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论文范文10篇

一、发生背景

谈判场所转移(forumshifting)是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常用的一个策略，其具体做法是，在原有谈判框架下遇到阻力时，通过将谈判议题从一个谈判框架转移至另一个框架下的方法达到目的。

众所周知，尽管1994年《TRIPS协定》(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同)只为WTO缔约方设定了最低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此类“最低标准”义务仍属明显过高，发展中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负担。根据世界银行贸易研究部前负责人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实施《TRIPS协定》义务的成本合计为每年60万亿美元，而这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农业、纺织品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

实施《TRIPS协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始觉醒，并有意识地组成集团采取一致行动要求澄清该协定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条款甚或修改该协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针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要求WTO采取措施。迄今发展中国家在《TRIPS协定》问题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公共健康危机的解决。《TRIPS协定》虽然允许WTO缔约方在对专利予以保护的同时适当兼顾公共健康目标，但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发展中国家依据《TRIPS协定》采取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措施遭到发达国家的威胁和阻挠。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坚持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下，不但2001年《(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明确承认“《TRIPS协定》没有也不应该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而且2003年WTO总理事会各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的《关于实施(TRIPS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决定》也承认WTO缔约方有权实施强制许可、有权决定实施强制许可的理由。此外，发展中国家还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公约》据理力争，要求在《TRIPS协定》中新增有关遗传资源的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内容，以便保护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不被“生物剽窃”。

在推进WTO知识产权多边谈判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起初采取了将谈判场所转移至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下同)的策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在WIPO中也齐心协力地提起了“发展日程”，发达国家遂将谈判场所再次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之下：迄今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或其集团都开始纷纷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或者贸易协定的方式，规定比《TRIPS协定》义务还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其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原本无法实现的谈判目标。

二、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摘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的现象很普遍，然而外商以出资的知识产权的条件，如何评估作价；知识产权出资比例取消后，如何分担合营企业责任；如何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进行鼓励和监管等问题，法律没有作出完善的规定。文章建议对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商以知识产权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并参考新《公司法》的规定，对上述问题加以解决。

[关键词]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知识产权；投资

对以知识产权投资的规定最早见于我国的《三资企业法》，外商依法可以知识产权投资，尤其是在我国大力提高外资利用率的今天，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允许外商利用知识产权进行投资，以技术折价入股的方式能使合营双方有更紧密的联系，它可以积极地配合减少国际技术转让中的风险，更加关注技术的使用和企业的发展，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外商以知识产权投资在现实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分析解决，笔者选择较为典型的中外合资企业进行分析研究。

一、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条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合营者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明确合营双方只可以工业产权和专有技术等作价出资，明确地将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排除在外。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出资。”将出资的范围从工业产权扩大到著作权。从理论上讲，著作权的财产性权利具有可估价的财产价值，也完全可以依法转让，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财产，允许以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出资，是适应时代要求，推动科技进步，加速科技生产力转化要求的。根据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营企业的外商投资者也可以著作权进行投资。

其次，出资知识产权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营企业法》)第五条第二款和《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规定了一些限制条件，而我国新旧公司法均未对以知识产权出资提出上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对外商以知识产权出资实行了“次国民待遇”。综观当代国际投资法律规范，国民待遇原则虽尚未成为一项普遍原则，但仍是对各国国内法律制度最具直接影响的原则。我们需要取消对外商投资知识产权的“次国民待遇”，同时取消在税收上给予合营企业的税收优惠，不分主体是内国人或外国人，取消以知识产权进行投资的门槛，对以知识产权投资利于生产提高和环境保护的企业给予各方面的优惠和奖励，从宏观上加以指导。另外，出资知识产权瑕疵的责任分担有待明确。目前，我国法律对权利的使用范围、后续改进成果分享、成果的出资者是否应该保证该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以及承担担保责任的时间、地域等无明确的规定。责任的分担应本着诚实信用、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根据阶段不同和各方当事人的过错来分担。在出资人股时，在要求出资者提供权利担保的同时，还要让其适当提供技术担保及相关权利担保。人股后，权利担保主要由成果出资者承担，技术担保原则由新成立的公司承担，除非技术成果出资者有明显过错。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一旦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在享受作为成员的权利的同时，也将全面承担世贸组织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在中国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初期，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关税减让方面与关贸总协定的差距。随着我国在对外贸易法律和实践方面的不断向世贸组织规定靠拢，近一两年来，与外贸有关的其他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有关中国知识产权法与WTO的TRIPS协议规定差距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许多文章分析全面透彻。笔者研究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多年，本文拟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入手，分析世贸组织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影响。

自世贸组织1995年1月1日成立至2000年9月底，其争端解决机制共受理了205起国际贸易纠纷，其中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纠纷的案件有22起，占同期受理纠纷总数的10.73%.从世贸组织受理的各种类型的纠纷所占比例来看，它排在第三位。这些案件中，有6个已经或正在通过专家组程序处理，5个案件经双方蹉商取得和解，其余案件都在蹉商过程中。

这些案件呈现下列一些特点：

1、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其知识产权法律要求的有力工具

世贸组织处理的22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全部由发达国家提出。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极力倡导者，最积极地运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推行它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在22起案件中，由美国提出申诉的就占了15起，其余7起案件分别由欧共体（6起）和加拿大（1起）提出。

知识产权起源于欧洲，发展于工业革命时期。知识产权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给予权利人对其发明创造和作品的独占权利，激励人们更多地创造，同时以独占权利换取发明创造内容或作品的公开，促进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及其保护程度与这一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科技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国内的发明创造数量也较多，这就需要有较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同时，科技水平的发达也为保护提供了客观条件。虽然作品的创作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作品的版权保护却有赖于技术手段。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历史长、保护程度高、制度比较完善；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大多数历史比较短，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制度也不够完善。

立法

中国的立法机构正在对《商标法》、《专利法》和《版权法》进行修改。这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健全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以使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协议》和其他国际标准，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的要求。美国商会愿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交流对修改草案的非正式看法。

美国公司希望中国制订一部全国性法律，象广东省颁布的一项法规那样，对造假和侵犯知识产权处以更高罚金，而且规定更多实施细则，由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版权局及公安局负责实施。目前中国急需统一全国各省各类侵权案件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的实施细则及罚款数额，尤其是假冒和盗版案件。

造假

美国商会敦促中国政府修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规和《刑法》，加强政府和知识产权所有者所能运用的打假措施。应修改刑事责任的标准以利刑事诉讼，还应提高行政/民事案件中的赔偿标准，使知识产权所有者能更多地收回其行使权利的成本。此外，如企业界同时采取民事和行政措施来打击假冒行为，效果会更好。

版权

一、以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为指导

制定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对知识产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自然法权和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观。自然法权的法哲学模式，承袭法哲学家关于一般财产权的论述，从劳动或人格的角度立论，论证知识产权伦理上的正当理据。其要旨在于确立知识产权的自然权利地位，认为知识产权合乎自然理性，具有不可剥夺的属性。依照这种观点，知识产权即是一种伦理上的善，其正当性具有先验的品格，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征。而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观，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国家政策工具，其价值视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而定。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能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特定的功利目标，则为善的法律制度，具有正当性；否则，就是“恶法”。换言之，制定知识产权政策，应完全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或阶层利益为导向。

在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西方发达国家总是强调知识产权的劳动价值属性或人格关联性，有意无意地推广自然法权的知识产权观念。如微软，为保障自己的知识产权利益，以“知识产权海盗”比喻一些侵权行为，在伦理上丑化发展中国家形象。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其既有优势的知识产权，维护其国家或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

我们在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时，应坚持工具主义的知识产权哲学观念，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系统化的政策手段。要对知识产权有个“去魅”的过程，注意西方国家在知识产权上的双重标准，警惕西方国家采用外交、法律等手段把不合理的义务加诸于我。同时我们要采取“适度保护”的原则，在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摈弃那种知识产权保护越高越好的看法。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有利于维护本国产业利益、消费者利益，有利于提升我国核心竞争力为依归，制订能平衡各关联方权益的均衡的知识产权法律。

二、坚持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主导地位

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最终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需求。政府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包办一切。

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增长迅猛，2002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达1504亿美元，占外贸进出口总额的24.2％；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达5288亿美元。但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竞争力的增强和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竞争的加剧，技术壁垒所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多，高新技术产品近几年不仅遭遇发达国家反倾销的诉讼，而且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成为产品出口的一大障碍。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多，表明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外国的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关注我国企业可能对其构成的威胁。发达国家以其在相关领域内所拥有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和对技术研发路径的封锁，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设立陷阱，运用法律诉讼手段达到干预市场的目的，增加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成本。后发国家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层面，都可能会因为技术引进所带来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而形成一种惰性，影响制度模仿、建立和改革的积极性。从频繁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已影响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被政府和企业所忽略，与发达国家产生了巨大差距。

(一)缺乏对国内知识产权市场的保护制度。在知识产权竞争领域，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和垄断性，控制产权就是控制市场。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就已有计划、有规模地申请专利，在华专利申请量以平均每年30％的幅度高速增长。到2006年底，国外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累积已达524368件，占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的48.5％。其中，日本企业专利申请量最多，其次是美国、韩国。这些专利申请多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其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少数跨国公司手里。如，诺基亚、西门子等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掌握了80％以上的通信专利技术。

(二)缺乏对滥用各类技术标准的防范制度。近年来，跨国公司借助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向我国企业发难已成为一种新动向，即出现所谓“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趋向。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原本是分属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知识产权属于一种合法的垄断，任何人未经权利人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成果。根据知识产权地域性原则，知识产权只在授予该项权利的国家有效，如果没有获得他国的知识产权，则不能控制该国企业对这一技术的利用；即使在该国取得了知识产权，该国的企业依然可通过自主开发相关技术来生产相关产品，不必仰仗他人的知识产权。就技术标准而言，它是对一个或几个生产技术设立的必须要达到的水平以及为达到这一水平而实施的技术。现代市场是由标准控制和垄断的市场，达不到技术标准的产品属于不合格产品，不能进入市场。在实践中，如果标准涉及的技术没有控制在个人手中，而是为大众公知公用，标准化将和人们预期的一样，成为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不会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障碍。不过，当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技术标准涉及的技术被特定的主体以知识产权的方式合法控制时，情况则发生根本性变化。任何人要使用标准化技术，就触及了他人的知识产权。此时，使用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昂贵的代价使用他人享有知识产权的标准化技术，生产标准化产品，获得知识产权使用费后的残羹冷炙；要么因不甘心知识产权人的宰割而放弃市场。如，中国DVD企业在6C联盟(由东芝、三菱、日立、松下、JVC、时代华纳六公司组成，以后IBM也加入联盟，习惯仍称为6C联盟)收取15美元专利费后，生产一台机器的利润不过1美元。因为标准化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首要条件，不按标准就不可能被市场接受，而采用标准就必然使用他人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需要取得许可、支付报酬。我国由于存在严重的知识产权制度实施上的缺陷，在防范国外滥用各类技术标准方面，缺乏有力的武器。

(三)缺乏对我国高新技术出口企业的保护制度。跨国公司与外国政府利用知识产权指责的我国企业，几乎都是成长性好、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其产品市场份额高、跟随主流技术但专利累积差，经不住国外跨国公司的围追堵截，常被他们分化瓦解并各个击破。面对国外向我国进行知识产权诉求越来越趋于集团化、官民一体化的趋势，我国缺乏理论准备和策略准备。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制度准备。

我国加入WTO后，很多企业对保护知识产权有了新的认识，对侵权、盗版和假冒商标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所警惕。但对西方企业利用不同国家科学技术的差距，滥用法律上享有的独占权或垄断权，特别是对技术转让采取限制性贸易和设置知识产权陷阱缺乏应有的识别和防范，这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论知识产权的概念、历史发展及其法律保护的含义(注1)

蒋志培(注2)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注3)，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注4)。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或定义和其特点，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注5)。有的学者主张从知识产权的范围了解该概念(注6)，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用概括式给知识产权下定义(注7)，还有的学者建议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注8)。

从国际上看，对规范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执法和一般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本身并未给知识产权下概括性的定义，它们只是规定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的《知识产权法教程》则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是同情报有关的财产，这种情报能够同时包含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无限数量复制件的有形物体中。这种财产并不是指这些复制件，而是指这些复制件中所包含的情报(注9)。但该教程无须经过条约成员的签字和投票，也因而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

对于条约和法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规定了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如何调整此种权利关系、保护此种权利的实现，也就完成了任务。而此种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应当在理论上在深入对其认识的基础上给予其合适的理论概括，包括赋予其准确的概念。

【论文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商业经济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需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日益密切，当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遭遇国际贸易自由化时，两者是怎样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还是紧密联系的？文章做了简明的分析。

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国际贸易是全球化的推动力。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1.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2007年，我国年度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净增加4134亿美元，全年累计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内外市场不断遭遇知识产权纠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的联系日益密切。

伴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保护的过度加强，会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品和生物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应采用不同的知识产权策略。

论文关键词: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区域创新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对国内外知识产权战略情况的介绍，重点阐述了民族自治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对促进地区发展和创新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民族自治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确立的基本定位建议。

一、国内外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现状

(一)国外知识产权战略确立情况。知识产权战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时所必须实施的发展战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竞争将逐步成为国家之间的主要竞争。美国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相应的知识产权改革，制定法律，重新界定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包括知识产权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及管理者的权益。在对外方面，谋求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全球利益的最大化，推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签署。日本于2002年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并在内阁成立了知识产权本部。同时，近年来英国、加拿大、印度、希腊等国也纷纷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创新，如英国采取措施不断完善和发展知识产权体系，鼓励创新，推动技术转化;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政策突出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总之，从国外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情况以及各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各国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并因此而推动了知识产权发挥对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国内知识产权战略确立现状。我国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是从2005年7月开始的，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领导小组，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详细的调研。目前，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内容包括20项专题和1个纲要，即“20+1”战略，20个专题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以及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于2008年4月正式。在国家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之际，国内各地如上海、福州、江苏、西安等地也都开始启动实施了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措施，如福州市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启动知识产权实施和产业化基地项目;上海2004年9月《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激发创新活力。同时，有学者还对统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地方知识产权战略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以促进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实现国家和地方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三)趋势。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最终确立和实施必然带动地区知识产权战略的确立和实施，这样基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确立背景下的不同地区特色知识产权战略的研究及地方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必然成为此类课题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这有助于挖掘并发挥不同区域的特色和优势。如青海出台的实施纲要即以发挥特色优势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