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存档权实现及生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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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信息长期保存需要以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发现和确认为前提。文章分析了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内涵和构成，认为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公共信息机构是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权利主体。网络信息存档权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具体表现是:为国家积累数字文化遗产(或资产)提供保障，为公民信息获取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为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资源。只有通过新的立法(如图书馆法)和对已有法律法规的修订(如档案法、出版法规)等途径，平衡各种信息权利的关系，才能有效实现对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法律确认。在赋予公共信息机构网络信息存档权时，需要对其提出相应的义务要求。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管理体制与机制、良好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能力以及科学的运作流程。参考文献15。

关键词:网络信息;存档权;保存

网络信息存档是指有关主体针对网络信息更新快、易消逝等特点，对其中具有长远保存价值的信息实施捕获、归档和存储等管理过程，其目标是实现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和可利用。从目前国内外开展网络信息存档的实践看，它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实施网络信息存档的主体多样(据调查，目前所有主体中有50%是国家图书馆，10%是高校图书馆，8%是其他类型图书馆，3%是国家档案馆，3%是内容提供商，26%是研究机构、政府组织等[1])，但这些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并不明确[2]，这极大地降低了网络信息保存和管理的效率;二是在网络信息存档策略上出现了全面存档和选择存档两种不同选择，其中较为流行的是选择存档。在选择存档中，存档的客体对象较多地集中在学术信息、科技信息等方面，而相对忽视对政府或企业网页信息的存档和保存;三是在网络信息存档组织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知识产权问题。例如，有关主体是否有权将其捕获到的网络信息加以保存、转换格式、复制拷贝和提供检索等，就是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事实上，上述诸多实践问题最后都可归结为网络信息存档权问题，即何种主体、对何种网络信息、享有何种具体信息权利的问题。虽然对网络信息实施长期保存与存档已经成为信息界的共识，有关主体在事实上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存档权利，但这种权利仍是一种应有权利，远没有成为获得法律支持的一种正当利益要求，没有成为由国家强制力和诉讼机制进行保障的法律规定，更没有转变为一种现实权利状态。本文试对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内涵、正当性和保障途径等进行论述，以期对我国网络信息存档行为的法制化有所助益。

1网络信息存档权及其正当性分析1.1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内涵网络信息存档权是有关主体出于为国家和公众长远保护网络信息和有效开展服务的利益动机所具有的对网络信息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捕获、归档、保存等权利，它是有关主体为了履行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必须具备的职业权利。

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权利主体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实际承担者是其内部的图书与档案机构)、信息内容服务商等都可能成为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权利主体。虽然有专家提出，由谁对网络信息进行存档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行动就好[3]。但此说似乎有些极端。如果在网络信息存档中不考虑存档机构本身的性质及其实施存档行为的动机、存档机构自身的生命周期、不同存档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等，则可能会导致网络信息存档行为的各自为政和权利冲突现象的频繁发生，也会极大地影响网络信息存档行为的安全性和整体效率。从可供选择的各类权利主体的社会职责、基本性质、服务对象、自身安全性、业务基础与设施条件等因素比较看，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应是最佳的权利主体。

因此，应该由能够“维持几百年以上的专门的长期保存机构，比如图书馆、档案馆对网络信息进行长期保存”[4]。虽然目前有一些信息运营机构(如百度)、高校或科研机构图书馆、政府组织等均已参与到网络信息存档的行列，但它们能否成为长期的信息保存机构仍是一个疑问(作为企业的信息运营商有关、停、并、转的压力，政府组织也可能被重组)，而且从其面向的服务对象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职责看，它们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自益性或营利性，而不是他益性或公益性)。网络信息存档权之所以赋予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公共信息机构，原因就在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共信息机构不仅是一种机构性存在，而且是一种制度性存在[5]，其公益性、服务性、公平性、永久性等特性均为网络信息长期保存和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础，它们均可以成为合格的网络信息保存责任者。国际范围内正广泛展开的网络信息存档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以公共信息机构作为网络信息存档权利主体的选择取向[6]。

网络信息存档权的义务主体是有关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和者，它包括机关、组织、社团和个人等一切参与网络信息生产与的当事人。在界定这个当事人范围时，从保证网络信息存档范围全面覆盖的要求看，一般应包括“本国”范围内的所有相关主体。虽然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权利主体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对域外有关适用的网络信息或针对本国的网络信息进行捕获与存档，但这些域外的网络信息生产者和者并不能构成网络信息存档权的义务主体。

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客体对象应是本国所有网络信息者和生产者形成的所有信息对象，而不论这些网络信息的内容、语种和格式等具体情况如何。例如，北京奥组委官方网站(英文版)、近期开通的“真实的新疆”英文版网站等都应属于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客体对象，它不会因其语种上的特点而免除存档。在网络信息存档权客体对象的研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如何对待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网络信息存档问题。

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7]。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要维系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调整知识产品生产与使用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目标出发，网络信息版权人不能因其享有网络信息的版权而提出免除其存档义务主体的责任。利益平衡、合理使用等原则应是处理网络信息版权与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档案馆网络信息存档权关系的基础。针对新技术环境下知识产权人权利不断扩张的趋势和网络信息存档的要求，国际社会正在研究和制定网络信息长期保存的政策框架。它们提出解决此问题的主要方法是:拓展呈缴法(如挪威、丹麦)、修改版权法与其它相关法律(如增加合理使用的范围)、设立和利用保存许可条款或集团许可(但美国学术图书馆现有的网络信息保存与使用许可协议中60%没有包括存档权限)、提供保存权限元数据等[8]。无论采取上述何种方法，其目标都是创设和保障网络信息存档权，并将包括具有知识产权性质的网络信息客体对象纳入到存档权调控的范围之内。

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利益目标是为国家和公众长远保护和利用网络信息提供保障。从一定意义上看，网络信息保管是为后代的保管，保管是为用户与社会利益服务[7]195。公共信息机构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使存档权所要实现的利益不是自益性的而是他益性的。对公民和社会而言，它们可以在保存和利用网络信息的行为中实现物质或精神上的利益，这些利益是公民和社会利益体系中的重要利益内容。但是，由于网络信息自身的诸多特点决定了用户与社会的利益极易受到损害，而现有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还不足以保护此种利益(相反，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拓展的趋势还可能会进一步损害这种利益)，这就要求通过网络信息存档权的确立来实现对有关利益的保护。

1.2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正当性证明权利和正当相关，任何权利是否具有正当性都需要证明，对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正当性证明也属必要。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正当性基础表现在以下方面:(1)为国家积累数字文化遗产(或资产)提供保障网络信息存档权的生成是为了回应现代社会的需求。网络信息已经被置于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被誉为国家的“数字资产”。但是，这些“原生数字资源”和“数字化遗产”也正面临着巨大的消失和不可获得风险[1]177-178。作为网络信息生产者和者，它们可以自由地在网上与更新信息，其本身也并无信息长期保存的责任。而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人类文化遗产保存机构在网络信息长期保存中却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公共信息机构要想履行其网络信息保存责任却面临着很多法律上的障碍，例如合法获得网络信息的障碍、学术资源的知识产权障碍等。针对这一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8月19日发表的《保存数字化遗产宪章草案》第八条提出，会员国制定的国家遗产保存政策应该保证图书馆等公共文献保存机构可以在缴送法制或其他法律强制力的作用下获得数字化遗产。因此，确立网络信息存档权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相关保障措施，是实现为国家积累数字文化遗产这一重要目标的必然选择。

(2)为公民信息获取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现代法治强调保障人权、实现人的权利追求。人的信息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其实现也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不仅是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利的一种机构，而且是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利的一种制度。公共信息机构承载着保存与传播文化的社会职责，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等权利的实现。因此，公共信息机构所提供的信息不能只有纸本文献信息，也应包括网络信息，在条件许可时甚至能够实现对网络信息的证据保全。由于网络信息面临着巨大的消失和不可获得风险，这就要求公共信息机构在应对这种风险中要有所作为。如果公共信息机构不具备网络信息存档权，那么它所承载的社会职责就无法完成，公民信息获取权利就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事实上，针对网络信息消失和历时不可获得的风险，国际社会纷纷启动了诸如“网页存档计划”、“数字档案系统”、“Web信息博物馆”等建设计划或项目[9-10]，上述计划或项目的实施均是典型的国家存档行为，它们理应有网络信息存档权作为保证。

(3)为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资源在现代社会，“信息是支配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已经成为共识。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越来越依赖于保存、开发和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欧美国家甚至将网络信息生产、获得和利用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实现对网络信息的长期安全保存是进一步开发和再利用这种新型资源的基础和保证[11]。在确认网络信息存档权基础上形成明确的网络信息保存和开发责任机制，有利于实现对网络信息的安全保存、科学配置和有效开发，从而进一步发挥和扩大网络信息资源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综上所述，网络信息存档行为及其重要性表明，目前已经到了必须对网络信息存档权进行法律确认和规制的时候。网络信息存档权应该被确认为是一种法律权利，其实现也应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2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构成

公共信息机构的网络信息存档权是一组权利形态，它包括网络信息选择权、网络信息缴送请求权、网络信息处置权、网络信息标准化权和网络信息存档保障权等。

网络信息选择权是指公共信息机构有权根据有关制度所赋予的职责和网络信息特点，优先保存有消失危险和有重要价值的网络信息，并从载体、内容、摄取方式、保存形式等方面选择网络信息管理模式。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档案馆有不同的目标职能定位，它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所有网络信息都进行存档。因此，明确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等公共信息机构在网络信息存档活动中的责任分工并制定不同的选择标准，就成为网络信息选择权赋予的重要一环。事实上，究竟是根据用户的现实需要还是根据长远价值来选择网络信息，历来就存在着争论[12]。笔者认为，基于价值论的视角进行网络信息选择具有长远性和超前性，也符合公共信息机构的基本职能定位。从策略上看，为了形成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并有明确分工的网络信息存档合作体系，公共图书馆可以主要以文化、学术和科技类网络信息为存档对象，而公共档案馆则主要以政府、企业等管理类网络信息(包括有关公务类电子邮件)为存档对象。

网络信息缴送请求权是指在现有出版物缴送法律制度基础上，将网络文献定为法定缴送对象，公共信息机构依规定对缴送的网络文献进行保存。1997年丹麦修改了缴送制度，明确规定网络上的静态作品属于正式的缴送对象;法国国家图书馆被授权接受所有互联网网站的呈缴等。它们事实上就是赋予了公共图书馆以一定的网络信息缴送请求权。在网络信息缴送请求权的确认上，应该明确的是:网络信息的具体缴送对象是什么(不仅包含实体的电子出版物，还应包括以网络形式出版发行的资源，以及以网站形式存在的网络信息资源;或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11种资料作为对象)?公共图书馆与公共档案馆等公共信息机构在缴送请求权上有何区别?如何保障这种网络信息缴送请求权的实现?等等。

网络信息处置权是指公共信息机构在捕获或存档网络信息过程中具有对网络信息进行加工组织、检索服务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权利。

由于网络信息内容丰富且类型多样，如何在复杂的权益关系结构中实现对其有序组织和服务利用，这取决于公共信息机构是否享有一定的网络信息处置权。赋予公共信息机构网络信息处置权，使其可以根据网络信息保存活动中涉及到的有关主体权益关系结构和责任体系确定各种内部管理机制。例如，加强组织管理机制、存储系统的技术支撑机制、网络信息开放与使用控制机制、长期保存管理元数据方案等[13]。

具体而言，公共信息机构可以在存档处置权运用中实施对有关网络信息有效性的验证(验证权)，对网络信息进行格式转换、析取元数据或进行迁移与更新等(数据加工权)，根据有关主体的权益关系确定网络信息开放与服务范围，并实施服务管理(服务权)等。

网络信息标准化权是指公共信息机构可以从网络信息长期保存和可利用的公共利益出发，对网络信息长期保存和利用中涉及的管理与技术标准提出要求，并参与有关标准的制定和检查工作。网络信息存档涉及的管理与技术标准主要包括:长期保存元数据、文件格式、信息选择标准、信息模型、存储空间技术规范等[13]142。

网络信息存档保障权是指公共信息机构在网络信息采集与捕获、存储与组织、检索与服务过程中会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它们理应依法获得必要的政府预算支持和其它条件保障。目前我国对公共信息机构的财政支持还缺乏明确、系统的法律规定，公共信息机构所获得的财政支持水平和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主要领导的劝说和公关能力有关。为了保证公共信息机构有能力参与网络信息存档活动，切实履行其网络信息长远保存者的责任，可以依区域内网站数量、网页增长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为依据，通过政策或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公共信息机构的人、财、物等网络信息存档权保障标准，或者通过政府专项财政资金以项目形式对网络信息存档活动进行支持。从实际操作看，目前欧美国家有关机构多以项目或专门计划的形式来获得网络信息存档活动所必须的各种保障条件。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在2003年通过了国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和保存计划，获得了1亿美元的经费支持;2007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资助“蓝带特别小组”，关注数字保存和持续存取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发展等。这一切都表明，网络信息存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已经引起有关方面关注。目前需要从政策与法律上对公共信息机构的存档保障权进行明确与界定，从而形成一个支持网络信息长期保存与利用的政策框架与措施。

与网络信息存档权共生的是有关主体要依法履行一定的协助或保障义务。具体而言，它主要分为以下两类:对网络信息生产者与者而言，它们主要是应依法履行网络信息呈缴、移送、协助等相关义务。公共信息机构在实施网络信息捕获与存档过程中，可以根据网络信息生命周期状态、可能消失的风险及其价值水平等，要求有关信息生产者与者定期或不定期呈缴和移送网络信息，信息生产者和者有及时呈缴和移送网络信息的义务，并保证所移送的信息与其信息相同。同时，网络信息生产者与者也要对公共信息机构的网络信息存档行为提供各种协助。例如，网络信息标准的采用、知识产权的许可以及围绕技术、经济和政策等其它问题与公共信息机构开展广泛合作。

对各级政府及信息资源主管部门而言，为了保证公共信息机构能够在“数字资产”和“数字遗产”保存中履行应有的职责，从基础设施、技术条件、政策导向和财政支持上为公共信息机构提供必须的保障是其应尽的义务。一方面，政府可以作为投资人直接履行其保障主体的义务;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通过政策供给，引导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公共信息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参与公共信息机构组织的网络信息存档活动。

由于公共信息机构并不是行政机关，它们无权要求或制裁义务主体的有关行为。因此，对上述两类义务主体而言，唯一的方法就是经法律授权要求其履行义务。

3网络信息存档权的确认与行使3.1网络信息存档权的确认途径网络信息存档权作为一种从入口上保障我国数字文化遗产得以留存的重要权利，其正当性不容置疑。目前的关键是通过何种方法使这种权利得到法律确认，从而使这种应有权利获得法律上的支持，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事实上，是否将一种应当保护的利益上升为法律上的权利，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立法技术、民族文化传统、社会的宽容程度等等。从立法技术上看，网络信息存档权的确认可以选择以下几种不同路径:一是调整现有的出版法规，将数字化产品加以规范并纳入国家的收藏范围，确保所有对后世有价值的内容受到保护[14]。利用这种方法确认网络信息存档权存在以下局限: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呈缴本的接受者是国家图书馆、版本图书馆和新闻出版总署，如果仍以它们作为网络信息存档权主体，势必会限制存档权主体的范围，并将其它公共信息机构排除在外。而且，事实上由国家图书馆完成全部网络信息存档任务也不现实。现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出版物呈缴对象是图书、杂志、报纸、音像样本及其电子出版物，如果将各类网页信息纳入到呈缴范围，则势必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国出版物的内涵及其呈缴制度。从目前国外的实践看，虽然少数国家已经扩大了出版物呈缴方面的规定，将网络文献纳入到法定缴送对象，但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似乎也并未超出“图书、杂志、报纸、音像”等电子出版物或静态作品的范围，而大量政府或商业网站信息显然未被纳入呈缴范围。

二是在图书馆立法和档案法修订过程中，明确赋予它们网络信息存档权。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图书馆法的立法工作，档案法的修订也已进入关键阶段。如果能在上述立法过程中明确将网络信息作为收藏或存档对象，在有明确分工基础上赋予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档案馆对不同网络信息具有不同的存档权，并具体规定相关主体的义务内容，从法律上设计存档权的具体保障措施，那么，网络信息长期保存与利用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由于相当多的网络信息受知识产权法保护，通过图书馆法和档案法来确认存档权，势必会引起存档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如果不系统考虑存档权与其它相关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平衡问题，必然会产生网络信息存档权的虚置现象，并最终导致其无法有效实现。

三是在信息权利内容统筹与平衡基础上，系统设计信息立法体系和立法规划，将存档权的确认纳入到信息立法议程。虽然信息立法工作可以分阶段完成，但信息立法体系和信息立法规划应是系统的和带有预测性的，这一点在我国显得尤为迫切。在网络信息存档权提出和确认的过程中，它首先就面临着与知识产权、信息秘密权(虽然网络信息客体对象因被公开，其保密性程度已大大下降，但在一定范围内它们仍可能具有保密要求)等信息权利之间的协调难题。这表明，提出和确认网络信息存档权并非难事，关键是要处理好它与其它信息权利的平衡。只有将信息立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进行通盘设计和规划，才能兼顾多种不同的信息权利类型，实现不同类型信息权利的平衡和协调，信息立法也才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

综上所述，由于网络信息存档权确认有上述三个不同路径，而且其优劣特点互为补充，因此，只有在研究设计系统的信息立法体系和规划基础上，通过新的立法(如图书馆法)和对已有法律法规的修订(如档案法、出版法规)等途径，平衡各种信息权利的关系，才能有效实现对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法律确认。

3.2网络信息存档权的行使与保障网络信息存档权在赋予公共信息机构的网络信息捕获、归档等权利时，也对有关当事义务主体提出了一定的义务要求。在网络信息存档权与当事主体义务之间需要一种平衡，公共信息机构的网络信息存档权赋予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保留。公共信息机构在运用这种权利时要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是网络信息存档权的运用必须是出于公益性的保存与服务目的，而不能是出于其它商业运营目的。公共信息机构不可以将网络信息存档权进行转让。

二是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启动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网络信息消失或更新风险的存在;网络信息有明显的重要价值;网络证据保存的需要;获得对网络信息享有版权的者或生产者的许可;公共信息机构具备长远存档保存的条件，存档权指向的网络信息对象符合保存分工与责任要求等。

三是基于网络信息存档权的信息处置和服务应有一定限度，即保持网络信息的真实、可利用，而且这种利用也必须是在法律授权范围以内。

公共信息机构的网络信息存档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权利，它是网络信息得以持续、长远保存和开发利用的必要保障，同时它也有利于消除目前我国网络信息保存混乱无序的状况。

但是，作为一种权利，权利的享有和权利的实现是两回事。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现也有赖于以下机制或条件:一是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现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管理体制与机制。由于公共信息机构既不是行政管理机关(具有一定的强制要求权)，也不是行政执法机关(具有强制执法权)，在性质上它只是一个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这就给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际运用及其实现带来较大困难。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义务主体的理念、配合和协助。因此，从体制与机制设计上看，构建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具体操作政策与制度、设计权益关系结构等就是必要的保障内容。其中，当前最为关键的是明确我国信息资源管理主管机关。如果公共图书馆、公共档案馆在体制上均属于一个明确的信息资源管理主管机关，且该机关具有一定的网络信息保存状况的审查、监管或指导职能，则网络信息存档的效率与效果将会明显改善。在具体操作上，信息资源管理主管机关可以发挥下列作用:审查捕获网络信息的必要性、经济性和技术可行性;协调有关信息权利的冲突;督促有关义务主体配合网络信息存档行为;对有关义务主体的网络不法行为进行查处;组织和参与制定有关网络信息标准与政策等。

二是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现必须依托于良好的信息环境和信息能力。信息基础设施与投资、社会信息素养水平、网络信息管理秩序等均可能对公共信息机构存档权的实现产生影响。

由于网络信息存档是一项大规模的长期工程，所需费用比保存传统纸本文献要多得多，且难以准确预算，这就要求存档权主体应该分析网络信息资源保存的成本，并寻求多渠道的资金解决方案。存档权主体自身的信息能力(采集、选择、组织加工等能力)也是决定网络信息存档活动质量的重要因素。此外，从总体上提高全社会的信息素养水平、加强网络信息空间秩序的治理等，均可以极大地减少存档权主体在实施存档行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劝说劳动、鉴定劳动等。

三是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实现必须依托于一个科学的运作流程。在网络信息存档实施的全流程中，它依次包括选择、归档和存储三个阶段，而且上述每个阶段均会涉及到很多管理元素。

在网络信息选择阶段，它包括选择对象类型、对象名称、选择原因、选择机构、责任人、选择日期等管理元素;在网络信息归档阶段，它包括归档内容(内容类型、资源描述)、归档时间、归档机构、归档方式(如法定呈缴、自愿呈缴、赠送或抢救性归档等)、载体介质、数字格式、接收机构、验收机构、验收责任人等管理元素;在网络信息存储阶段，它包括验证(网络信息的有效性)、配置(支撑运行平台)、复制与备份、目录管理、格式转换、迁移与更新等管理元素。由于在存档流程中存在不同阶段而且又涉及到众多管理元素，这就要求必须强调不同存档流程及其各管理元素之间的相互衔接和配合。存档流程各阶段及其各管理元素之间的相互衔接和配合的水平会极大影响网络信息存档权实现的状态。

综上所述，网络信息存档权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权利，它是基于公共信息机构履行职责的需要而被发现和确认的。对公共信息机构而言，无权利则无服务。推进网络信息存档权的法律确认是公共信息机构发出的共同呼声。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一样，“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利研究构成了权利时代的理论景象———为权利而呼唤、为权利而论证、为权利而斗争。”[15]网络信息存档权的发现和确认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