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刑法改革与司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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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锡美辛晓伶工作单位：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甘肃政法学院

刑法的历史就是永无穷尽地改革并不断走向完善的历史。西方国家自二十世纪中叶始而迅速风靡全球的刑法改革运动，不仅改变了刑法学自身的发展方向，即促使刑法更趋于人道化、合理化，而且也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刑法学界的合作。本文侧重于西方国家这一刑法改革与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问题展开分析论述。

一、西方国家刑法改革的动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开始了一场引入注目的刑法改革运动，并迅速波及世界大部分角落，可以说，所有重要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及当时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都卷入了这场运动，并且都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对各自国家的刑事立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回顾这场世界范围的刑法改革运动，可以发现，这场运动的兴起主要是由内外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外在原因

1．难以消弥的社会控制与拘禁过剩之间的矛盾面对二战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对法西斯政权借法治之名行践踏人权之实这一段屈辱历史的反思，西方国家纷纷主张重建法治，并普遍通过推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来扩大行政机关的权力，希翼藉此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然而，历史的演进轨迹却逆人所愿。随着资本垄断的不断加剧，特别是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导致大量失业，社会治安形势令人担忧。各国犯罪案件的总数与犯罪增长率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犯罪的形式除了传统的街头犯罪外，还出现了白领犯罪、集团犯罪、计算机犯罪等新型犯罪类型，更令人不愿看到的是，青少年犯罪占了各类犯罪总数的主要比例，青少年所犯的罪在犯罪总数中也占主要比例。一方面是犯罪大量发生，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拘禁过剩的现象。如以当时西德颇具代表性的不来梅州情况来看，从1973年到1983年，受刑者的收容数约增加了2倍。若收容率以每10万人口比率来看，西德为80，美国为100，东德为200，在美国还出现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监狱暴动事件。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来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认为监狱内的劳动、一般义务教育和指导如何利用闲暇时间、生产技能的培养等措施，可以促使罪犯内心的转化。然而，“实践证明，许多犯罪分子在劳动改造初期的情况都不错，但过了5至8年剥夺自由的生活之后，他们的行动和劳动态度就明显变坏了。剥夺自由的刑期越长，他们在重新犯罪时所犯的罪行就越严重。”[2]（P10）当时的人们曾对自由刑占据刑事政策中心的地位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认为自由刑对改善、矫正犯人所起的作用，比什么都有助于重返社会。到了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开始认识到监狱的局限，认识到将犯人拘禁在与正常社会生活完全隔绝的监狱内进行所谓返回社会的改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要使受刑人重新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必须尽可能地使其不与社会隔绝或少与社会隔绝。在1950年举行的国际刑法及监狱大会上，各国与会代表普遍地揭示了监狱诱发犯罪的性质，引发人们不仅对普遍地、不加区别地使用监狱的方法提出质疑，甚至对监狱本身提出了异议，各国的报告一致指出了短期自由刑造成服刑者交叉感染犯罪恶习的流弊，主张以缓起诉、缓刑、罚金、不拘禁的强制劳动、周末拘禁及半拘禁、损害赔偿等合理的处分，代替短期自由刑。3．犯罪学研究的新发现拓展了人们的认识视野犯罪黑数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犯罪现象的普遍存在，同时还揭示出：除了采取刑罚措施以抑制人们陷入犯罪的诱惑外，抗制犯罪更有效的方法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忠诚意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3]（P43）因此，在犯罪防治政策上应树立这样一种前提观念，即：“只要人们对那些现实地威胁法律所保障的和平的严重犯罪还保有免疫力，那么，就不能认为公共安全受到决定性的威胁。”[4]（P19）二十世纪中叶还出现了“一般化犯罪理论”①。美国学者Cohent和Felson首倡的日常活动理论认为，任何一种直接接触的掠夺性犯罪的产生都需要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一个具有能力及倾向的犯罪人；合适的标的物存在；足以吓阻犯罪发生的抑制者不在场。一般化犯罪理论对各国刑事政策的影响在于：使各国立法者认识到事后刑罚适用作用的有限性，从而改变过去犯罪发生后被动反应的方式，而采取更加主动地加强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预防措施，以减少犯罪机会，尽可能地消除犯罪原因。对刑罚制度的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犯罪标签理论。标签理论强调行为人走上犯罪道路是因其被警察、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为他贴上偏差行为或犯罪嫌疑人标签推动的结果。其实，“偏差行为并不是行为的固有本质，它是直接或间接看到这些行为所给予的一种特质。”[5]（P63）标签理论的发现要求人们更加慎重地启动刑事司法制度。

（二）内在动因

1．刑罚功能的理论审视二十世纪之前的刑罚理论都是强调刑罚的充分有效性和报应必然性为前提的。认为“刑法坚持报复的感情同婚姻以性欲为基础具有同样重要的关系，对罪犯处以刑罚是普遍内驱力的合法发泄方式。”[6]（P33）不同的是：旧派理论因主张普遍的自由意志而强调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就是让其赎罪或给予其应得的报应；新派理论因认为犯罪在于行为人社会化的失败，进而提倡教育刑罚预防说，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处罚犯罪人，它不过是改善犯罪人恶性的一种手段。然而，美国学者马丁逊通过对1945年至1967年间实施的231件改造案件进行详细调查，从再犯率、监狱生活适应度、职业技术本领的获得、人格变化、社会生活适应等角度，分析罪犯改造措施的效果，得出结论：医学治疗、心理疗法、职业训练、保护观察等所有的改造措施和方法，除了个别例外外，并不对减少累犯起任何作用。[7](P40-41)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监狱改造的局限性，认识到把罪犯拘禁在与正常社会生活隔绝的监狱不但达不到改造的目的，而且对犯罪人身心是极大的折磨。因此，如何实现刑事司法制度现代化、合理化并使之适应时代要求成为了人们共同的愿望。为此，新社会防卫运动者主张刑事政策的实践活动就应吸纳人类各学科的新成就，并主张：第一，刑事政策的基础在于保护个人，犯罪人也有再社会化的权利；第二，在承认刑法制度为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它的内容更加适应社会保护的客体（个体）和主体（社会）相互配合的要求。在不剥夺自由的处分失败前不得采用自由刑。新社会防卫运动保障人权的观念与当时社会人权运动高涨的时代呼声是相一致的，这对促进刑罚制度的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刑罚理论的研究显示：“刑罚的完善总是——不言而喻，这是在情况下——随着刑罚的宽大程度一起并进。因为不仅各种宽大的刑罚本身是较少的弊端，它们也以最符合人的尊严的方式引导着人离开犯罪行为。”[8]（P63）2．刑罚经济思想的影响刑罚的经济性是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刑罚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地运用司法资源和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求取最大化的刑罚效益，便成为理性社会人的理性追求。[9](P378)拘禁刑与罚金刑比较起来，肯定更具惩罚的性质，然而，拘禁刑给受刑人留下深重的烙印，也给其家庭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短期自由刑，既难以收到矫治效果，而且易导致受刑人在监狱内受到各种恶习的感染。另外，短期自由刑还浪费监狱有限的经费。因此，拘禁刑特别是短期自由刑的适用与刑罚经济性要求存在相当的不协调性。

二、西方国家刑法改革的内核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刑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既涉及到刑事立法改革、司法制度改革、行刑制度改革，也涉及到刑事政策的创新等方面，从此，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行刑社会化思想在世界各国展开的有声有色。不过，这场刑法改革运动对后世刑事法治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两个观念的转换：一是刑法（或刑罚）观念的转变；二是国家对犯罪反应观念的转变。

（一）刑法观念的转变——恪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思想

中世纪刑法的残暴唤醒了人们的理性意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及受这一思想影响的刑法理论研究者对传统的刑法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彻底否定基础上的对刑罚制度的重构，而是建立在同样迷信刑罚威慑功用基础上的合理改造。它否定的是中世纪刑罚的严酷及司法的擅断，强调的是罪刑的法定及罪刑的相适应，并希望通过这一改革以实现刑罚的公平、公正，维护人的尊严并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协和。可以说，迷信刑罚的充分有效性是二十世纪前刑法理论家和刑事实务人员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严密法网、严格司法的实践却遭遇到了现实的滑铁卢，不但现实中的犯罪浪潮一浪高于一浪，而且累犯率持高不降，更为严重的是大批青少年走向了违法犯罪的迷途。人们本抱以极大期望及满怀憧憬的监狱矫正似乎也走进了一条没有出口的胡同。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事实，原来人们怀抱的通过判处刑罚、通过监狱内劳动、通过教育和职业技能指导可以使罪犯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并因此重返社会的信念消失了，开始认识到刑罚的功能是有限度的，自称为一种能够消除所有犯罪因素的简单并且有效的救治措施的刑罚，只不过是一种徒有虚名的灵丹妙药。单向度的严格司法并不能达成问题的解决，人们因此认识到：刑法体系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要想保障该体系的完好性和有效性，就应该针对扩张刑法体系的定罪化作用力，保持一种非刑事化的反作用力，把所有不再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放到次要位置上去。[10](P43)人们从“设施收容（犯人）”——所谓“内在失败的力学”（凯塞语）——得出了初步结论：关于自由刑和剥夺自由处分的执行，作为“最后手段”，逐渐从刑法机构的背后退却。只有对重罪和累犯以及在不交付罚款时，自由刑才作为代替的刑罚适用。[4](P19)在刑罚适用中，强调制裁制度的“公正性”和“均衡性”，认为刑法不仅要探求对外的公正性，而且要探求其自身的合理性。在制裁时，应当着重审查研究的不是对处遇的必要性和再社会化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而是研究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处于怎样的状况，或当时还有实施哪些其他行为的可能性。认为只有通过以行为意向为衡量标准的制裁制度，才能恢复刑法中失去的“法的安定性”和“预测可能性”。同时强调，坚持公正性和均衡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回避轻刑，而是为了回避重刑。[11](P27)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刑法改革运动中提出的这一刑法理念，德国刑法学家耶施克作了这样精辟的概括：为了促使人格不适应现存社会者回到现存社会秩序中，使他将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各国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愈来愈不采取那些为维护法律秩序曾经采取的无限制的不必要的刑事程序；在必须贯彻刑事程序的情况下，对于行为人采取制裁，必须把不利于行为人回到社会的障碍限制到最低限度，同时，保证在尽一切可能的最适当的条件下给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微的犯罪或者中等程度的犯罪，采取自由刑或者剥夺自由处分，要在最后阶段才勉勉强强加以考虑。[4]（P24）换言之，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观念。这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刑法改革运动所作的最大贡献。此后风靡全球的非犯罪化运动、非刑罚化处置，都是这一观念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具体展开。

（二）对犯罪反应观念的转变——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

新社会防卫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马克•安赛尔提出的“要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观念，最能概括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刑法改革思潮对各国刑事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刑法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对付犯罪的工具。首先应当对‘预防’予以极大的关注，通过‘预防’抑制诱发犯罪的因素。其次，还应超越刑罚的范围，对犯罪形势和冲突形势，同时也运用民法的、行政法的、社会法的以及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组织等方法。”[12](P60)何谓“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不同的国家会基于其各自的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及社会治安状态等因素作出不同的解读。如德国刑法改革时就将其传统刑法的对犯罪的被动反应、单纯予以制裁的消极性，赋予刑法更积极地关心受刑罚惩罚人复归社会。“主动关心受刑罚惩罚人复归社会”就是一种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方式。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刑法改革运动中，各国对犯罪反应模式的合理建构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轻微犯罪或中等危害程度的犯罪采取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处理方式，甚至超出传统的主刑范围，采取有别于自由刑和罚金刑的其他办法来达到国家对犯罪的感化这个目的，如对受害人进行补偿、为公众进行公益劳动的方式等。非犯罪化的实现方式主要有：（1）通过立法直接排除某一或某类行为的犯罪性；（2）采取起诉权宜主义的诉讼解决办法，即赋予检察官根据犯罪事实，通过衡量刑事政策上的得失后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的权力；（3）缓期宣判的方式，即定罪后，给被告人一个机会，如果在规定的期间内经受住了规定的考验，即不再宣判刑罚。非刑罚化是指在作有罪宣判后，采取刑罚之外的替代措施予以执行的一种方式。非刑罚化的实现方式则更为灵活，如上提到的缓期宣判外，还有还有缓刑制、罚金替代制、社会服务制等都属这一范围，对于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罪犯有条件或无条件地缩短刑期，如假释、保释等，从广义上说也属于非刑罚化的范畴。基于监狱具有诱发犯罪、犯人易交叉感染的缺陷及狱内矫正政策失败的反思，对这类即使判处拘禁刑的罪犯也广泛采取社会化的执行方式，如缓刑、社会内保护观察、周末拘禁处遇制度。二是对重罪、特别是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对累犯、惯犯则仍强调判处并执行刑罚，为了保卫社会，甚至予以加重刑罚处罚。西方国家的刑事政策出现了所谓的“两极化走向”。“两极化走向”其实是“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观念在西方各国刑事政策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两极化走向”刑事政策一经形成便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后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发展方向。

三、西方国家刑法改革对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自从有刑事制裁以来，人类社会对青少年犯罪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精神。纵观刑法发展史，自古至今各国刑法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都作出了区别于成年犯罪的特别保护规定。受实证派犯罪学理论的影响，西方各国对青少年犯的特别保护强调采取更为积极的处遇制度。并因此于十九世纪末出现了少年法院。少年法院一建立，就立足于对青少年犯罪处罚不在于刑罚而在于保护的宗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即采取社会福利性的行政措施处理青少年的违法犯罪，对审判人员要求的主要不是司法专门知识，而是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专门知识。少年法院与其说是审判机关不如说具有保护机关的性质。少年拘禁场所不是监狱而是类似学校的特别设施，注重对少年犯的教育和改善，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对青少年的改善、教育的司法制度。二十世纪中叶出现了罕见的犯罪浪潮，面对数量猛增的青少年犯罪，西方国家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并没有因此而出现对青少年犯司法特别保护原则向刑罚处罚原则的逆转。根据犯罪学研究揭示的监狱诱发犯罪的性质，狱内人犯易交叉感染的事实及日渐拥挤的监狱和难以缓解的有限司法资源，在刑法的最后手段性理念及合理地组织对犯罪反应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在积极寻求一种更为人道、有效、灵活的方法进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创新，以适应发展了的时代现实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实际的要求。

（一）刑法改革思潮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的前提理念

1．少年司法特殊保护理念对少年犯罪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是西方国家的传统。这一理念的形成源于古罗马关于“儿童不能预谋犯罪”思想和英国衡平法关于“国家是少年最高监护人”学说。[13](P175)受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刑法改革运动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联合国连续三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处遇大会相继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三个国际公约，对少年犯罪给予司法特殊保护的理念在这三个公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北京规则》要求各国对少年犯罪采用非监禁教育改造办法，尽可能减少刑事司法对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伤害；其次，对触犯法律的少年犯，要求予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处理，尽可能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第三，对于少年违法或犯罪，不应仅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还应考虑少年犯个人的情况来作出适当的反应；第四，要求将保护社会利益和保护少年权益作为少年司法的目标。2．司法外处理理念司法外处理是指在刑事司法程序尚未进行或进行中中断司法程序，采取其他的方式处理案件的制度。司法外处理制度滥觞于1967年美国“有关法的执行与司法运作之总统咨询委员会”所作的题为“挑战自由社会之犯罪”的报告。1984年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三次国际刑法大会中，司法外处理原则得到各国代表的一致认同。认为对于刑事裁判上似为犯罪行为，但未被直接人所承认或未经刑事追诉机关予以告发的事件，采取司法外处理方式，在防止和抗制犯罪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司法外处理原则的适用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第一，现代刑法被当作社会监督的有效手段，且被扩张地运用于其传统适用领域之外，从而造成过度的犯罪化危机；第二，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事件，往往非但不能促成利害关系人间的和平，反而会伤害他们之间的和睦；第三，司法外处理能一定程度上克服所谓的刑罚危机，当采用刑事制裁手段被认为不妥时，使刑法易于对犯罪行为采取适当的对策；第四，司法外处理可以使犯罪行为人避免犯罪化的烙印；司法外处理对犯罪被害人有益。被害人可在处理程序中表达其感觉和愿望，可以促成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进行赔偿或回复原状。因此，司法外处理原则一经提出，便在具体的司法实际中得到广泛运用。虽然其并非是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罪的一种司法制度，但各国代表一致认为，对少年违法犯罪案件特别适合采用司法外处理制度，并在司法实际中创造出许多具体的司法外处理的措施。

（二）西方国家刑法改革运动对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刑法改革运动中出现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诉讼化思想，在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并成为西方国家合理地组织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反应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使得西方国家在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上采取更为主动、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少年违法犯罪人的保护，以实现教育、改善未成人犯罪人，并进而促成违法犯罪未成年人顺利复归社会的目的。对这些新出现的反应手段予以概括的话，可以将它们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司法外处置措施；另一类是司法内处置措施。这里所说的“司法外处置措施”是指还未对侵害人定罪前所采取的处置方式；“司法内处置”则是指对犯罪人定罪后所采取的处置方式。1．司法外处置措施（1）非公（即非正式性的）的司法外处置所谓非公的司法外处置，是指对违法犯罪少年，不经由正式的刑事司法机关，而由私人之间，或由学校、工作场所、社区等在内部进行处理的制度。非公的司法外处置，其方式因实际情况不同而不同，如对在超市等场所的偷窃行为被发现时，采取对偷窃者进行教育、令其归还物品或罚其支付高出物品数倍的价钱买下该物等方式处理。对于侵占公司财产的职工，公司往往对其采取惩戒、解雇的方式予以内部处理。这些都属于非公的司法外处置。不过，非公的司法外处置方式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和解方式。由侵害人、被害人之间通过和解方式解决问题，现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参照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来看，协商性司法模式主权表现为三种类型：（1）社区调停模式，即在犯罪发生后，少年犯罪人被司法机关逮捕前，由特定的社区调停组织主持犯罪少年与被害者双方之间的协商。（2）转处模式，即在司法机关启动刑事司法程序之后，程序终止之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处理少年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纠纷。（3）替代模式，把在尊重被害人意志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对少年犯罪人的刑罚处遇而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犯罪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和解，其典型方式是勒令加害者进行刑事赔偿、赔礼道歉，为社区提供服务。[14](P152)（2）微罪处分制度所谓微罪处分，是指把因情节轻微而没有必要科处以刑罚的犯罪者，从刑事司法程序过程中予以排除的处分。作为司法外处置措施的微罪处分制，包括警察阶段的微罪处分和检察阶段的起诉犹豫制度。微罪处分制在日本得到了广泛运用，日本少年犯罪案件中有25%在警察阶段以微罪处分处理。日本微罪处分制的依据是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6条的但书规定，即检察官指定的案件不用移送检察署。日本适用微罪处分的主要有三种：一是金额很少且情节轻微，犯罪人事后也主动返还财物，被害人表示不追诉的盗窃案件；二是情节轻微的赌博案件；三是检察长特别指定的其他种类案件。对适用微罪处分处理的案件，警察机关主要采取以下处置措施：一是对被告加以严格的训诫；二是责令对被告有监督地位的人（如父母、雇主等）加强监督，并要求其提出申请书；三是要求被告返还被害人财物或赔偿损失，并当面认罪，请求被害人原谅。[15](P43-44)起诉犹豫制度，又称起诉权宜主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轻微的案件，经过一定程序，在一定期间内，看被告是否遵守规定的义务，并以此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的制度，英国、德国、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办法，对轻微的案件，被告如果遵守了规定的义务，如缴纳了金钱或恢复了所造成的损害等，且以后有悔改表现的，就决定不予起诉。2．司法内的处置措施这里所说的司法内处置措施，是对已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犯罪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1）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缓刑是对犯罪人附条件地暂缓执行刑罚的制度。鉴于在节约司法资源和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世界各国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适用缓刑。如德国大部分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都被法院给予缓期执行，刑期不高于2年的未成年人案，只有6%的被关押在少年监狱。[16](P320)美国服监禁刑的少年犯还不到少年二分之一，最后打击的只有1%，且只限于年龄在16周岁至18周岁之间，所犯案件仅是暴力重案或连续3次以上犯罪的。[17](P939)西方国家对未成年人犯在缓刑期间的教育、改造工作很重视，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制度并配置有合理的人员。对未成年人缓期执行，一般都配备有专门的人员对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犯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职业技术培训、适应社会生活的训练、就业辅导与咨询等，以促进未成年人犯的社会化。（2）假释制度假释是附条件地将正在服刑的犯罪人提前释放的制度。放宽对未成年罪犯的假释条件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共性。如日本刑法典第28条规定，被判处惩役或者监禁的人，如果有悔改表现，在有期刑的执行经过三分之一、无期刑的执行经过十年后，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的决定准许假释。对于少年犯场合，少年时受惩役或者监禁宣告的人，①无期徒刑经过7年；②依据少年法第51条宣告的有期刑经过3年；③依据少年法第52条第1款宣告的不定期刑经过其刑的最低刑期的1/3后，可以准许假释。[17](P939)德国是在其《少年法院法》中对少年犯假释条件作了宽于刑事处分假释的规定：只要少年犯出狱后，能成为一个守法公民，其服完刑期的三分之一的，都有可能提前释放。（3）缓科制度缓科制度是指法院对已经构成犯罪的人只确定其有罪但暂缓科处刑罚，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根据犯罪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做出最后判决的一种制度。缓科制度是当今德国、瑞士、美国等国少年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采用缓科制度，有鉴于借助被告人家庭和社区的力量对其进行教育，同时又避免了狱内的交叉感染的危险，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德国《少年法院法》第27条规定：“虽经调查，但仍无把握确定少年的违法行为所表明的危险倾向程度，而判处其刑罚又属必要的，法官可先确定该少年的罪责，对少年刑罚予以缓科，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缓科期限一般为1年以上2年以下。若被缓科的少年在考验期限表现不良、有危险倾向的，法官可予以科处刑罚。如果没有违法情况，考验期限届满，有罪判决即告消灭。采用缓科处置的少年犯罪人，一般都是在审判期间法院难以确定对其是否该科处刑罚。如《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9条规定：审判机关不能肯定少年是否应被科处规定之处分或被科处刑罚的，可推迟作出裁决。（4）取消“刑事污点”制度取消“刑事污点”，即前科取消，是指当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罪及刑记录，使其犯罪历史从个人档案中消失，视同没有受过刑事处罚的制度。取消“刑事污点”制度已为许多国家刑法典所确立，而对未成年罪犯则又规定了更为宽松的前科消灭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