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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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指对未超过18周岁的人群，施以的最低程度上的保护行为，分为犯罪主体人权与被害人的保护，目前在刑法总则和分则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失。完善未成年刑法需要多措并举：完善教育条款，完善儿童罪的立法，加强犯罪刑罚适用性，加强人才队伍与司法保护机构设立，加强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刑法;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人权;被害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指对未超过18周岁的人群，施以的最低程度上的保护行为，分为犯罪主体人权与被害人的保护。我国未成年人刑法保护仍处于摸索性前进阶段，刑事司法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究其原因与理念缺失、专业组织缺乏、运行机制不优化等因素有关；对此，还需加强展开理论研究与人力保障等，从而形成立法科学体系，实现刑法的有效推广、普及。

一、未成年人立法保护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一般累犯、适用条件、强奸罪、妨害公务罪、虐待罪、遗弃罪、拐骗儿童罪、聚众淫乱罪、强迫他人吸毒罪、组织罪、协助组织罪等条例进行了明确界定。（一）保护犯罪主体人权。针对于14-18岁年龄段的未成年犯罪主体，在生理、心理的各方面虽然尚未成熟，但已经基本具备控制与辨别等能力，被成年人利用后，仍有感化与挽救的余地，以教育加惩罚的原则施以法律保护犯罪主体人权。《刑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刑法第十七条，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成完全（16-18周岁）、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16周岁），以及小于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如持续发酵的校园暴力案件，不仅对受害教师、学生身心造成严重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了危害。美国校园枪击案件发生率逐年增加，尤其是14-17岁男性犯人杀人罪，联邦调查局显示，10-15岁青少年人中，每10万人中，就有156名少年，送至再教育中心，以及管教所。美国在校园暴力案件立法上，虐待、侮辱他人的行为，判处酷刑折磨，严重者处罚1万美元，并判处终身监禁。参与凌辱从犯，以同罪判处，所有涉案人员，均接受最高刑罚判处。可见对未成年人犯罪，矛盾根源主要体现在判处严重性上，即犯罪者处理手段的轻重。日本对待校园暴力案件，本着裁判所优先主义，本着同时保障受害、施害双方利益的原则，要求各个家庭裁判所，需要附带一所由内科或精神病科医师、护士组成的诊所，尽可能照顾其生长发育，降低对受害人二次伤害。（二）被害人保护。针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刑法规定，如下所示：一是参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将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对象的群体，将受到最重刑法判决。二是拐骗14周岁以下儿童，离开其监护场所，脱离监护人的，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施以拘役处罚。在《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中能体现出来，凡是拐卖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都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以威胁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解救被收买儿童妇女的,参照第二百七十七条，接受定罪处罚。三是参照第三百六十条，嫖宿十四周岁以下幼女的，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2年，浙江永康县，发生嫖宿学生事件，犯罪人员包括人大代表，以及企业家等人，“大规模”、“处女”、“嫖宿”、“官员”等字眼，更牵动了社会群众神经。嫖宿幼女罪定罪，其主旨是为了惩治邪恶，加大幼女保护力度，但本身就涉及原罪，且在实践中，这一法律体系的漏洞逐渐显现，因为本身罪名就带有降格之嫌，加之受到大众道德约束，认为此法律体系为放纵权贵阶层邪恶的免死金牌。“嫖宿幼女”事件不断发酵，如2009年，贵州省习水县，被爆出包含公职人员在内的嫖宿未成年人案件。公职人员包括教师，以及司法干部、政府官员等，嫖宿幼女案件，从来不缺权力，以及公职人员等官员的影子。最终5人定罪嫖宿幼女罪，判处7-14年。嫖宿幼女罪的起刑点为五年，而故意杀人罪，以及抢劫罪起刑点，起刑点均设定为三年。虽罪行设立初衷是好的，但威慑力与公信力相对较差。对此，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建议修改为嫖宿十四周岁以下幼女的，按照强奸罪论处。对此，罪名存废也引起了社会群众广泛争议。因为大众对强奸罪，以及嫖宿幼女罪的轻重，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嫖宿幼女罪迟迟未被取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2010年表示，嫖宿奸淫幼女罪，无论是主观意识，还是客观行为，都存在一定差异；对此，嫖宿幼女罪，不应当与强奸罪相提并论。在2010年7月30日，最高法表示处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层面，还是处于法理层面，嫖宿幼女罪的取消，理论依据都相对充分。

二、刑法对未成年保护的缺失

（一）刑法总则方面。基于量刑角度分析，考虑到未成年保护，以及身心发育特征等方面的特殊性，对犯罪者执行刑罚时，都会本着刑法谦抑性原则从宽处理。由于刑法事实界定、原则缺失，导致量刑准则缺乏规范性。基于刑罚方式角度分析，针对于未成年犯罪者，其刑罚方式包括罚金、管制与牢刑等，前两种刑罚方式居多，导致法律效力、规范能力不理想。我国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首先事前缺乏积极预防，家庭、班主任、学校预防过程中存在缺漏，其次缺乏专门犯罪立法，刑法从宽力度加大，还需加大相关司法解释，提高特有犯罪处理体系的可行性与针对性，尤其是校园暴力方面的。最后缺乏后续安抚保障机构，导致安抚保障机构措施形式化，实践行动相对滞后，导致受害人存在景胜，并留下了心理阴影，加上社会偏见，以出现负面心理与消极情绪。（二）刑法分则方面。首先是分则细化补充不完善，对未成年人侵害者的打击力度较低。如黑龙江通河，13岁赵力宝，将同村14岁明芳强奸，法院判定被告人监护人，向受害人赔偿九千余元后释放。被告人顶不住心头怒火，次日杀死了受害人母亲，被告人被判处一年半劳教。虽然未成年人犯罪绝非偶然，与家庭教育和放纵有着直接关系，但法律对被告人的处罚惩治手段较轻。同时，儿童少年故意杀人，最轻判处9年。美国10岁女孩杀人案件，与英国两个10岁男童杀人事件均被判刑。刑法分则的价值，是对相关法则的修补与补全，从而在犯罪事实中充分体现。其次是分立法则存在空白，如婴幼儿的贩卖、抢夺与偷盗；猥亵男性未成年；骗奸、诱奸女性未成年的犯罪刑罚应当加强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刑法的建议

（一）完善教育条款。教育权是未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学校与社会各部门应当主动承担职责义务，保护其受教育权力；对此，就应当加强教育设施完善，以及选择教育方式等相关立法的完善。被告人李轶强奸案、王思琦虐待案、潘德峰猥亵案等案件，突显了学校、家庭与社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缺失；对此，应加大性教育普及，以及宣教力度，增强儿童少年自我防护意识、能力。作为教师、家长更是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校园安全管理水平，共建学生安全、健康、和谐生长环境。在其基础上，完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制度，加大有性犯罪前科者监管力度，形成家庭校园与社会的三道防线，社区也需加强监管，尽可能的降低案件发生率。（二）完善儿童罪的立法。我国刑法对拐卖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拐骗十四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脱离家庭、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此，应当加大保护力度，切实维护未成年合法权益，将法律保护范围拓展到未满十八周岁，实现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全面覆盖。如被告人卢晓旭拐骗儿童案，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以任何手段形式，将儿童私自带走，使其脱离家庭，或是监护人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严惩。（三）加强犯罪刑罚适用性。针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应当切实考虑到其成长特征，实现酌情处理。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死刑的刑事处罚，与未成年人并不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考虑到刑法的公正性，未成年人发展前景大，定罪无期徒刑，与刑法公正性不符。二是从社会治安稳定入手分析，政府对其晚年支持的经济负担加重，与国家长久发展理念不符。三是基于刑法权威性角度分析，犯罪者多为初犯，悔改意识强烈，处于无期徒刑的未成年人，在执行中会因为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等机会，这也是对法律权威性的一种挑战。四是考虑到其未来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稳定，假释后的人员，对外界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不了解，不能更好的融入生活中，不利于个人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此，在执行刑罚时，应当通过假释、减刑等操作，真正做到从宽处理，增强刑事处置的合理性与人性化。刑法不仅保护未成年人，更为广泛群众服务，在本着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应当加强人性化的融入，实现刑法法规的不断完善。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完善“指定辩护”“法定人到场”与“不公开审理”等保护未成年人的条款。（四）加强人才队伍与司法保护机构设立。政府机构方面，应当全面围绕未成年人，加强案件侦查机构、法庭、检查科的设立。社会机构层面，应当加强社区矫正机构设立，实现各结构的协作发展。在人才队伍方面，加强对公益性社团、社会帮教机构内部人员的培训，要求其掌握教育学，以及犯罪学和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从而提高对未成年人教育的意识与能力。（五）加强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完善。首先加强附条件不起诉制，围绕各需求、利益价值、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或是在走访调查中，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环境、性格特征等，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条件。其次加强社会调查制度完善，围绕司法实践实际状况，由社区矫正部门、公安机关、法院等联合展开社会调查，要求社会调查员保持中立态度，并围绕犯罪地等调查情况进行综合评定。加强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成年人介入时间、法律地位等明确规定，选任成年人时应当加强筛选，已释放为成年人压力。最后相关特别程序，要求刑事诉讼过程中，应加大对儿童少年的司法保护；对此，设立了监所检察，施以刑罚执行监督机制，是防、诉、捕、监统一化工作机制的有效拓展。犯刑罚监督，包括监外、所内执行监察两种。所内关押人员，加大分管分押管理力度，加强其教育改造与心理疏导。检察部门在审查起诉、逮捕时，都选择了符合其年龄特征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不足，如惩罚方式、量刑等方面的缺陷，还需加强对未成年刑法的完善，以实现法律保护范围的拓展与延伸，带动和谐社会稳定发展。补充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空白的同时，还需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法》等立法的完善，不断拓宽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从而逐渐形成科学体系。

参考文献：

[1]龙正凤．保护人性侵被保护未成年人的刑法规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4)．

[2]陈培．关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16(35)．

[3]王弘宁、张旭．论被害人视域下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4)．

作者:高德绪 单位:山东省胶州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