其因，探讨地方金融风险的起因和对其划分是分析的主流方向。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对地方金融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反复论证（吴周雄，2015；李洪强等，2012）。地方金融相对于全国整体金融而言，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微观基础，只有地方金融的风险可控，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风险。邹小芃等（2008）[1]认为地方金融风险从风险特征上讲是具有一般金融风险的基本特征，从概念上讲，他认为地方金融风险是指地方金融机构经营过程由于流动性紧张等原因，并诱发地方经济金融秩序紊乱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后果和可能性。地方金融机构从属于当地人民政府管理,具有地方税收属性、地方业务属性和当地政府管理属性的三属性。从地方金融机构的范围来分析，不包括中、农、工、建、交及十余家跨区域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虽然这部分金融机构的相当权重的业务也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但这类金融机构实行的是全国一级法人体制，在界定地方金融风险范围时，通常不将这类机构列入地方金融风险序列。因此，地方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就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地方性证券公司、地方性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王立军，2016）[2]。地方金融风险的种类可以用风险主体、风险特征作为指标进行分类。赵鑫男（2014）[3]根据风险主体的不同，地方金融风险可划分为三类，传统金融机构风险、新型金融机构风险和类金融机构风险，主要包括这三类地方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根据风险特征的不同，地方金融风险可分为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等。从不同类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比例来分析，梅波（2014）[4]认为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中信用风险仍然是当前各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金融风险之一。此外，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创新风险等，同样构成地方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点与风险源。余薇等（2013）[5]则认为地方金融机构其产品创新时的知识产品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同样具有较大的风险。其中，知识产权融资风险主要包括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价值风险、权属风险及质押物处置风险等。而陆岷峰等（2016）[6]则认为，互联网金融风险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七大业态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发生一种损失的可能性。由于地方金融所涉及的组织和机构的特点，其风险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①政府管理职责定位不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间没有明确的金融管理分界线，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多、杂、广（梅波，2014）[4]。②地方金融管理理念及方式落后。存在组织架构不统一、管理职能分散、管理人员专业性不强、缺乏持续动态管理，缺乏市场化管理理念等问题，进而在地方层面产生了大量非规范的政策性融资平台（张雪兰等，2011）[7]。③地方金融普遍缺乏风险预警和监控。地方政府不能准确地选准金融机构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风险控制的平衡点，更多看重地方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而忽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对地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消极作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地方政府会更多的倾向于多批机构，批多种机构，而对于风险预警和监控措施关注较少。④地方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吴周雄（2015）[6]认为大部分地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仍是主角，通过政府可控制资源参与组建各类金融机构，较为典型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其大股东基本是由地方政府可控机构构成，结果，地方金融机构仍然没有建立起现代法人治理制度，内部产权仍不明晰，行政色彩浓厚，行政干预现象层出不穷，内部体制问题较为突出。在究其因之后，如何构建地方金融风险管理体制，防范风险，化解风险才是重中之重。刘月（2014）[8]对美国、德国及英国地方金融风险的管理体制作了深度研究，美国在金融机构机构出现风险事项后,金融管理部门会选择警告或合并的方法对风险进行分散和化解，通过存款保险基金的方式来保护投资者的基本权益。德国金融管理部门，面对有风险的金融机构时,通常选择极为谨慎的态度,至于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是否用退出市场措施，通常较为灵活:银行由于性质的不同，其退出方式也有较大差异,如果是国有银行，国家代其偿还债务；如果是股份制银行，一般会先选择停业、关闭，进行冷冻处理，这期间，其他金融机构如愿意合并之则可以不进入破产程序，反之，则进入破产程序；储蓄存款则由存款保险公司和股东负责；对于有问题的信用合作银行，一般会由同业协会接管或兼并。英国政府的做法有别于美国和德国，英国在对待金融机构许可时尺度较宽，但如果英国政府一旦认为不合标准时则会立即注销；对于金融机构破产处置上，政府较为关注申请人权益的保护，问题机构即使在破产程序申请过程中，仍然可以继续经营，但是金融管理当局并不能参与程序的运作。同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措施方面，我国则更多选择关闭资不抵债、支付危机、管理混乱、违法违规类金融机构的路径，以多样化方式来积极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刘月，2014）[8]。北京市、上海市以及山东省从管理体制入手严格防范地方金融风险方面最具有代表性。（1）北京市主要积极探索构建地方金融监管协调体制。在现行的人民银行北京营业管理部、北京市银监局、北京市证监局、北京市保监局的“一部三局”的金融管理架构基础上，北京市先后构建两个大的金融监管方面协调体制：由三个监管局在2003年设立的“北京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由人民银行北京营业管理部在2004年3月设立的“北京金融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碰头会制度”。经过多年的运作，在两个会议制度引领下，各机构先后签署一系列部门战略合作协议，在建立高效有序的金融监管协调体制作出较多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夏蜀，2012）[9]。（2）上海市则积极推动集中统一监管体制，主张地方金融实施综合监管理念。2016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下发《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开展综合监管试点探索功能监管实施细则》。上海金融综合监管联席会议暨自贸试验区金融工作协调推进小组会议在市政府召开，意味着实质性启动了上海金融综合监管试点工作。（3）山东省政府在加强地方金融管理在界定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范围方面开创了先例。2013年12月，山东省政府出台我国首部《关于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的意见》，意见明确规定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和人员配置标准，规定了山东省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对象包括中央驻山东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法定监管范围之外的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基本明确了山东省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责、方式，当中有十五条规定了金融监管方面内容，并规定“一行三局”监管之外的地方金融组织必须纳入地方监管范围，这为地方金融服务、发展和监管提供较为系统的法律保障（张旭等，2014）[10]。该《条例》经过山东省人大审议于2016年7月1日起在全省实施，法规制度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三、地方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与体制原因

近年来，中央政府将金融管理职权进一步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构建了以地方政府金融办（局）为主体、其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参加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2014年8月，国务院进一步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赋予地方政府具有维护本地金融稳定、防范地方性金融风险的责任。伴随着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来临，地方金融机构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传统以地方性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基础上，出现了以新型的金融机构以及类金融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新的金融业态，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内涵进一步拓展。（一）地方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伴随着时代变革、经济周期转换以及互联网的持续渗透与冲击，如今的地方金融的服务定位与经营模式均发展了转变，因而地方金融所蕴藏的风险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并集中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复杂化。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科技不断渗透到各行各业中，有力推动着各业态模式的快速发展与转型升级，同时，各类新型互联网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也在日益复杂化。以P2P网贷行业为例，截止2017年1月底，全国累计成立的网贷平台数为5881家，累计成交量为36500.85亿元；而与此同时，累计停业及问题平台数也达到了3493家，即正常运营平台仅占40.61%，行业早期的资金池、自融、跑路等违法行为较为普遍，更是相继发生了泛亚兑付危机、大大集团暴雷等恶性案件。类似地，互联网金融中众筹、第三方支付等业态的金融风险也急需重视，违法犯罪案件数量明显多于传统金融领域。虽然2016年4月开始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对规范行业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但互联网给地方金融带来的日益复杂化风险仍需持续关注与应对。这类风险所涉及受众多、机构多、范围广，处置时具有极为难以处理的复杂性。二是多样化。除了传统的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经营风险、流动风险、信用风险等，如今“涉众型”风险也是层出不穷，某些地方金融机构利用技术手段，开展非法金融业务，导致大量普通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失，如非法集资、非法设立资金池、自融等等，利用高息吸引平民百姓的血汗钱。并且这一类风险具备极高的传染性，易引起恐慌，进一步导致挤兑风险。以轰动全国的e租宝案件为例，根据国务院处非办材料，到2015年12月3日止，e租宝案件所涉及到的投资人用户达到901294个，充值累计余额达到581.75亿元，累计投资额达到745.11亿元，当中估计有15亿元人民币被实际控制人丁宁用于个人挥霍、赠予亲属、情人及相关人员，给全国广大投资者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恶劣的消极影响。数据表明，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单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立案的就达30000余起，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对非法集资等立案数、涉案金额虽然比2015年下降8.9%和7.3%，扭转了此类案件高速增长的势头，但是“涉众型”金融风险事件仍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以不同形式不断影响着区域金融的安全与稳定。三是区域化。金融业务相互交叉，金融风险跨界传染并不少见，如今的地方金融风险已经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推行地方金融风险综合监管，有利于防范与化解地方新型及互联网金融风险。当前地方政府在地方金融风险管理的制度完善上滞后于地方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金融管理存在着真空地带，有较大的金融安全隐患，同时，新型地方金融业务的监管又没有可参照的成功管理经验与案例。以小贷公司为例，在经济继续下行以及网贷行业强势崛起的冲击下，小贷公司无论是公司数量、实收资本、从业人数还是贷款余额方面均呈现减少趋势。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半年报中，在新三板挂牌小贷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幅平均值为-8.74%，而且净利润同比增幅均值也为-26.83%，同年三季报中，上述两个数值还呈扩大趋势，分别为-11.49%和-23.09%。从行业数据分析，2016年末，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共有8673家，贷款余额为9273亿元，两个指标分别比2015年减少237家、131亿元。小贷公司作为地方金融的重要主体力量，一旦出现发展衰退或者关门潮，必然会给所在地的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此外，各地其他类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金融机构与企业间提供相互担保、交叉承诺、循环开票等表外等融资方式进行关联套利、空转套利、监管套利，有些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的风险表外化十分严重。据统计，2016年多地银行的表外业务增速高达50%左右，上海银行业表外业务余额甚至达到总资产余额的1.8倍，表外业务风险也是引起地方不稳定的重要风险源。这类风险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影响的范围一般局限在金融机构所在地及所开展业务的区域，当然，这种区域性风险也不排除可能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甚至传导成行业及全国性金融风险。（二）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体制原因（1）监管履职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第一，地方人民政府的金融监管工作目前还没有适应地方金融风险特征、系统的管理制度、法律规定。在防范地方金融风险实际工作中，因为缺失上位法，地方金融监管立法工作推进困难。例如，目前对准金融机构如担保公司、典当行基本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也没有完善的外部监管机制，致使这类准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管理比较混乱，一些准金融机构偏离成立时的初衷，放弃主业，利用机构平台进行高息借贷、融资放款、赚取高利。第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行权缺少明确的法律法规，这必然影响地方金融监管效力及效果，中央政府虽然赋予地方政府承担地方金融风险的处置责任，但并没有明确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职权，因此，地方金融监管力量配备不足，面临压力较大。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在风险处置过程中，难以采取有效的惩处措施，意味着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执法依据上不充分。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督也是由地方政府监管的，虽然2015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等十部门联合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鼓励并支持互联网金融的规范发展，并且确定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监管的机构分工。但从《指导意见》法律效果看，这个指导意见虽是一份规范性文件，但法律位阶较低，执行起来效力较弱。一方面可能引起合规经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得不到法律保护，出现劣币驱逐优币的现象；另一方面少数不法分子也会利用制度与法律的空白或执行力，借机进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2）监管权责不完全对称。自从2008年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委托地方政府负责小额信贷公司的准入和监管等职责以来，地方政府已逐步成为维护区域性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目前地方政府有监管责任，却没有相对应的金融监管权限，在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维护辖区内金融稳定、协助“一行三局”处置地方金融风险的责任，对于新型类金融机构风险监管地方政府也缺少相对应的监管手段和依据。实践中，查处小额贷款公司违规行为时，经常由于得不到法律支持的权限而难以处置，导致监管工作容易流于形式；地方政府不拥有城商行、农信社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主要在中央金融监管派驻机构，地方监管部门对其日常经营基本无权过问，导致此类机构风险隐患及监管信息不对称，往往事后疲于应付。权责失衡的体制致使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进行风险处置，对地方金融风险难以实施主动管理。（3）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各类监管主体多且分散。由于地方类金融机构种类较多，因而，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类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多且分散，多头监管不仅监管力量分散，监管效率也很低。一是部分监管主体缺乏专业监管能力，监管手段落后，缺乏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二是在多头监管体制下，容易形成监管真空地带和重复监管。三是某些领域监管责任不明确，一旦形成地方金融风险，单一监管主体难以完成化解和处置重任。（4）条块间金融监管工作难以协调。近年来，各省政府虽然不断努力通过各种方法，加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派驻机构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络，但由于缺乏顶层制度设计，这种沟通协调范围十分有限性及效率的有限性。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农民资金互助社却分别由金融办、经信委、商务厅、农工办（农委）审批设立，出现“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且风险处置的责任也不清晰，部门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协调和配合。（5）监管难以进行事前风险防范。由于金融创新模式发展迅猛，金融混业经营程度不断深化，地方政府无法及时获得有效监管信息，监管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难以进行事前风险防范。权责分离和监管信息不对称造成地方政府在风险防范处置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非法集资、非法设置资金池等案件处理，难以做到事前防范和保证事后处置的效率。（6）监管体制缺乏全覆盖体制。在各省政府省内各级现行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体制，主要监管对象是以“机构”或“组织”类型为标准，而非以“业务”或“功能”为尺度来进行分类监管，这就容易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的问题。在如今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发展迅猛，混业经营的模式层出不穷，例如某P2P平台同时做到信息中介、资金池及商业保理等业务。以现行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规定，网络借贷平台主要由省金融办监管，然而涉及到商业保理业务性质并不在其监管职责范围内，而是省商务厅的职能，容易造成“监管重叠”或“监管空白”的两难局面，最终会导致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低效率状态。（7）监管力量较为薄弱。一方面，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金融监管经验的人才较少；另一方面，在有限的人才队伍的情况下，要监管地方众多的地方金融机构，可能会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农村资金互助社、投资咨询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具有融资功能的非金融组织违规经营行为泛滥，风险事件频发。

四、建立新型地方金融风险管理体制的着力点

稳定与发展是地方政府首要的两大责任，两者缺一不可。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发展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重大职责，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即是完善防范地方金融风险体制与体制。依据上文中分析的我国当前地方金融风险的特征以及地方金融风险的监管体制与体制现状，针对其中的不足之处，本文逐项提出针对性建议。（1）不断建立和完善符合地方金融特点的监管机构。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地方政府具有对地方金融的监管权限，同时也有应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处置责任。因此，作为管理的基本要求，首先,要明确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的权限以及处置责任。从地方的省级政府着手，层层推进改革，细化工作程序，强化制度保障，解决当前监管权限责任不清晰的问题。其次，促进地方金融风险综合监管发展，加强综合金融监管的内部协调，提高金融监管协作效率，完善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体制，这样可以适应地方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防范地方金融业务交叉风险，避免地方金融风险跨界传染。最后，尽早建立针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扩大监管的覆盖面，以消除地方金融监管的盲区。（2）出台地方性金融监管条例，提升地方金融监督部门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通过地方人大立法颁发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有法可依。首先，出台针对各类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条例，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金融监管的细则，强化地方金融监管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为地方政府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提供法律保障。第二，由地方政府金融办（局）牵头，建立由工商、公安、金融等多部门的联动执法、协作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严厉打击地方金融违规、违法案件，以保护广大投资人的财产安全。第三，明确划分监管“一行三局”监管之外的地方金融组织，避免由于技术更新等原因造成的监管缺位、监管重复现象发生。第四，树立科学的风险处置原则。在风险处置方面坚持“谁批设机构谁负责风险处置”的原则，相关监管机构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应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形成快速、有效的风险处置体制。（3）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协同监管，实现监管信息资源共享。第一，可以构建地方各类金融机构征信系统。可由省一级地方政府牵头，搭建地方类金融机构信用信息中心共享平台。通过搭建地方金融机构征信管理平台，通过提升地方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度，便于管理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运营实施适时监控，便于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处置作出迅速反应，提升应对地方金融风险主动性。第二，建立监管信息共享体制。打通地方金融部门与司法部门信息渠道，统筹管理好地方法院、公安、人民银行、银监局、金融办等部门的金融信息资源，不断完善金融事件统计分析制度，增强各管理部门工作协调性和一致性，提升对地方金融活动异常研判能力，实现监管信息资源的共享。第三，不断创新地方性金融风险机构的监控体制。重点加强对各地区重点企业债务风险、信用风险、担保圈风险的监控，创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对风险进行监控，做到日常监控、信息收集、协作处置的监管体制。（4）不断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程度，实施“互联网+地方金融监管”战略。第一，积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利用大数据、信息自动化等互联网专业技术进行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确保获得及时准确的监管信息。面对不断互联网化的地方金融发展，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运用信息监管手段于监管实践中，将互联网新技术融于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当中，增加地方金融监管的主动性、超前性、科学性。第二，不断建立和完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健全金融行业的数据统计、分析制度，组织定期现场走访以及不定期的现场排查，加强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地方金融监管信息共享程度，提高监管的准确度和灵敏性，增加处置各类地方金融风险的主动性。第三，完善金融发展激励体制。从监管处罚的反面出发，加强金融财政政策倾斜，优化金融运营环境，建立激励体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优先为金融生态良好地区的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既加强地方金融风险自律体制，又拓宽监管信息获取渠道、提升监管信息的获取能力。（5）进一步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责任，明确各监管主体的业务边界。第一，明确划分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范围。可以各类地方金融模式的“属性”为标的，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散落在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将不属于“一行三局”法定监管的各类具有金融功能的机构全部纳入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要将地方金融监管范围全覆盖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第二，树立权责对等原则。哪级政府承担风险处置责任就应由其相应级别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随着各种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应动态调整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职责。第三，明确差别化监管理念。制定差别化信贷政策，落实“有扶有控”要求，引导地方金融机构根据重大技改、产业升级、结构调整项目等国家重点项目，完善信贷准入体制，加大对战略性创新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等领域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对于长期亏损、环境污染、高能耗、丧失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坚决压缩退出授信。（6）注重地方金融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地方金融监管人才培养常态化。第一，强化监管队伍与合理配置人员。监管全省上千数量级的地方金融机构，须加强与各地方金融监管队伍的协调合作，明确岗位职责与权力，合理调配人员。第二，注重质量提高和效能优化。特别是对地方金融监管人员进行金融、经济相关专业以及金融法律知识方面的持续培训。第三，不断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工作制度。通过制度的建设，使地方金融监管人才的培养常态化，同时还要加大从社会上引进金融专业人才充塞地方金融监管人员队伍。第四，兼顾数量引进和结构调整。一方面，适度放开有关监管部门进人政策，充实监管岗位。另一方面，进行监管人才地区间调剂、系统内调剂和部门间调剂，将合格的金融人才调整充实到监管岗位，充分合理配置人员。（7）加强地方金融行业协会建设，构建辅助监管体制。第一，协助完善监管体制与体制。通过行业自律，健全各类地方金融行业信息披露、信息共享等体制。行业协会组织是实现行业自律的重要机构，可以对行政监管信息进行有效的传导，也是创新地方金融监管的重要方式。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如果能充分发挥，有利于地方金融行业规范有序的成长，提升从业机构审慎合规性，便于营造监管效率更高、方式更灵活的金融环境，扩大地方金融监管的弹性和效率。第二，按地方金融机构的类别设立地方金融行业协会。行业协会能够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提供标准化、透明化、集中化的行业数据，并且能提供具有反冲效应的对话机制，利于降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对各类地方金融行业协会进行统一监管、综合自律、沟通协调、通力合作，通过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促进各类地方金融企业能实现自律监管和依法经营。同时，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要代表各行业协会统一发声，综合反应地方金融行业合理诉求。第三，要积极支持各行业协会建立和完善行业信用评级制度，通过定期不定期各类地方金融机构的评级状况，适度奖惩，支持运作规范、诚信经营的评级高的机构，控制评级较低的金融机构，促进行业结构不断优化。（8）切实加强投资人风险教育,积极构建投资人进行适当性投资的引导体制。要将对投资人的教育作为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根本性措施来抓，只有投资人的风险意识强了，才会远离非法集资，进行理性投资。如何强化公众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教育？第一，由于投资人缺乏风险意识，对形式多样、隐蔽性和欺骗性强的非法集资活动没有辨识能力，这样就加深了潜在地方金融风险。因此，强化各地投资人的投资风险，提高警惕性，增加非法集资等违法金融行为的识别能力。第二，强化广大金融投资者的互动沟通平台。打造具有各地政府特色的金融教育平台，提高教育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第三，优化投资者教育基础设施。加强投资者教育基地及教育网点的建设和布局，要以利用现有设施及便利居民为原则，教育内容要丰富多样，通俗易懂。可以充分利用各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比如可以作为投资者教育网点，增设各类投资理财基础知识书籍、宣传册、触摸屏等，定期或不定期安排金融专家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等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向广大投资人介绍各类投资品的特点，特别是要对各类投资品的风险进行充分的揭示。

总之，保持地方经济稳定发展，将金融风险管理好十分重要，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将地方金融风险控制在预期之内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根本保证。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地方政府就必须从机制和体制两个方面入手，从制度上深化地方金融风险管理的强制性与约束力。金融作为经济的一个分支，金融的稳定对于我国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十分必要，因此，必须面对现实，深化改革，将地方金融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以推动全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作者:王婷婷 单位: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