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受害人刑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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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形式上，弱势群体是一个虚拟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排斥的散落的人的概称。在我国，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化的概念，而我国学术界一般把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1]。事实上，在生活中由于弱势群体缺乏自我保护，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事件屡有发生，每个人的身边都不乏活生生的例子。以笔者所生活的城市为例，2018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一起案件便令人心碎。2018年6月26日，南京江宁公安分局官方微博“江宁公安”在线了一则寻找九岁溺水女童尸源的启事，7月25日，溺水女童家人被找到，随后南京警方通报称，女童是被其父亲杨际响和爷爷杨世松推入河中溺亡。而据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已经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杨世松，杨际响，其构成的罪名则是故意杀人罪。上述的这位九岁女童是一位家境贫寒的脑瘫患者，既属于生理性弱势群体，也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正是由于该女童的家庭贫困，其爷爷和父亲不堪重负，而女孩又没有自我保卫的能力才惨遭厄运。女孩小小年纪却早早离世的消息，着实令人惋惜。但这件事背后的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弱势群体本身会具有怎样易受侵害的特点。就本案中的女童而言，受害人患有脑瘫，她的生活几乎全部由她的家人照顾，其本身不具备思考和防御能力，因此一旦受到侵害，便极有可能遭遇不幸或者不可挽回的后果。不难看出，弱势群体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对抗外来侵害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此外，社会公众也缺乏对于弱势群体的积极关注。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视程度较低，对于弱势群体予以特殊保护的宣传和措施也是比较少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效果。最后，我国缺乏对于弱势群体的具体性立法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弱势群体受到侵害后所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正是由于我国对于弱势群体保护的相关规定还不够完善和健全，以至于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这一社会现状越发引起了教育界、法学界、专门性保护机构等的重视。在这其中，由于刑法在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具有威慑性高、严肃性强的特点，站在预防效果和报应效果相结合的立场上，可以对弱势群体予以更为直接有效的保护。因此，研究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刑法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二、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刑法保护

2.1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刑事立法现状众所周知，我国的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个部分。刑法总则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规定出什么是犯罪和对于犯罪人员如何适用刑罚的一般原则。经笔者研究发现，在目前的刑法总则第一章至第五章的全部内容中，我国并未对于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刑法规制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规定。由于刑法总则缺少对于弱势群体受害人所实施的的犯罪的直接规定，而刑法分则的规定又相对分散，这就使得弱势群体受害人在遭遇侵害后，无法得到最根本意义上的明确保护。而在其他的具有总则性质的规范中，少有的规定主要是将弱势群体受害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而加以了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13条中规定，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然而，由于司法机关颁布的量刑指导意见并不具有最根本的强制性，具体办案法院在最终决定量刑时，仍然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弱势群体受害人的保护很难合理落实。而从分则的视角看，刑法分则中对于弱势群体受害人的个别性保护，主要体现在了以弱势群体为犯罪对象的定罪事实或者量刑加重情节的规定上。我国刑法分则中，将是否把弱势群体受害人作为定罪事实，从而保护弱势群体受害人利益的分则条文较多，例如我国刑法分则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62条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以及第260条所规定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等，都具体阐释了某些犯罪行为严重危害了弱势群体合法利益时，需要受到刑法的谴责和刑罚的处罚。而具体的刑罚适用，则需根据不同犯罪的不同犯罪要件而定。经笔者研究发现，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弱势群体倾斜性保护的对象多为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等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显然很难涵盖住本论文开篇处所提到的弱势群体的定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刑法分则规定出特定定罪事实而全方位救济弱势群体的有效性也不免大打折扣。另外在刑法分则中，将犯罪对象为社会弱势群体规定为量刑加重情节的条文也不在少数。例如，刑法分则第263条抢劫罪中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可加重处罚直至死刑；又例如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罪中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规定从重处罚。以上两条立法例充分展现了在我国分则中，对于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从重处罚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同样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刑法的调整往往具有事后性，而在刑法分则的条款，只涉及了社会生活中已经料想到的情况，相比社会中的各种现象，涵盖面仍然较小。面对现实社会中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分则还有待完善和改进。以上笔者概述了我国现有刑法中涉及弱势群体受害人保护的基本内容。总的来说，我国刑法总则缺少对于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原则性保障，刑法分则中以弱势群体为犯罪对象的定罪事实或者量刑加重情节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全面分析弱势群体受害人刑法保护的不足，以期实现法律的准确认识和再完善。2.2对我国弱群体受害人刑法保护的法学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我国目前弱势群体受害人刑法保护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点展开。1、刑事政策视角的分析。长久以来，我国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基本要求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坚持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在刑法总则中的“宽”与“严”应当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例如刑法第17条规定的“未成年的限制责任”以及第49条规定的“对于死刑适用的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适用限制”等内容均体现了该宽则宽的刑事政策，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道主义保护等角度考虑，以上该宽则宽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正义的目标，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然而，我国刑法总则部分缺少弱势群体受害人倾斜性保护的内容，不仅使得弱势群体受害人缺少整体性的倾斜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严则严”的刑事政策。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对于弱势群体进行特别保护的必要性，对于上述保护性内容的缺失，应当考虑在刑法总则中加以系统性的补充。2、从宪法平等原则的角度分析。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不等于均等，平等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即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不论种族，性别，阶层，共同地平等享有权利，适用法律。宪法所规定的平等原则是蕴含了社会资源分配之平等、公平等诸多价值的综合性原则，这不仅表现在宪法权利的平等实现，也体现在了特别情况下所允许的合理差异被正确地贯彻落实。在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平等意味着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应有差别，但在条件不相同或不类似的情况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当弱势群体为受害人时，考虑到社会实质平等的正义要求，给予一定的特殊保护，不仅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合理性，同样也体现出了宪法平等原则所允许的合理差别。因此，对于受害人的倾斜保护作为宪法合理差异原则的应有之义，可以为刑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基础。3、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视角分析。根据我国刑法第2条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指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13条的规定，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未文明规定，仅仅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为代表的酌定量刑情节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这不免导致了弱势群体受害人在刑法总则层面的保护难以统一和明确，而酌定量刑情节无法统一量刑标准，恰恰是与罪刑法定精神相违背的。4、从刑法的社会效果进行分析。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涉及弱势群体受害人保护的相关内容较为分散零碎，其中所体现出的教育意义也难以被社会大众所广泛接受，这使得刑法所应当具有的社会预防效果不明显。通常而言，刑法分则主要是通过各构成要件的明确规定，将部分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上升至较为明确的程度，从而起到警示犯罪的作用。然而，对于没有将弱势受害群体作为法定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而言，分则中的相关规定很难起到警示犯罪、事前预防的作用。因此，站在如何将刑法的报应效果与预防效果相结合的立场上，这势必要求在刑法总则和分则中进一步完善和协调弱势群体受害人保护的相关问题。5、从国家救助立法与刑法交叉视野的角度分析。必须指出的是，弱势群体作为极易受到不法侵害的一方，一旦受到侵害，仅通过刑罚的制裁，很难实现修复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一旦犯罪分子不积极履行民事赔偿责任，弱势群体一方的合法利益就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由于刑法强调的是以刑罚为手段，严惩犯罪，预防犯罪，而面对特定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社会矛盾问题，我国法律缺少系统的事后补偿机制，因此无法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还原到被破坏以前的状态。对于以上问题，采取制度手段使刑法与其他配套制度相结合，从而维护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果可以使国家救助立法与刑法相结合，在社会弱势一方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时，由国家进行行之有效的救助和事后补偿，这未必不是我国未来立法的一个发展方向。综上分析，无论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刑事专门立法还是相关配套制度都存在立法供给的明显不足。因此研究国外相关立法，并对我国弱势群体受害人的刑法保护相关制度提出建议将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三、我国弱势群体受害人刑法保护的进一步完善

3.1在刑法原则中建立起“弱势受害群体的倾斜保护”原则。首先，倾斜性保护弱势受害群体符合宪法的平等原则。合理差别本是平等原则的题中之意，其正是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进而充分体现出宪法平等原则的价值和理念。其次，树立这一原则有利于社会生活中树立起保护弱势群体的整体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如果在刑法原则中建立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机制，将有利于引领人们认识到弱势受害群体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弱势群体受害人的保护。另外，由于刑法原则具有宏观指导性，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更有利于加强社会弱势群体的刑法分则保护效果。因此，刑法原则上的规定将给予弱势群体最根本、有效、直接的保护。3.2法定量刑情节的完善。诚如笔者在上文中的分析，我国总则层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之中，其是否具有充足的法定性和稳定性仍值得研究。为了弥合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制度的不足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对弱势群体应当通过法定量刑情节的明确规定予以倾斜性保护。从国外立法来看，例如俄罗斯刑法典总则第36条就规定，对于犯罪人明知正在怀孕的妇女实施犯罪，以及对幼年人及其他没有自卫能力或孤立无援的人实施犯罪或者从属于犯罪人的人实施犯罪的，加重处罚[2]。以上是俄罗斯刑法典总则中涉及弱势群体受害人保护的一条加重情节，该加重情节具体详细地表述了对于弱势群体的法律量刑规范，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标准，相较于我国分则中的散布的规定，俄罗斯刑法典更为整合明确，而且强化了弱势群体刑法保护的力度，值得我国借鉴。3.3受害人国家补偿机制的建立。相比于我国国家补偿机制的相对欠缺，国外已经普遍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刑事补偿制度。二战之后，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第一个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此后，英格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陆续开始对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1985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犯罪待遇大会的建议，通过了《关于被害者》的决议及其附件《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该公约明确规定了国家补偿制度的对象、方式、资金来源和补偿程序。从上述内容中不难发现，受害人国家补偿机制在世界各地普遍采用。由此也可以证明，建立受害人国家补偿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不容否认的是，存在一些弱势群体受害人在遭遇侵害后，由于罪犯本身的原因或是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矛盾问题，使得弱势群体受害人的相关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现象。这就需要由国家的补偿机制来保证各方权益最大化，平衡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四、总结

以上，笔者以南京女童案为切入点，根据我国弱势群体受害人保护制度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梳理我国目前对于弱势群体的相关保护的立法现状，主要从刑法、宪法、社会救助法等多个角度，对我国立法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根据笔者的分析，我国关于弱势群体受害人保护的立法虽然散布在刑法分则的具体条文中，但是仍存在着刑法总则中缺少原则性保护和具体制度规范，社会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在我国已有的立法基础上，如何使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最好的保护，如何做到防治犯罪，建立整体性的保护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念，需要我国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法律，更需要我们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这其中的改进之策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杜邈：“论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由孙志刚案引发的思考”，载《中州法学》2005年第5期，第73页。

[2]陈志刚：“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之维”，载《政法论丛》2015年第1期，第64页。

作者:乐馨 单位: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