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产生原因及刑法规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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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层面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从最初笨重的台式电脑，到后来更为方便的笔记本电脑，再到现在可以随身携带且功能丝毫不比电脑逊色的手机、平板电脑，网络设备的发展为新媒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事物发展带来的结果是多方面的，网络的快速、便捷等带来的也有网络谣言满天飞，更甚者引起违法犯罪。（一）技术层面产生的原因。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社会的进步，也为网络谣言的发展提供了温床。首先，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谣言传播者只需要轻松地发送或者转发一下谣言的内容，就可以将谣言散布于网络上，而很少有网络平台对内容进行审查。其次，网络平台带有及时、及时分享、快捷转发的功能，不能对谣言进行有效拦截，这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途径。最后，网络实名制尚未在全网推行。就目前网络环境来看，尚无法进行完全实名制，因为社会上仍然有大量的非实名手机号存在。随着大众网络安全意识的提高，各应用软件除了部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支付宝、微信等APP）外，很少有人会在注册无关紧要的APP时，使用电话号码等包含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注册。网络的匿名性、快速性、透明性等特点使得网络实名制尚不能进入实践，这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土壤，使传谣造谣难以被发现。技术带有两面性。在科技网络发展中，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是关键性的。但我们不应当只看到优点，更应当在发现缺点时，及时对技术进行优化，以将技术或者技术漏洞带来的不利后果降到最低。像网络谣言的传播，除了有组织性的实施犯罪活动外，大多数网络谣言传播者为非信息技术人员，他们大多利用技术漏洞，规避网络安全技术的审查，相信这种情况随着信息技术优化，会得到很大改善。（二）技术层面可采取的对策。利用新媒体加强网络技术防范，提高社会辨别度。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识别、信息对比、AI智能等技术可以为破解造谣传谣提供技术支持。利用网络技术可以对网民的言论进行识别，若识别出为谣言，则可以及时进行阻断，尤其是经举报的言论。现在微博、微信平台有举报制度，对于在网络平台上的消息，普通网民如果觉得有问题或者有证据证明是虚假消息，可以对消息进行举报。这一措施可以有效地打击造谣传谣行为，虽不能对全部的谣言进行举报，但还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系统的应用，电脑自动识别的信息后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谣言进行规制将变得可能。

二、社会层面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网络谣言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可以在社会发展中对网络谣言问题进行规制和解决。人是在社会中存在的，在社会层面分析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和价值。（一）社会层面产生的原因。产生网络谣言社会层面的构成因素有很多，这里仅进行归类整理，每个谣言产生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实际认定中需要具体分析。首先，出于造谣传谣者个人的原因。从造谣者传谣者心理层面来看，在“秦火火”“立二拆四”等案件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网络造谣者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即渴望被关注被重视，这大多是由造谣者传谣的性格缺陷导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肯定，网络的虚拟世界为他们寻找自我打开了一扇大门，尤其是网络的匿名性更是让他们肆意妄为，从而满足自己内心在现实生活中不被重视的缺失。这是造谣者在心理因素层面的原因。其次，也有部分造谣传谣者是受利益蛊惑，如网络水军、键盘侠。往往是第三方因为各种各样的目的，通过不正当手段让造谣传谣者传播虚假消息，从而赚取利益。再次，还有部分行为人没有意识到自己传播的是谣言，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了造谣传谣。最后，还有一种无意识的谣言传播是来自于从众心理和对家人朋友的信任。看到朋友圈或者微博中家人朋友转发的内容，觉得是真实的就再次转发，或者听到家人朋友讲述的一件事情，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就于网上，但事实上这些内容却是谣言。这种情况不易认定为造谣传谣。但相反，像携程幼儿园等以蹭社会热点来吸引大众视线的造谣传谣则危害更大。这种蹭社会热点的造谣传谣，与其他类型相比，在短时间内极具传播力，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社会层面中造谣传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行为人个人的心理、客观因素，也有社会因素。由于造谣传谣的情况复杂多变，更要结合实际判断是否需要处罚，既不能轻视谣言带来的危害，也不能在没弄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随意处罚。（二）社会层面可采取的对策。提高民众辨别能力，从源头切断传播途径。利用新媒体对民众宣传造谣传谣的危害，提高人们的辨别力。只有人民群众提高防骗意识，谣言没有了受众，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同时，提高了人们的辨别力后，也减少了非故意造谣传谣现象。对于像多次因造谣传谣受到行政处罚，又无法用刑法进行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可以通过多个部门联合，采取降低行为人信用额度等方法，对行为人进行处罚。总之，媒体要做好防网络谣言的宣传工作；政府要统筹各个部门进行联合治理，及时出台相关政策；群众个人要提高防谣意识，多管齐下，这样才能有效去除网络谣言及其危害。

三、法律层面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对于网络环境的整治，我国在1997年《刑法》、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和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修正案（九）》等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有所规定。（一）法律层面产生的原因。第一，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规定或者针对的是个人单独的危害行为，对于网络谣言这一危害行为，并没有明确进行规定或者单独归罪，这就使得不法分子有法律漏洞可钻。虽然不能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进行刑法规制，但相对于传统的谣言来讲，网络谣言传播度更高、危害性更强，对于是否应将网络谣言单独定罪进行刑法规制，将在下文论述。第二，相对于其他危害行为来讲，传谣造谣的违法成本较低，既不需要进行事前准备，也不需要在事后费尽心思的进行处理，谣言的制造传播者只需要将谣言散布于网络上，并不需要其他的物质条件准备。多数危害结果并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虽然也有相关的行政法规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对其处罚，但处罚的程度并不严重，对行为人并没有带来警示、教育的效果，使得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反而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造谣传谣。与此相对应，造谣带来的违法收益和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却是极高的。如之前的抢夺食盐事件、四川柑橘蛆虫事件，都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与较低的违法成本相比，造谣者往往选择步入歧途。第三，与传统的实体违法犯罪相比，网络谣言具有的一个明显特性是取证困难。谣言的方式简单，删除方式也简单。往往是点击删除按钮后，就难以查证所发的内容，即使是被转发，删除后也不显示所发送的内容。不同于技术层面的漏洞，法律层面对谣言的规制显得更为谨慎，尤其是在新媒体发达、民众维权意识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很容易被扣上干涉言论自由的帽子。人们往往只看到言论自由的权利，却忽略言论自由所要承担的义务。这同时也提醒法律工作人员，在弥补法律漏洞、进行司法活动时，要结合实际情况，分清言论自由与造谣传谣之间的界限，对于确实存在的问题要纠正，对于谣言要依法打击。（二）法律层面可采取的对策。规范网络造谣的认定，多层次对网络谣言进行立法、司法规制。由于新媒体与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法律法规及时补位显得尤为重要。在立法、司法、守法方面都要进行相应的规范，不仅要对网络谣言进行立法方面的规制，更要对司法、守法环节进行规范。目前对于网络造谣的认定没有准确的标准，在先前立法经验中，比如在《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实际的点击次数和转发次数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出台是对网络犯罪认定标准的创新，结合了实际案件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案件认定标准问题的解决。但很快弊端也显现出来，当《解释》正式实施以后，微博上大量出现“帮你过五百”“给你增加点击量”等恶意转发、点击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并没有将这种恶意转发考虑进立法中，且实际情况中网民也难以分清哪些情况为真哪些为假，大多是盲目跟风。有的学者也提出，将点击量和转发量作为定罪量刑标准，未免有用第三方的行为对行为人归罪之嫌，不符合我国罪行法定和罪行相当的原则。由这个立法经验可以得出，对网络造谣的认定不能单凭转发量和点击数，更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标准。首先，网络谣言可以通过刑事技术手段来辨别真伪。网络谣言的一大特点是谣言必定为假，当一个谣言在网上出现并引起波动的时候，公安机关可以利用刑事技术手段来辨别这个谣言的真伪，如若为假则可以及时辟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其次，对造谣传谣者的惩处要结合其所造谣传谣的内容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应程度。若谣言仅是在小范围内传播，没有造成特别恶劣的影响，也没有对其他人造成损害，则无需动用刑法进行惩罚，可以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其他法律法规，让行为人承担相应责任；若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或者传播范围有限，则无需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对于谣言已经达到需要刑法规制的，结合谣言内容进行处罚。若内容为恐怖活动的，可以定其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若内容涉及证券、期货交易的，则可以定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等。若谣言内容涉嫌扰乱网络秩序，起哄闹事的，则可以根据笔者上文中的建议，将《解释》中第五条第二款的寻衅滋事罪改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里。然后，对于有组织的造谣传谣，比如网络水军等，可以认定为犯罪集团的，按照犯罪集团及所犯罪行进行认定，不需要对犯罪集团中的个人一一处罚。对于组织者和领导者，进行加重处罚。再次，由于网络谣言涉及公民言论问题，不得不提到言论自由。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言论自由的关注度也变得非常频繁。我们知道，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但指的是公民正确的、不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言论，而不是污蔑社会、造成网络环境动荡的谣言。谣言与言论自由并没有模糊的界限，往往是居心不良者为了自保抛出的迷惑言论。最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谣言或者在抢险救灾中传播不利于抢险救灾的谣言，要从重处罚。这类谣言大多危害性特别强，尤其是国家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对于网络谣言在立法司法方面的规制，要结合实际情况，吸取之前的立法经验，不能因为新媒体发展快速而盲目立法。尤其是立法司法工作者或者领导人员大多年龄层为中年及以上，部分人员与新媒体接触较少，不能很好地结合网络谣言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立法。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加强实际网络调研或者召开专题研讨会等形式，让立法司法者更好地了解新媒体的动态。

四、对寻衅滋事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调整

笔者在梳理网络谣言的问题过程中发现，在2013年9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在《刑法修正案（九）》中新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对于《解释》和修九的规定如何进行解释和协调，笔者进行梳理如下。首先，看一下两罪的构成要件。寻衅滋事罪是指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也是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罪名。本罪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为年满16周岁且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为故意，本罪的犯罪动机可能多种多样，有的是以惹是生非来获得精神刺激，有的用肆意滋事开心取乐，有的以起哄闹事来争强逞能，等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是指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并且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本罪主体为任何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为故意。通过构成要件可以看出，两个罪名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犯罪客观方面，寻衅滋事表现为实施了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是特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这四种情况。寻衅滋事相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来讲，调整的范围更为广泛，尤其是《解释》出台以后，明确将领域扩展到了网络。寻衅滋事罪一直有口袋罪的诟名，其保护主体不明确，内容过于宽泛，与修九中的其他罪名在调整内容上有所冲突。其次，对于这两个罪名的认定，学界并没有过多的讨论，因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罪状中规定得十分明确，就是针对四种情况，所编造的内容如若属于这四种情况，则按该罪处理。但学界讨论最多的地方在于“公共秩序”与“网络秩序”的区别。笔者认为，可以将“网络秩序”归为“公共秩序”之中，换句话说，当今社会的公共秩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秩序，一部分为网络秩序。首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网络生活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理所应当的属于公共秩序的一部分。如今中国网民已超过7亿人，网络已然不再只是个人空间，在网上随便一则消息就会被成千上万的人看到，更何况有的网站就是依靠点击量、关注度生存的，大量的热门事件通过网络被世界各地的网友围观。因此，网络秩序的规制迫在眉睫，而不应再固守公共秩序仅指现实生活。其次，刑法的制定虽具有某些滞后性，但更应结合现实的实际需要不断发展。法律的制定修改可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这并不是对于网络秩序的规制持观望态度的理由，更何况网络技术发展多年，我国已有多部法律法规进行规制，但刑法上并没有给予成体系的规定。刑法有必要结合现有的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本着刑法“谦抑”精神，对网络谣言进行相应规制。因此，网络秩序属于公共秩序的一部分，网络秩序具有公共秩序的特点，但与传统的社会秩序相比具有网络的特殊性。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网络发展的快速性和多变性，及时根据时代变化对刑法进行调整。在《解释》中将编造虚假信息、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用寻衅滋事罪进行规制，说明这两种行为已经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但寻衅滋事罪本以规定现实生活中寻衅滋事行为为主，将网络谣言等虚假信息归于寻衅滋事罪中未免有些突兀。笔者认为，将《解释》中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转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会更加合理。首先，简化了寻衅滋事罪的罪状，避免过多罪名的归入，使这一罪名更加清晰，可以更好地有针对性地调整社会生活，而不是什么都管。使寻衅滋事罪专门调整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不会感到突兀。其次，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更加完善，不只局限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将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也归入其中，以维护网络秩序。但要通过立法技术，避免此罪成为口袋罪的可能。

总之，媒体要做好防网络谣言的宣传工作，政府要统筹各个部门进行联合治理，及时出台相关政策，群众个人要提高防谣意识，这样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去除网络谣言的危害。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新型网络犯罪逐渐兴起，面对网络环境的快速性、匿名性、多样性等特点，如何及时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是网络时代刑法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既不能违反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又要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对当代刑法学者提出了挑战。念好治理网络谣言的“紧箍咒”，我们要找出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在法律层面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同时提高人们的观念，只有结合实际多管齐下，才能在新媒体时代下有效防止谣言，维护网络环境的稳定，进而现实社会的发展。

作者:张天姝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