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

导语：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环境问题突出是伴随着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深入推进而产生的负面现象。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的匮乏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国家的发展水平。我国一直致力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党和国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但是近些年，全国各地连续发生了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比如2014年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2015年天津“8•12”特大爆炸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等。种种环境污染问题不断拷问着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有效机制。环境刑法作为治理环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保障性作用，但刑事法律领域的不完善致使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本研究在我国环境刑法现状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够对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起到促进作用。

一、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

（一）关于对环境法益独立性的评价。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环境资源犯罪被规定到《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设计具体的罪名时，要求环境污染要造成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环境污染罪删除了关于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规定。从《刑法修正案（八）》到《刑法修正案（十）》，对环境犯罪的设置依然延续传统的罪名分布格局，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专章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或许是立法技术的不完善，或许是时代背景所困，从现有的立法体例来看，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管理控制占据主导地位，且没有把环境权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范畴看待，更不用说将环境法益与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置于相同地位，使其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在环境本位价值观下，刑法对法益的保护突破了传统的人身、财产、国家安全等，转而将环境、生态作为刑法直接保护的对象。相比较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环境本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将生态环境看作比人类自身更为重要的保护目标。在该价值观的影响下刑法更有利于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但刘艳红认为，将法益“精神化”会导致伦理道德等内容的介入，这在模糊法益与规范边界的同时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实际上一旦松弛法益对立法的批判作用，就会陷入刑法无处不在的危险———滥用刑法。［1］本研究认为，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转变下的环境法益应当成为刑法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便刑法没有将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作为直接保护对象，但是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效果终归会反射于人类自身。从域外立法经验来看，德国通过修改刑法典的方式，将有关环境犯罪的刑事条款集中纳入刑法典，为环境犯罪专设一章“危害环境罪”。1999年德国现行刑法颁布，依旧沿用该种体例，自第234条至第330条规定了水、土壤、空气污染，造成噪声、震动、辐射，危害保护区域，释放毒药造成危险等一系列环境犯罪。［2］俄罗斯颁布的《联邦刑法典》也专章规定了“生态犯罪”，用17个条款对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破坏进行详细列举。［3］我国刑法接受环境本位价值观的前提是要将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定罪标准、量刑情节等进一步明确化、精细化，防止造成刑罚滥罚的混乱局面。（二）采用统一刑法典的模式。对环境犯罪进行专章立法、集中立法现行《刑法》在分则第六章以9个条文、14个罪名的形式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与之前“分散式”的罪名设定相比有所进步，但是仍然不能反映我国目前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无法凸显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认为，应当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出来，单设一章置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并以“破坏生态环境罪”设置章名。环境犯罪除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的14个罪名外，还有一些边缘化的罪名散见在其他章节。比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废物罪，渎职罪中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等。如果环境犯罪以专章设置，则应当将这些罪名归入其中。环境犯罪采取专章式、集中式立法，一方面可以体现在环境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环境法益的独立性评价，将环境权的实现从应然层面转变到实然层面，另一方面有助于环境犯罪的类型化，强化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严密刑事法网。专章设置环境犯罪不仅可以包含现行的罪名，而且可以对尚未进行刑事立法的犯罪行为予以整合、调整，使其体系化、规范化。在立法体例的设置上，我国刑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王勇认为，应该调整这种单一化的立法模式为多元化的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核心、单行刑法为补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4］付立庆认为，环境犯的立法模式应为双轨制，即在环境法规之中设置罪刑罚则，创立名副其实的附属刑法。［5］赵秉志认为，环境犯罪的理想立法体例应是目前采取的刑法典模式。［6］本研究认为，现行刑法典模式更能适应我国的法治环境。首先，我国的立法传统倾向于重典化。不管是立法之初的分散化，还是综合立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完善，最终都会实现高度统一的法典化。其次，我国目前的附属刑法的立法特点主要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不会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定罪量刑，在之后的立法中也很难进行突破。最后，我国具有统一的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制定特别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刑事法律的完整性、体系性，不符合国民刑事一体化的思维习惯。

二、环境犯罪中罪刑问题的理论性思考

（一）入罪标准前置化。刑法介入早期化与“风险刑法”的提出密切相关。“风险刑法”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率先提出。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借助高科技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一种不安全的环境中，且人类无法掌控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刑法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全的最有力保护者，应当对“风险社会”做出回应。在“风险社会”里，刑法规范的保护必须向前推置。［7］我国刑法关于生态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有四种：行为标准、情节标准、危险标准、结果标准。以犯罪的危害结果作为入罪的标准最为严格，也不利于对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控制。因此，在环境污染类犯罪中以“危险犯＋结果犯”作为该类犯罪的入罪标准，即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污染物，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就应当被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将升格法定刑。环境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用于环境恢复的时间长、金钱成本巨大。环境污染类犯罪的设立不仅是为了打击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后果的犯罪，更是为了重点防范其潜在的危险，所以按照危险犯设计污染环境罪完全是合适的。（二）确立环境犯罪中的严格责任。一般来说，确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都要求以主观罪过为前提条件，即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许多国家设计了特殊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即使没有过错，也需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相比较绝对严格责任的客观归责性，大多数国家采取了相对严格责任。相对严格责任给被告人预留了抗辩空间，如果被告人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可以免于刑事责任。在未来的罪名设计中，危险犯与行为犯所占比重上升，如果仅仅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定罪量刑，将严重破坏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环境犯罪的复杂性、隐蔽性导致的主观有责性难以证明，过分强调主观归责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及时性、有效性。我国环境犯罪可以采取相对严格责任，在《刑法》总则中形成过错原则为主、特殊情况下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但由于该原则还不具有法律依据，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需慎重使用。（三）刑罚目的多元化。所谓刑罚目的，实际上指国家运用刑罚的目的，即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目的。［8］刑罚目的是刑罚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限制了刑罚的种类与体系、量刑原则及适用等一系列与刑罚相关的问题。西方国家关于刑罚目的主要形成三种学说，即报应说、预防说、二元论。［9］我国刑罚理论中关于刑罚目的之通说主要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预防对象的差异决定了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方式具有差异性。总的来说，我国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偏重预防。在环境犯罪领域，传统意义上惩罚与预防的目的固然重要，但由于环境法益的特殊性、独立性，环境刑罚要追求惩罚、预防和恢复目的的综合实现。惩罚犯罪人主要依靠刑罚措施，而预防与恢复目的的实现单纯依靠刑罚是不行的，还需要非刑罚措施予以配合。一方面，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主要采取自由刑与财产刑相结合的模式。自由刑主要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适用比例较低。自由刑的刑期较短，罚金的数额规定不明确，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坚持刑法介入早期化的情况下，对轻微犯罪人适用非刑罚措施至关重要。但目前非刑罚措施规定过于笼统，没有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做出具体设定。因此，从有效预防环境犯罪和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意义上讲，在未来的《刑法》修订中可以通过增加非刑罚措施剥夺犯罪人再实施环境犯罪的能力，让《刑法》真正起到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10］

三、环境刑法的优化路径

（一）环境犯罪罪名设置具体化。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环境污染类犯罪、生态破坏类犯罪、与环境相关的犯罪。这三类犯罪在罪名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本研究对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1．细化环境污染类犯罪污染环境罪是环境污染类犯罪中包容性极强的罪名，像最为常见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等不同类型的污染案件，其手段方式、危害后果、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将其笼统地规定在一个罪名中极不合适。污染环境罪的高度概括性不利于《刑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符合我国惩治环境犯罪的需要。因此，我国现行《刑法》在保留污染环境罪这个概括性罪名的同时应该再对其进行细化分解，增设水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土地污染罪。此外，随着海洋区域的生态地位、战略地位提高及海洋无序开发的日益严重，海洋污染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极具特殊性，还应增设海洋污染罪。核污染、噪声污染、光辐射污染等新型污染的发生数量在近些年有增长之势，危害程度可见一斑。但本研究认为，以目前的环保现状还不适宜单独定罪，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途径将其纳入污染环境罪。2．严密生态破坏类犯罪我国《环境保护法》所称的环境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刑法》对于环境的保护只涉及部分自然环境，并未涵盖《环境保护法》所列举的全部自然要素。其一，破坏资源类犯罪没有将草原、湿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作为规制范围。草原、湿地具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作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更是我国特殊保护的黄金区域。《刑法》应当增设非法破坏草原、湿地罪及非法破坏自然保护区域罪。对于风景名胜区域的保护可分为两种路径：自然资源保护可依照生态环境犯罪定罪处罚，人文历史资源保护可按照妨害文物管理罪定罪处罚。其二，《刑法》对于野生动物缺乏严密的保护。一方面，对动物的保护只限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包含一般的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刑法》仅处罚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而加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却不在处罚之列。其三，土地作为我国的立国根基和人民的生活保障一直没有受到《刑法》的着力关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行为方式仅限“占用”，不包括单纯破坏、非法弃用等行为。3．扩张增设环境相关型犯罪刑法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除了处罚单纯污染破坏的犯罪行为，还要重点防范犯罪行为的“一头一尾”，即犯罪前的行政监管及犯罪后的生态恢复。本研究认为，应当增设妨害环保行政监管罪及拒不履行生态恢复义务罪。我国《刑法》规定的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式抗拒检查、妨害公务。对于行为人以逃避、隐瞒、不作为等“软暴力”方式抗拒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管，尚不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量刑。基于环保领域的特殊性，《刑法》可以将一系列暴力、非暴力的抗拒环保监管行为入刑调整。另外，要赋予环境犯罪的行为人一定的环境生态恢复义务，由行为人帮助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行为人拒不履行该义务的，可依据拒不履行生态恢复义务罪处罚。这样不仅可以让行为人进行环保再教育，而且可以使一般民众认识生态恢复的重要性、紧迫性。（二）环境刑罚的合理化建构。1．提高自由刑的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关于走私珍贵动物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死刑后，环境犯罪再无死刑。为了响应国家严惩环境犯罪的政策并在部分罪名中做到罪刑相适应，有必要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及增加无期徒刑的适用比例。与财产犯罪相比，盗窃罪的最高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但非法采矿罪和盗伐林木罪的最高刑期都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盗窃资源类犯罪使生态资源丧失了本身的财产价值，也侵犯了整个生态环境法益。然而目前环境自由刑的配置幅度与生态环境犯罪的法益侵犯性严重不匹配。因此，破坏资源类犯罪中的某些罪名有期徒刑最高幅度可达到十年或十年以上，而环境污染类犯罪在增加有期徒刑刑期的同时要提高无期徒刑的适用比例。2．完善财产刑的规定。环境犯罪大多属于贪利性犯罪，隐藏的巨大经济利益驱使行为人反复、持续实施犯罪行为。我国《刑法》一直重视对环境犯罪适用经济制裁，《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的14个罪名全部规定了财产刑，但没有对处罚限额做出明确规定。我国财产刑包括罚金与没收财产，罚金适用无限额罚金制。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做出具体数额的处罚时仅仅依据犯罪情节，缺少相应的规则支撑。无限额罚金制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为法官恣意裁判预留了空间。罚金数额的确定要以行为人通过犯罪手段获取的经济利益作为基数，由法官依据犯罪手段、主观恶性、实际危害等犯罪情节做出基础数额60％以上300％以下的具体处罚。无论是环境犯罪还是其他犯罪，罚金制的制度完善都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3．增加非刑罚措施的种类。（1）延长从业禁止的期限。《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关于从业禁止的规定，丰富了我国资格刑的种类。目前《刑法》关于从业禁止的期限是三至五年，但对于环境犯罪而言，从业禁止的期限较短，不足以达到惩治犯罪、预防再犯的目的。环境犯罪的行为人大多具备从事环境工作的资质条件，法官根据犯罪情节可延长从业禁止的期限，甚至永久剥夺行为人从事环境活动的资格，即实施终身资格刑。（2）增设其他资格刑种类。近年来，单位环境犯罪的比重持续上升，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必须引起刑法的重视。可针对单位这一主体设置资格刑，即刑事强制破产制度和禁止单位市场准入及从事特定活动，以此弥补单位犯罪在刑罚体系中的欠缺，达到惩罚和预防单位犯罪的目的。本研究认为，可参照终身监禁制度的设计理念初步在具体的环境犯罪中增设单位资格刑，待刑事环境成熟后再规定到《刑法》总则中。（3）创制其他非刑罚措施。引入环境恢复性义务，责令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对损害的生态环境实施治理、补救措施，以及支付治理费用等。比如对遭受污染的水资源进行恢复，在被砍伐的林地上重新种植林木，由污染企业设置环保项目等。此外，可以对环境犯罪人进行环保知识再教育，强制要求其集中学习环保法律法规且必须通过考核，这样既可避免生态损失进一步扩大，又尽可能修复被破坏的环境。

作者:王康辉 王晶晶 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