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学重视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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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法学中的人性思考

“以人为本”应以人性为基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的多远，他们总是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作为社会学的刑法学当然也是如此。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其价值，才能具有其本质上的科学性、合理性。

（一）刑法的产生与发展进步，总与人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刑法的产生是以对人性的思考为前提

人是社会之本，正确认识社会规范建立在正确认识人性的基础之上。刑法的产生也是以对人性的思考为前提的，在西方人性问题上的最大争议是人性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在中国是人性的善与恶问题，在人性上的不同认识往往导致不同法律学说的产生。

2.刑法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相互映衬

人性的发展历程规制了刑法的发展历程，刑法的发展又对其具有反作用。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性冲破了神学的藩篱，得到了张扬与尊重，与此同时，刑法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也被彻底的瓦解了。罪刑法定原则、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三大刑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是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更是刑法学的巨大历史进步。此外，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相当程度的人文关怀，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之后的实证学派更是以犯罪人为刑法的中心，主张刑法个别化原则、意思决定论和社会责任论，使人性得到进一步的尊重和深化，使刑法更具生命力。

（二）对我国现行刑法人性方面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在诸多方面有了很大发展进步，但也存在一些违背人性，强人所难的地方。笔者认为，为使我国刑法更加完善，符合人之本性，我们首先有必要借鉴西方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符合人性的要求，是对人性的体谅与尊重，也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价值目标追求。另外，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而我国刑诉法却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回答义务，这实质上是迫使他们自证其罪，是强人所难的行为，是对人性的无视与逼迫，对此，我国应考虑借鉴西方的沉默权制度，充分尊重犯罪人权利。

二、刑法学的人道体现

（一）“以人为本”思想在刑法中的另一体现是其人道性

刑法的人道性，立足于人性，而人性的基本要求是人类出于良知而在其行为中表现出的善良与仁慈的态度和做法，即把任何一个人都作为人来看待。同理，刑法人道性的最基本、最根本的要求可总结为：犯罪人也是人，作为人，犯罪人也有其人格尊严，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对待都是不人道或者反人道的。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人道性乃是刑法不可或缺的价值蕴含，这种价值蕴含主要通过刑法的宽容性、刑法的轻缓性和刑罚的道义性来体现。

1.刑法的宽容性

人道化、理性化是刑法合理性的基础，而宽容则是人道的应有之义。正如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本质是痛苦，但决不能给犯罪人施以过多的痛苦，主张刑罚应当宽和，“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野蛮的。”恢复受刑人的自尊，宽容对待罪犯，是刑罚执行符合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与目标。

2.刑法的轻缓性

刑法的轻缓性的主要体现是刑罚的轻缓化。刑罚的轻缓化，要求刑事法官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做到宽容道义，使刑罚符合于人之本性，这充分体现了人本价值观的时代精神。再则，从犯罪人的角度来说，刑罚的轻重要考虑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刑罚轻重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宽大的刑罚以符合人尊严的方式引导人离开犯罪行为。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犯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其必要性。人类文明是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从野蛮至文明不断进化的。在数千年的刑法史中，刑罚进化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刑法的轻缓化。众所周知，轻缓性是与残酷性相对立的，它是刑罚人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3.刑罚的道义性

我们知道，刑罚的本质在于其惩罚性，表面看来这与刑罚人道主义的要求矛盾，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只有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刑罚才能顺应其发展的进步文明规律，才能实现其目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显然，反酷刑已经成了一项最低的国际人格标准，也是考察一国是否实行了刑罚人道主义的一项基本准则。

（二）刑法人道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中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并没有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刑法人道的原则，但刑法人道一直是被我国刑法学者所提倡并由立法者在刑法中体现，司法者在司法实务中遵从的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人道在我国刑法中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

1.在犯罪论中的体现

例如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以及其它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由上可以发现，并不是把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称为犯罪，而只是把那些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受到惩罚的行为才认定为犯罪，这就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另外，不作为犯罪的场合下，如果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但根据行为人当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能履行该义务，换句话说就是不存在期待可能性时，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将此作为犯罪处理，就违背了刑罚人道主义。如果行为人根据客观条件应当预见却没有预见，则构成过失，如果行为人不是应当预见他也没有预见而造成危害结果的，也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而应该作为意外事件看待。此外，在犯罪论的其他部分，如对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对于预备犯、中止犯、共同犯罪中教唆犯、从犯、胁从犯的规定，在罪数论中对于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等情况认定为一罪而不是数罪的规定，都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的要求与体现。

2.在刑罚论中的具体体现

刑罚体系历经了从以死刑和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乃至现代的刑罚正逐渐转向以财产刑和其他非监禁化的刑罚种类为中心的发展史，因而勾勒出刑罚从残酷到人道的历史演变趋势。虽然我国刑法还没有废除死刑，但也严格的限制与缩小了死刑的适用范围——死刑只能适用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刑。在执行死刑时，不准游街、不准有侮辱犯人的行为等。在刑罚裁量上，量刑不仅要考虑法定的量刑情节，还要考虑酌定的量刑情节，这些都是刑罚个别化、人道化的要求的体现。

三、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人类对人性的孜孜不倦地探求，对人道的尊重与追求理所当然地引起对人权的关注，而人权保障是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当前,人权是国与国之间及其国际社会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时往往首先考量的内容。“人权是现代法最基本的价值之一”，而刑法以它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在人权保护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刑法人权保障的对象及意义

刑法对人权的保护,既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的保护也包括对犯罪人的保护。日本学者木村龟二指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由于保障的个人不同,实际机能有异,具有作为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和犯罪人的大宪章两种机能。只要公民没有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就不能对该公民处以刑罚。在此意义上,刑法就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下,保障罪犯免受刑法规范以外的不正当的刑罚”。

（二）我国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现状

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这不仅为刑法的人权保障奠定了宪法基础，而且对刑法的贯彻执行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刑法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刑法兼顾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功能,进一步强化了刑法对人权全面且有效的保障，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与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强化正当防卫制度，加强刑罚人道化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具体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需要予以重视和改进。主要是：

1.罪刑法定原则需要深入贯彻实施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罪刑规范的设置具体化、明确化,我国刑法而言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用语含糊、不明确、笼统,分则条文中罪名规定不明确,还有的犯罪的法定刑幅度过大等等。

2.应考虑在刑法典总则中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处遇专章

这样能够较为全面地构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刑罚裁量的原则、刑种的适用、刑罚制度适用、保安处分措施的配合等一整套完备的特殊处罚措施,能够做到对未成年人犯罪合理、有效的处置,并充分发挥刑法对这一需要特殊保护群体的人权保障机能。

3.应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

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之一是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珍惜,对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生命权的重视与对生活的渴望。死刑滥用将导致生命价值贬值,导致公众对生命、生命权的漠视，从当前的刑事立法来说，我国的死刑立法是世界最多的，中国不仅属于保留死刑的国家，而且无论是死刑罪名的数量，还是现实中适用死刑的数量，都位于保留死刑的国家之首，这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要求不相符合，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死刑。

综上所述，以人为本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们刑法学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价值内核，只有符合人性、追求人道、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刑法才是良善的刑法，只有这样的刑法才能不辜负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价值美誉，也只有这样，刑法才能不断地朝着其应然状态不断跨越，实现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