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法自由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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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由精神的内涵，是个体权益归其自有。自由精神在现代刑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并被视为保护对象。本文将在第一部分对自由精神的含义进行分析，并提出人生而自由的理论根源。第二部分，将围绕刑法来源、刑罚权、刑法职能，对自由精神在刑法中的体现作出分析。第三部分，将分析错误理论对于自由精神的危害。第四部分，将针对各种错误思想，提出防范策略。

关键词：现代刑法；自由精神；权益；刑罚

权刑法含有暴力元素，借助惩罚措施社会正义将得到伸张。但使用不当，将对公民自由造成侵害。由此可见，刑法使用中的核心问题是防止滥用。同时，刑事犯罪人会对社会带来危害，因此犯罪嫌疑人会在法律责任之外承担道德压力。这一问题，将对嫌疑人的权益带来侵害，其选择自由将受到限制。囿于陈旧观念，我国刑法的理论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部分观点将对自由精神造成损害。制度是刑法的外在形态，而精神是刑法的内核。在普世价值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自由精神应被定义为刑法的思想内核。“科学立法”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依据，其科学性的评价标准，是社会期待与公众共识。依据这一原则，法制建设应始终对接基层群众的权益与自由，因此刑法原则应兼容自由精神。

一、自由精神的含义

人生而自由，这一观念不仅存在于天赋人权等理论，也是对人生规律的客观总结。天赋人权建立在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理论根源的使用范围较小，在缺乏基督教认同感的地域，天赋人权并未得到足够尊重。因此天赋人权不足以作为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保障。康德认为，人仅能认识到可理解的具体事物，否则将陷入“二律背反”。基于这一认知，人是否生而自由，应从客观规律中探寻。例如，人类在出生前并不亏欠他人，父母的付出来源于自然规律与主观愿望，因此人类在出生前并未与他人建立任何契约关系，仅在伦理层面与父母存在从属关系。契约是在主观认同下，自愿让渡权利的印证，在未签订契约的前提下，人类无需接受约束。生而自由的人类，无法独自面对各项挑战，因此需要结成伙伴（社会），以维护生存权。但集体行动需要统一认知，并确定权利边界。在适应集体生活的过程中，生而自由的人，会让渡部分权利。但让渡权利不应过度，个人应享有依靠社会获得生存所需及维护发展的基本权利。这部分权利通常被称为基本人权，其内核是个人可决定自身命运。若这一权利遭受剥夺，人类就将遭受奴役，其个人生存与发展将依据他人决策而改变。综合分析，自由精神的本质可被理解为人类的“产权”归属，即社会个体归其自有。反之则失去自有，即被奴役。

二、刑法中自由精神的体现

（一）刑法来源与自由精神。刑法来源于自由公民的权利让渡。社会中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物资是有限的，合理配置才可使社会个体的权利得到保障。在古典社会中，占据优势的群体常常过度占有社会资源，并以此为工具剥夺他人剩余价值，甚至奴役、占有其他居民。针对这样的行为，底层居民会奋起反抗，社会秩序会遭受严重破坏。刑法来源于遥远的氏族社会，是社会内部的管理标准。《周礼•大宰》中记载，“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由此可见，刑法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进而使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当代社会的产业分工更加精细，社会个体对于社会的依赖程度更高，通过刑法保障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严重依赖于机械，而社会个体难以拥有大型机械，因此其会将自身劳动嵌入到生产体系内，进而形成实质的依附关系。同样的道理可适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居民的自我保护能力逐渐减弱。刑法的内涵，是将公民权利集于一处，对于违反社会公约或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客体施加惩罚。在这一机制内，公民的权利成为被保护对象。而惩罚他人的权利，来自于因社会共识，借由立法机构，在犯罪行为出现之前而确定的法律公约，刑法是该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刑罚权与自由精神。刑罚被称为“昂贵之刑”，部分学者认为“刑法所产生的罪恶不是罪行本身，而是公民自由的保障”。鉴于刑法的副作用，其使用过程受到严格限制，国家通常被定义为执行刑法的主体。这一设定决定了，刑法不归属任何个人或组织所用，其执行权来自于公众意志。由此可见，刑法绝非奴役他人的工具，而是维护他人自由与权利的武器。这一原则将法益框定在自由精神与公民权利范畴。例如，刑法之规定多集中于个人权利保护的层面中，其中包含生存权、财产权、健康权、名誉权等。而对于社会、国家的保护，应被视为对个人权利保护的延伸。法学界普遍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保护个人权益与自由，是社会的基本功能。而失去这一功能的社会，将面对合法性的质疑。同时社会是个人权利的载体，通过社会，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将得以实现。例如，通过保护社会秩序，个人的安全才可获得保障。由此可见，保护社会权益既是对个人权益保护的延伸，也是提升个人权益保护效率的手段。再有，刑罚权也被限定了适用对象。例如，依据罪过责任原则，无法决定自身意志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将自由意志作为前置条件，意志选择被定义为犯罪主体，而具体执行人被抽离出意识选择。这样的设想虽不完美，但集中体现了刑法对于自由精神的保护。（三）刑法职能与自由精神。刑法职能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以公众视角观察，刑法可对公民的自由、权利提供保障。二是以犯罪主体的视角观察，刑法也会对犯罪责任人的自由与权利提供保护。由此可见，刑法的职能也体现出自由精神。在被立法机关确认后，刑法将形成自我监督的独立体系。任何人包括立法者也不可干预刑法的使用。从这一角度分析，刑法是维护刑法权的根源，刑法职能的正当性将因刑法而受到保护。其中罪刑法定原则可集中体现刑法对于人权自由的保护。罪刑法定原则，是指针对犯罪主体的量刑应保持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任何罪犯均不应承受“法外刑”。刑法来自于社会公约，是对犯罪行为的有效约束。但刑法的目的并非无限施暴，而是要依据公约，对犯罪行为施加有限度的惩罚。刑法来源于社会个体的权利让渡，个体所保留的权利并未参与公共契约，因此仍归其个人所有。在实施犯罪后，涉及刑法规定的权利将遭受剥夺，这一行为是对公约的执行。而为遭受剥夺的权利，仍归犯罪主体所有，可受其自由支配，并将受到刑法保护。这一原则来源于自由精神。例如，触犯刑法的犯罪分子，应接受拘役、罚款等惩罚。但在拘役过程中，犯罪分子仍可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支配时间。这一权利是其基本权利，并未因犯罪行为而遭受剥夺。由此可见，刑法会从多个层面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

三、违反自由精神的错误论述

（一）刑法定位的错误论述。法学界通常会将刑法定位为，保护公众权利与自由的公约。但部分观念也会将刑法视为社会治理工具，并将刑法权归入权利机关。这一观点，来源于封建时期的法律逻辑，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并未给予应有关注。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周礼》，在《周礼》中，行为约束与道德观念紧密对接。在这一背景下，道德被视为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而法律则被视为诱导庶民脱离道德约束的错误信息。由此可见，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在使用之初就被定义为“驭民”的工具。法学研究者出现后，法律的“驭民”功能被进一步放大，其主要作用是约束民众的行为习惯，从而使统治者更加便于管理。这一思想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并对司法建设带来深刻影响。而相似的法律认识，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直至现代文明出现后。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是肯定公众的作用与诉求，精英阶层并未在法理层面获得特殊优待。在历史的发展中，刑法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体或统治阶层，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刑法的服务对象必然发生改变。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已经成为社会的治理主体，刑法应服务于人民。但部分观点，继承了封建社会的治理思维，并将刑法定义为社会治理工具，其公益性与自由精神无从彰显。（二）使用范畴的错误认识。刑事处罚较重，刑法的使用范畴将对司法建设带来重要影响。通常认为，刑法的使用范畴应局限在安全犯罪、经济犯罪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危害性大、居民的自由、权利受到直接侵害。但部分观点也认为，刑法的使用范畴可被扩展到公共秩序与思想建设领域。这一观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逐步修正。但在学界仍有部分学者秉持该观点，并将我国国情作为主要依据。这部分观点认为，社会建设应保持整体性，社会个体应附属于社会整体。基于这一逻辑，社会个体应与公共行为保持统一，若出现偏离则可被视为对公共秩序的破坏。有鉴于此，刑法可介入公共秩序与社会治理。这一观点将社会行为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选择范围将被大幅缩小。还有部分观点，就罪过责任原则提出反问。既然自由意志决定刑法犯罪，而自由意志存在于人类思想，那思想领域就应引入刑法规制。思想是否是人类的本体，仍缺乏定论。但对于思想的管制由来已久。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历朝封建统治者均对意识形态制定了管理机制。以清朝为例，仅乾隆年间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就高达130余起，涉案人数近千人。类似的思想控制在国外也极为普遍，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统治阶级的思想枷锁提出控诉。后，我国的文化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以禁锢思想为诉求的刑法观仍然存在，自由精神将遭到威胁。（三）犯罪主体的错误定位。刑事犯罪人，会对社会带来较大危害。因此部分观点将这部分人群视为社会公敌。同时由于刑事犯罪的危害较大，因此部分观点将事前预防，作为刑法职能的重要目标。这部分观点均将对自由精神带来破坏。自由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由公民自愿结成。加入社会就应遵守公共约定。而不加入社会也可被视为个人的有效选项，在不妨碍社会运转的前提下，其可生活于社会体系之外。由此可见，与某一社会形态不符的价值观，可用于其他生活场景，并应得到平等尊重。若以敌对姿态看待不同的价值体系或人群，将使二者出现对立，其所产生的冲突是两种社会体系的矛盾，而非社会内部矛盾，因此不适用于刑法。反之刑法会成为社会治理工具，自由精神无从体现。犯罪人群是社会体系的违约者，刑事惩罚应遵守约定。以何种姿态看待这部分人群，应被纳入伦理范畴，刑法不应引入此类观点。同时将刑法应用于预防，也会对自由精神造成破坏。通常认为，刑法犯罪适用于实质且超越赔偿范围的侵害。若将刑法向预防环节延伸，将引发刑法乱用，危害高于预防所得。具有犯罪倾向的个人，仍有选择不犯罪的机会，这一机会是自由精神赋予的自我救赎权，是刑法使用的底线。若将刑法前置到预防环节，将使自我纠正的意识无从应用，而公众的权利也将被无限缩减。综合分析，主流观点认为，犯罪主体是具体的人或组织，若将其前置到预防环节，涉嫌侵扰思想自由。

四、基于自由精神保护的应对路径

（一）刑法应体现公众意愿。将刑法应用于社会治理本无可厚非，但使用主体应包含全体公众，否则刑法蕴含的自由精神将无从体现。为保障这一基本原则，刑法应在立法层面保持公众参与。首先，依靠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刑法的自由精神可得到维护。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基层民众的利益与诉求。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刑法的公约本质将得到体现。其次，刑法的修正与调整，应在社会中开展充分讨论。人大代表虽具有极强的专业知识，但对于公众的诉求缺乏了解。我国人口规模庞大，区域文化差异明显，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的委员通常为二十人，多数委员是法律专业出身。因此，委员会难以全面掌握公众诉求。通过公开讨论，专业意见将于公众意愿对接，刑法对于公众诉求的体现将更加充分。（二）避免犯罪主观方面预设。就发展趋势而言，刑法的应用范畴正逐渐缩小。但部分观点倾向于扩张刑法的应用范畴，这一认识值得警惕。在防范中，刑法执行主体应避免犯罪主观方面的预定。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假设通常不被视为犯罪事实，若依据心理态度预定司法结果，将对犯罪嫌疑人的思想自由造成侵害。在具体执行中，刑法应作为嫌疑人权益保护的主要工具。例如，可参考《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将嫌疑人保护条例纳入刑法。通过这样的设计，司法部门的主观预定将受到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将得到保护。综合分析，刑法的应用范畴应控制在合理区间，对于思想、非危害性行为的控制应保持克制。当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得到充分展现，自由精神就将得到有效保护。（三）正确定位犯罪主体。刑事犯罪主体并非全民公敌，犯罪人在接受惩罚后，应获得自我纠正的权利。在执行中，刑法应首先与道德脱离联系。道德属伦理范畴，道德缺陷不涉及犯罪，因此刑法应避免介入道德领域。这样的设定，将使刑事犯罪主体更加明确，因刑事犯罪而引发的道德惩罚应得到遏制，犯罪主体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将获得保障。同时，刑法也应向教育功能延伸。教育是法律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犯罪主体提供教育，也应在刑法中得到体现。当下我国刑法的教育功能主要针对青少年群体，而对于成年罪犯的关注严重不足。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可在刑法执行中将抽象的犯罪现象作为主体。通过这样的设计，犯罪人将认识到自我抉择的重要性，其自由意志将用于弃恶扬善。

五、结语

刑法包含自由精神，这一精神体现在刑法的来源、刑罚权与刑法职能。刑法来源于公民的自由让渡，也是对个体自由的维护。刑罚权归国家所有，其应用主体是拥有自由的全体民众。这一机制，也是维护民众自由的有效武器。刑法会对普通民众与犯罪主体同时提供保护，各类人群的自由将得到维护。但部分观点会对刑法的自由精神带来侵害。其中部分观点会将刑法视为“驭民”工具，另一部分观点会将刑法引入思想管制，还有一部分观点涉嫌侵害犯罪主体权益。针对这部分观点，我国的立法部门与学界应基于足够重视，并制定有效的防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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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奇超 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