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虚假信息刑法规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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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网络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在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其背后巨大的风险和负面作用，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便是网络危害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与传统的虚假信息相比，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加迅速、传播范围更加广泛、造成的损失更大，随之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应更大，这体现了网络巨大利益背后的管理缺陷。如何规避网络中虚假信息带来的风险或者减小该风险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是人们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文章从法律的视角出发，从法律层面浅析网络虚假信息的普遍存在成因，我国的刑事性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网络虚假信息方面的规制、刑法对传播网络虚假信息行为规制时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展开分析。

关键词：网络虚假信息;刑法规制;传播网络虚假信息

1网络虚假信息及其刑法规制之必要性

党的工作报告指出，为了加强互联网内容的建设，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和空间。《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一批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为依法管理网络、办理网络、使用网络提供了基本依据。“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国家主席从全球角度出发，把握全局动向，为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为网络安全观念的正确树立指明了方向。因此，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保护的最后屏障，作为国家法律规范中最严厉、最有力的保护手段，更应该发挥出其应有的规制作用，为建立和健全网络安全的法律体系，保护国家和人民在网络世界的合法权益作出贡献。1.1网络虚假信息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所谓网络虚假信息，即网络中不真实的信息，包括散布在网络中完全虚构的不存在的信息，也包括具有一定的真实根据，但对真实信息进行篡改、加工、部分隐瞒后所形成的信息。虚假信息通过欺骗和误导来对社会造成危害。［1］伴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网络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信息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信息交互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但是人们在享受着网络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承受着其背后巨大的风险和负面作用，网络中的虚假信息便是网络危害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体现了对网络管理和规制的缺陷，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网络环境中不断泛滥着网络虚假信息，而且其中不乏有一部分的网络虚假信息拥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险性，网络虚假信息不只对互联网的正常秩序进行扰乱，更是对网络的公共环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产生了很大的损害和误导，主流媒体在网络环境中的不作为和少作为更加剧了虚假信息在网络中的猖狂程度。并且现有的刑法罪名体系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中屡屡碰壁。鉴于此，如何依法和有效规避网络虚假信息给人民带来的风险或者减小风险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是人们一直讨论的话题。但时至今日，网络的管理尤其对网络虚假信息的管理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学界对刑法规制是否会影响言论自由等问题争论不断，出于能够更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需要对刑事法律介入网络虚假信息治理的相关理论加以研究，并针对现有法律条文中的争议以及实践落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更好地治理网络虚假信息的泛滥情况，同时也可以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进行完善。［2］努力打造更和谐稳定的网络环境，让网络信息在法律的监管和保障下更加透明和规范，增强人民群众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信心，让信息交互更加真实、安全、有效、可信。网络虚假信息的特征1.2网络虚假信息的隐匿性。1.2.1网络虚假信息的隐匿性，主要在于者的隐匿性。网络信息的虽然大多都要求注册账户后方可以自己的用户名进行，在网络上注册的用户名并未进行实名认证，如QQ、微信、微博、贴吧、论坛等主要网络信息发源地上，信息的用户更是少有实名注册。尤其是部分用户在明显恶意的情况下有意虚假信息的，更是会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通过实践证明，用户采用虚假网名信息后能够迅速找到者本人的情况可谓寥寥无几。故网络虚假信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尤其是在信息来源上的隐匿性。1.2.2网络虚假信息对象的不确定性。网络虚假信息往往并不针对一特定的人进行传播，其接收者往往是不特定的大众群体，加之网络虚假信息的低门槛和低成本、传播速度迅速、传播范围广泛，与传统的虚假信息相比，网络信息的传播更加泛滥，数量也得到快速发展，传播对象范围广泛且不确定。［3］1.2.3网络虚假信息的迷惑性。网络虚假信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并借助很多互联网手段促使大量用户进行“误操作”。例如将网络虚假信息伪装成网站地址，非互联网专业人士往往很难辨别网站真伪性，并且互联网的大数据往往容易被不法分子窃取，不法分子利用用户的部分真实数据来伪装成各种虚假信息进行诈骗或诽谤。［4］1.3网络虚假信息的危害性。网络虚假信息的不断发展，其危害性也渗入到社会各个层面：1.3.1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虚假信息传播者把网络作为犯罪工具，对他人进行诽谤、侮辱等做出影响他人名誉、社会声誉的行为。1.3.2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危害。主要体现在虚假信息传播者把网络作为犯罪的对象，在网络空间或网络环境中散布虚假信息，迷惑人心，其不以侵犯具体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法益为目的，主要是为了造成网络环境秩序的混乱从而想要造成现实社会中秩序的混乱的行为。1.3.3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危害。如政治类的虚假信息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自然灾害类的虚假信息引发群众恐慌，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食品安全类的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市场秩序，造成一系列财产损失。一般性事件可以在网络虚假信息的挑拨与推动下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威胁着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国家的安全。［5］从现有法律体系的角度进行考虑，加上虚假信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仅单纯地依靠民事或行政手段已经难以有效的规制编造、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的行为。因此，要在秉持刑法谦抑性的前提下，让刑法介入其中从而进行有效的规制。这是依法治国不断推进的必要阶段，也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的标志和必要历程。

2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相关罪名

2.1网络虚假信息与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对社会秩序进行严重破坏的行为，它包括：任意对他人进行的挑衅行为，随意对他人进行的殴打、骚扰的行为；对公私财物随意毁坏的或据为己有的行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行为。［6］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徘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的出台为网络寻衅滋事行为也可以成立犯罪的罪名供了法律依据。虽然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将网络的寻衅滋事行为明确的纳入到寻衅滋事罪的规制范畴，但是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所侵害客体或对象表示难以准确把握时，传统的做法通常是把寻衅滋事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合并来适用处理，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适用法律不清晰，法律对象不明确的情况。《解释》规定，“行为人若是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或者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按刑法中规定中的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处罚。”这是在司法实践中第一次明确表示公民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行为可定寻衅滋事罪，但前提是行为人的网络辱骂恐吓行为必须达到了情节恶劣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程度。但是《解释》并没有对社会秩序做出限制性的规定，所以网络空间的秩序是否被包含在社会秩序并不十分的明确。［7］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与寻衅滋事罪的刑法规制有利于稳定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切实保障公民表达权和监督权。当今社会，网络环境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虚拟空间已经与现实化社会不可分离。虽然宪法赋予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言论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和约束。公民在网络虚拟空间发表的言论仍须要对其负责。2.2网络虚假信息与诽谤罪。诽谤主要是指捏造虚假信息或事实来毁损他人名誉。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在第246条中增加1款作为了第3款：“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1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这不仅在立法上明确了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而且在实体法中也规定了有关于程序法内容，是“刑事一体化”理念的体现。［8］我国目前没有网络诽谤行为单独立罪的规制模式，而是用诽谤罪结合司法解释来进行规制。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有共同之处，可以构成诽谤罪。传统的诽谤罪构成要件为：首先，有实际存在的、能够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或者信息；其次，要以一定方式向其他人公开；再次，主观上有故意；最后，要情节严重，形成危害后果，致使社会评价降低，名誉损害等。网络诽谤是发生在网络环境中的诽谤，要求主观有故意，客观上要在网络上捏造、散布或者传播不真实信息，并且这种传播的虚假信息是针对特定的人，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成立诽谤罪。有效利用刑法的法律法规对网络虚假信息中的诽谤行为进行规制，有利于依法追究诽谤者的违法责任，保护被害者的名誉和权益。2.3网络虚假信息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2015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将以重大灾情、疫情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事件为内容的信息从原“虚假恐怖信息”中剥离出来，纳入了“虚假信息”的范围。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所针对的虚假信息是以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为内容，这其中囊括了已经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将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两高《解释》对在网络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以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进行规制，并注明了“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同时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从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中分离出来，解决了以前的罪名之间互补调解的问题。

3网络虚假信息刑法规制的缺憾

我国目前能够适用于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比较杂乱分散，没有根据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特点形成一整套相对完整和系统的网络的法律法规体系。［9］除了《刑法》以外，我国其他的专门对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进行规制的特殊立法层级普遍较低，缺少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法律法规。并且很多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的条文内容概括性过强，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将导致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缺乏具体适用标准，难以实现具体打击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目的。相关法条的抽象性与模糊性使得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与《刑法》之间衔接不清，不利于司法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确实有效的打击。［10］如此次《刑法修正案（九）》制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其实质上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的“升格版”。那么认定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是否上升至犯罪层面的关键就在于判断其是否“严重扰乱社会秩序”。［11］但遗憾的是，此次《刑法》的修正并未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内涵做出详细规定，这就使得在打击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行为时，《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的界限划分变得不那么清晰，这无疑给予了司法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存在新的罪名被滥用的风险，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也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刑法》对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类犯罪中虚假信息的范围都是一种抽象性、概括性的规定，这将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的认定存在困难，也会造成此罪与彼罪的适用混乱。［12］

4完善我国网络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的路径选择

4.1立法建议。将网络虚假信息的范围加以限定，明确一个罪名的具体规制对象，这也有利于罪与非罪的认定。建立并完善相应的网络信息公开与监管机制，通过对相关条文的制定与修改，使法律更好的适用到网络空间，解决网络空间的失序问题。［13］明确规定网络言论制作者和网络服务者的责任，利用网络实名制等手段来治理和控制虚假网络信息在网络的传播。4.2司法建议。法律的有效与否关键在于实施，法律的实施与适用是体现法律有效性的重要方式，是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树立法律权威，普及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14］现代社会公众对于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认知能力与法律知识水平整体上处于一个相对偏低的状态，这无疑加大了关于网络虚假信息犯罪有关法律规范的实施与推行困难。网络信息时代，网络虚假信息犯罪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司法部门要加强有关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要通过对热点虚假事件的治理与宣传、对典型构成虚假信息刑事犯罪案件进行讲解，以司法促进守法，以守法推进法律的执行，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网络虚假信息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自身风险性，做到不制造虚假信息、不相信虚假信息、不传播虚假信息，并积极主动地抵制防范虚假信息的传播。［15］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相关法律的实施与适用力度，提高公众的法律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促进有关法律的推行和执行。各个执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加强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处罚力度和责任后果，做好社会公众的大众理念与法律内容的融合，使人们充分认识此类犯罪行为及其危害，从而积极发展成为防止此类犯罪的主力军。减少法律操作的阻碍和不当之处，以法律的推行与实施促进互联网秩序与社会的稳定，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把好网络监管关，发挥网络宣传正能量的应用力量。

作者:王志英 单位:山东诚公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