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教育管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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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先导科学选题之一，我国的档案界人士对此也颇感兴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了各自对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依笔者之见，这些认识由于对可持续发展本质的把握尚欠深入，故显得不够全面，即只看到客体的发展，而忽视了主体的发展。本文将从分析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入手，研究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方略，以作为已有认识的一点补充。

一、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头等大事，作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有关发展问题的新理论纷纷涌现。五十多年过去了，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增长理论”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再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渐进深化过程。“经济增长理论”将发展与增长视为同一概念，是两个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名词。它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发展目标，忽视了社会其它领域的发展，其结果造成了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现象，也使这种传统发展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和实践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6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的内涵较窄，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通常指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增长；而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的增长，还包括随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进入到90年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在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把人类自我的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因为人的发展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标，与其它方面的发展相比，它应占优先地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自身的发展；二是为人的发展提供保证条件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突出了人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即将进入21世纪的人类面临的头等大事。西方未来学家预言：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旧的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再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而必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力资源，这将导致人类社会将进入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

档案事业作为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发展理论的影响。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在“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走的是规模增长的道路，把档案事业的发展单纯理解为档案馆室数量的增多、馆藏档案数量的增加、档案工作者队伍的扩大，并且往往以上述数量指标作为发展的目标加以追求。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档案事业的发展出现了重外延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自身规模轻社会效益的倾向。其结果是割断或削弱了档案事业与社会的联系，使档案事业的发展陷入盲目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无法与社会建立起协调发展的关系。而社会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档案事业的发展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进入到80年代后，在“协调发展理论”的影响下，我国档案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档案事业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这种新的发展观追求的不再是档案事业的自身规模，而是档案事业社会功能的发展，把档案事业的社会效益的提高作为发展的目标。因为，档案事业社会功能的大小并不完全取决于档案事业本身的规模，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档案事业与社会需求的协调能力。只有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把握档案事业发展的规模及其方向，并着力于提高档案馆室的工作效率和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率，档案事业的社会功能才能相应地发展，最终使档案事业与社会建立起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紧密关系。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则是在强调档案事业与社会经济相互协调、同步发展的同时，重点把人的发展摆到档案事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一方面要明确档案事业在人类自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要明确人自身的发展在档案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以下特征：

1可持续性档案事业规模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在一个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的社会里，档案事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制的增长，档案事业的发展则意味着其社会功能的改善和提高，而并非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因而是可以持续的。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应根据可持续性的要求调整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在社会可提供的条件内确定档案事业的规模。

2协调性档案事业作为一项社会事业，必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性。一方面档案事业发展的外部动力是由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它又以自身的发展作用于社会，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把档案事业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步规划、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使档案事业与社会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从而使档案事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这种协调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结构性协调，即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要与社会结构相适应；二是功能性协调，即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三是时段性协调，即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要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3公平性公平性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本代人间的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满足的是全体人民对档案信息的需求，而不是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要把发展用户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头等大事优先予以考虑。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既重视当代人的档案信息的需要，也重视后代人对档案信息的需要。因此，档案事业的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当前，更要关注未来，以实现对世世代代需要的满足来规划其发展的蓝图。

4人文性与传统发展理论不同，可持续发展不是以发展的“客体”为目标，而是以发展的“主体”为内核。所谓发展的“客体”即发展对象，“主体”指发展中的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不是档案事业本身的发展，而是人的发展包括档案工作者和用户。从根本上说，人的发展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二是人的素质提高；三是人的潜力的发展。因此，以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一是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二是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

二、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1确认档案事业发展的新生长点与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旧发展观不同，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的是人的发展，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具有新的生长点。档案事业发展的新生长点首先在于用户。用户及其需求是档案事业存在的基础、发展的依据。因为档案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为社会各方面提供信息服务，简言之，就是为用户服务。由于我国的档案事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社会的档案意识比较淡薄，况且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人的基本需要还侧重于物质方面，广泛的、普遍的、持久的、稳定的信息需求尚处于萌发、培育之中。所以，档案用户不仅数量较少、类型也较单一，需求更显狭窄、浅薄。

80年代我国执行了“开放档案”的新政策，然而档案部门并没有出现“车水马龙”的局面。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一支庞大的、稳定的、广泛的用户队伍，档案事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只有通过改变档案事业的社会形象、提高档案信息服务的水平并利用档案宣传与辅导，才能使档案工作真正体现大众化、平民化，才能使利用档案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长期行为。

档案事业发展的另一个新生长点是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素质。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知识和劳动者素质，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轨道上来。同样道理，在实现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我们必须重视档案工作者队伍的建设，这里不仅有数量的概念，更有质量的概念，把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素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国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的档案政策及对档案事业的投入以及档案管理设备现代化的程度等因素，还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档案工作者队伍。只要有了人才作保证，档案事业的发展就有持续的后劲和张力。

充分体现档案资源的价值是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个新生长点。社会经济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它们的发展都是依靠对资源的耗费，依靠加大劳动力的资金的投入，走的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道路。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它是依靠知识、依靠挖掘利用劳动者的智慧，走的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信息作为知识经济发动机的燃料，推动着经济与社会和谐、协调、稳步、持久地发展。计算机的普及、软件的发展、网络的产生、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信息产业的崛起……，这一切都标志着知识经济正在逐步占据传统的工业经济的阵地，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档案是知识的重要存在形式，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档案事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必然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密切关系。知识经济的提出为深层次认识档案事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思维工具，更为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拓展了思路。充分体现档案信息资源的价值，进一步扩展档案事业的社会功能，这不仅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自身的发展找到新的生长点。

2确立“科教兴档”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回顾即将逝去的20世纪，人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把劳动力推向一个综合素质越来越高的阶段，国民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世界竞争中越来越居重要地位。不论是发达国家近百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都说明了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作用。今天，科教不仅能兴农、能兴工、而且能兴国、能兴国家的各项事业，这已成为全民族的共识。科教兴国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因此，科教兴国的基础是兴教，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只有兴教，才能兴国。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出现，归根结底都是从教育基础的薄弱和缺乏时代应变能力开始的。例如，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危机问题、人口膨胀问题等等。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全面拟定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战略，加速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要实现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同样需确立“科教兴档”的战略方针。为此必须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重视对科教的投入，切实解决档案科教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档案学研究和档案教育在现有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二是要化大力气提高档案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加强科学管理与使用，增强在职培训的力度和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提高这支队伍的总体水平，以适应档案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3确定改革的思路发展与改革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为稳定、持续、协调的发展扫清障碍、挣脱羁绊，才能为人的潜力发挥提供最广阔的舞台。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涉及到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改革的成功将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证。档案事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整个社会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与社会建立起共存、互助和协调的关系，因此，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改革之路，或者说改革是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改革是多方面的、多方位的，例如管理体制的改革、服务方式的改革、工作方法的改革、观念的更新等等。其中，改变观念是所有改革措施中的基础，因为它能消除人们思想的束缚，引导人们走出认识的误区和盲区，为其它改革扫除障碍。对于政治色彩较为浓重的档案事业来说，其改革的成败更在于陈旧的与现实不相适应的观念能否得到更新，即能否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其中效益观念、服务观念、法制观念、公关观念、大档案事业观念等是亟待确立的。

总之，只要以改革为动力，按照科教兴档的战略部署，抓住档案事业发展的三个新生长点，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肖枫：发展学与可持续发展，《光明日报》1各国档案工作者都深知档案教育是档案部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许多国家都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条件的不同，各国在档案教育的开展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就中美两国档案教育工作的异同点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档案教育工作者全面了解美国档案教育情况、进一步推动我国档案教育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有所裨益。

一、档案高等教育

新中国诞生后，档案工作和档案机构的急速扩展亟需大批档案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原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曾先后举办了档案管理专修班和训练班，均因缺乏适用教材而停办。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档案专业教育。至1984年底，全国已有24所普通高校、14所业余大学开设了档案专业。各高校在开设档案专业的同时，相应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和讲义，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档案专业教师。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了首批档案学专业硕士。

美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一直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没有档案专业本科教育。教师授课没有标准的教材，通常都是自编讲义，档案教师少之又少，全美加起来不足十位。迄今为止，共有23个州的38所大学设有档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于1994年通过了《档案学硕士学位课程指南》。该指南将学习课程分为三类，即档案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辅助性知识。教师授课的原则是偏重于具体原理和实际操作的讲授，授课形式灵活多样。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档案高等教育，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高等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而美国只有研究生教育，没有档案本科生教育，缺乏专门的档案学标准教材和专职教师。（二）在授课内容和形式方面，我国的档案专业授课形式略为死板，教师非常注重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不是很强。而美国则注重于专业技能、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对照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教材内容滞后，跟不上档案工作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②学生动手能力弱，知识结构单一，对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知识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掌握。笔者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强调实践技能和个人能力的发展；关注现实、保持与实际部门的联系应该是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今后发展所应侧重的内容。

二、继续教育

1992年，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了“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并出版了相应的电大教材。1997年制定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提出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和要求。随后，又颁布了《全国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九五”培训要点》，该要点列举了18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有：电子文件的产生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档案术语的标准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新型载体材料的保护技术、方法；当代档案馆的性质、功能；档案馆网布局及档案流向问题；走向21世纪的档案开放与利用；档案鉴定理论与企业档案的管理；信息共享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文件中心和联合档案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检索体系等若干问题。

美国的继续教育是指某些大型档案馆对本馆新聘任的档案业务人员进行的一种大学后教育。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建立了为期2年的在职培训制度。该制度要求新聘人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通晓美国历史，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竞争激烈，应聘者一般都具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培训内容分为课堂教学、岗位轮训、论文写作及考评四个大方面。课堂教学的内容，主要有档案原则与技术、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及其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行政组织和管理程序以及人事、财务制度等、档案保护技术理论与实践、联邦文件管理和新技术的应用。这种培训方式，自始至终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继续教育对推动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两国继续教育都是由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教育内容丰富多彩，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现代社会。不同点在于：（一）对教育对象要求不一。在中国，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不论其学历高低与否，均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而在美国，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比较注重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核心课题的研究。而美国则注重于对新技术的学习及对档案部门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提前介入。岗位轮训是美国继续教育工作中最独到、最吸引人之处。学员在2至3个月的轮训期间，被交叉派往10至12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广泛直观的了解档案局（馆）的各项业务。各部门负责人可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弱点，方便日后的聘用工作。无论是受训者还是培训者，都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满意。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这种轮训方式。当然，良好的投资是这项培训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岗位培训

1985年6月，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国档案教育必须由倚重职前教育向在职教育转变。自此，档案在职教育迅速发展，类型不断丰富。各地陆续建立了档案干部培训机构或基地，受训者不计其数。1990年7月，在辽宁鞍山召开的“全国档案教育工作座谈会”特别强调了要将岗位培训作为迅速提高在职档案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有效方案。随后，国家档案局又在《关于开展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一文中明确要求，在1995年年底之前必须对所有在职人员轮训一遍，并将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上岗任职的资格证明。此后，该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美国岗位培训对象可分为三类：即从业前接受过和未接受过档案教育的档案专业人员和对档案专业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一直是为美国档案界提供最为全面系统的岗位培训的重要力量。该协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以及夏季年会期间，大约要举办25－30个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有16类，即收集和征集、鉴定、档案教育、著录与编目、电子文件、职业道德、信息科学、管理、社会宣传（包括档案馆及档案人员的管理）、口述史、保护、利用服务、特殊载体、专门馆藏、概论（档案原则与实践介绍）等。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现代档案学院也是提供档案管理人员培训的一个主要机构，每年夏、冬季都要举办一期培训班。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岗位培训为两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培训目的不同。中国的岗位培训是一种上岗资格证明，而美国的岗位培训则是档案专业人员和档案业余爱好者获取和加强专业知识的一条主要途径。（二）培训内容不一。中国的岗位培训课程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档案五门基础课，即文书学、档案管理学、档案编纂学、科技档案学、档案保护学，课程内容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美国的岗位培训课程比较侧重于对档案工作具体业务环节的讲授。尤为突出的一点是，非常注重对“口述史”的讲授，这一差异缘于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对“口述史”的理解程度。美国档案工作者比较注重对“口述史”的研究和探讨，中国档案工作者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前任馆长威廉·W·莫斯先生所著的两本口述史专著——OralHistoryProgram（口述史计划手册）和Archives，OralHistoryandOralTradition（档案、口述史与口头传说）在国际档案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笔者认为，把这项工作当作填补历史空白、完善馆藏结构的一种有效措施，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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