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入罪门槛的当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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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刑法、尤其是经济刑法的修改和完善非常频繁，《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现行刑法进行了较大范围的、顺应刑法发展的、符合人类文明的修正，凸显出诸多亮点，其中假药罪入罪门槛的降低尤其引人注目。本文就此项修改的当代价值作一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降低入罪门槛的基本解读：与刑法谦抑原则不相矛盾

所谓降低入罪门槛，就是指入罪的标准降低了，构成犯罪更容易了。降低入罪门槛一般发生在同一性质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内，表现之一是减少犯罪构成要件，例如取消犯罪客观方面的结果要件（实害结果和危险结果）和情节要件，以及取消犯罪主观方面的目的要件等；表现之二是扩大犯罪构成要件的涵盖范围，例如扩大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范围，以及增加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等。其结果是该行为构成犯罪的范围由窄变宽，犯罪圈扩大了，刑法调控的范围也增加了。刑法谦抑原则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诉求，是当代刑法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刑法谦抑存在的正当性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严厉性决定的。即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又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1

最早将谦抑之概念运用于刑法领域的是日本主观主义大师宫本英修，他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根绝，如果勉强非要根绝犯罪的话，就会导致肆意侵害个人利益……因此刑罚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刑法应当进行自我谦抑……。”2

学界对刑法谦抑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呈现出诸多观点和成果。关于刑法谦抑的内涵或称本质的界定是中外学者探讨最为集中的部分。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刑法谦抑的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3

其实，平野龙一关于刑法谦抑的核心观念只有一个：对于某种危害行为，只要能够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止，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我国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从刑法的调控广度和深度层面进行界定。“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4二是从经济分析角度进行界定。“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5

上述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深刻地分析了刑法谦抑的内涵，很有道理，值得借鉴。笔者认为，刑法谦抑应当是一个包括立法与司法、犯罪与刑罚、动态与静态的多元化的立体概念。其基本内涵主要是：紧缩性、补充性和经济性。这三种性质的基础是刑法保护法益的重要性和刑法调整方法（刑罚）的严苛性。紧缩性是通过对法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即在法律调控的整个范围中，刑法所占的比重应当是越来越小。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趋近于文明的历史的，所以民众与国家之间那种严重的、暴力的对抗必然呈现减少的趋势，需要以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刑罚来规制的行为范围当然缩减；补充性是与其他调整方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在适用其他手段不适当，即太强烈（如私刑）或者太轻缓（如民事规制）时才能动用刑法；经济性应当是刑法谦抑的核心属性，它强调以最小的刑法投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即一方面在立法上要求：只有在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法律不足以抗制或太强烈时才能纳入刑法规范；另一方面在司法上要求：在已经划定犯罪圈的前提下，刑罚的配置应尽可能轻缓化。换言之，如果其它手段（排除私刑）足以抗制，却动用了刑法，就是刑法不经济；反之，如果其他手段不足以抗制，却不动用刑法，就是刑法没有发挥应有的机能。刑法谦抑的关键是限制性，强调收缩刑法的调控范围。诚如有学者所言“：谦抑主义主要具有这样的机能即限制刑罚权的发动。”6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很多学者认为扩大犯罪圈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背，不符合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刑法谦抑原则所要求的限制刑罚权必须以“该入罪的一定要入罪”为前提条件。确定入罪的标准需要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本国刑法掌控的范围为基本依据，如果该入罪的没有入罪，就应当犯罪化，扩大犯罪圈；反之亦然。概言之，降低入罪门槛与刑法谦抑并无必然矛盾，评价二者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本国刑法掌控的范围，如果该范围不足，那么，一般而言，在坚持刑法谦抑的大原则下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入罪门槛，扩大犯罪圈的。考察国内外犯罪圈的划定可以发现，由于对犯罪的界定和法律体制不同，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入罪的范围非常广泛，很多在我国根本不是犯罪（甚至都不是违法）的行为，它们都规定为犯罪了，例如，日本东京曾经颁布一个地方法规规定，女性在电车上抹口红给别人以不愉快的感觉构成犯罪；见了老人和小孩不让座位也是犯罪；拿着手机大声打电话都可以当作犯罪处罚。7

此外，英美等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对交通、饮食、卫生、药品等方面规定的犯罪更是举不胜举。例如，在英国，“特别是近年来，通过立法产生了数百种由刑法法庭处理的违法行为，以致今天在英国有大至叛国小至违章停放汽车等不少于3000种公认的‘犯罪’行为”。8

很显然，西方国家刑事法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度了，它们贯彻刑法谦抑确实应当是缩小犯罪圈，即非犯罪化。比较而言，我国1979年刑法的制定是基于特定国情，受制于“宜粗不宜细”的刑事政策，刑法的基本特征是“厉而不严”，即刑罚苛厉但法网并不严密。1997年刑法修订后，刑法条文由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由129个增加到412个9，刑法法网明显严密了，但是“厉而不严”的弊端仍然存在。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经济领域和经济关系更为复杂，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大量增加，花样不断翻新，导致很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经济违法行为应当纳入刑法而没有纳入。

因此，我国目前的任务不能只关注非犯罪化，而应当在某些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适当的犯罪化，即扩大犯罪圈（当然是适度犯罪化，也不排除对个别罪的非罪化）。

可以肯定，在经济领域适当扩大犯罪圈是我国目前的总体趋势，而且这种扩大具有当代价值，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并不违背刑法谦抑的原则，因为在我国，刑法谦抑的原则可能更应该体现在刑罚上的轻缓化，而不是犯罪圈的紧缩化。

二、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删掉了现行刑法第141条假药罪的危险结果要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修改后，假药罪的客体、主体和主观方面都没有变化，只是客观方面发生了变化，该变化不是改变“制售假药”这一行为类型，而是仅仅修改了行为程度，不再要求制售假药的行为必须出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结果才构成犯罪，只要求具有该行为即构成犯罪，使假药罪由危险犯转变为行为犯，入罪门槛降低了，犯罪圈也扩大了。这样修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以下几点。

（一）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符合入罪的评价标准

如前所述，刑法谦抑具有强调收缩刑法调控范围的限制性，但是这种限制性并不否定“该入罪的必须入罪”这一要求。这就需要分析没有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中应当入罪的行为。关于入罪的立法标准，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角度提出个人见解，即一般来说，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1）无效果。是指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规定为犯罪，并且处以刑罚，也不能达到预防与抗制之效果。（2）可替代。是指对于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不用刑罚手段，而运用其他社会的或法律手段，例如道德教育、民事或者行政制裁，也足以预防或抗制这一危害行为。（3）太昂贵。是指通过刑罚所得到的效益小于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10该见解是从反面阐明了入罪的标准，即如果某一行为适用刑罚符合以上任何一个条件，刑罚就是可以避免的，就不应当入罪。从正面阐述应当是：某一行为如果适用刑罚同时违反上述三个条件，就说明刑罚是不可避免的，就符合入罪标准。美国著名刑法学家帕克也提出入罪的6项基本要求：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是显著的，从社会的各重要部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符合刑罚目的；对这种行为进行控制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对这种行为能够进行公平的、无差别的处理；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诉讼上的处理时，不产生质与量的负担；对这种行为的处理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11

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我国，要确定刑法中的入罪标准，还要回归到犯罪的基本特征方面，这样或许更易于理解适用，因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研究犯罪的逻辑起点，也是立法与司法中认定犯罪的基本标准。关于犯罪的基本特征，我国的通说观点是“三特征说”，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12

依照“三特征说”，只要是犯罪就应当具备这三个特征，相应地，如果具备这三个基本特征就应当是犯罪。事实上，这三个特征与以上关于犯罪的立法标准的实质是一致的。在这三个基本特征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另两个特征的基础，基于立法层面，立法者之所以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规范规定为犯罪，就是因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刑法文本形成之前立法选择的唯一根据。至于另两个特征，则是刑法文本形成之后，犯罪在文本之中的法律体现和法律后果，而非刑法文本形成之前的评价标准。我们所要确定的标准，恰恰是入罪时的立法标准，是关于文本形成之前对犯罪的评价标准。因而应当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入罪的评价标准。

（二）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符合刑法理论

确定了入罪的评价标准，接下来应当研究单纯的制售假药行为是否符合该标准，即制售假药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然以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所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指行为对我国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实际危害或现实威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理解为主客观要素的统一，它不只是由行为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来评价的，还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要件。13

就制售假药的行为而言，无论其是否有危险结果出现，都是制售假药的行为，其行为对象都是假药。关于假药的内容，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是指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其具体包括：药品所含成分的名称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的；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按假药处理的药品是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变质不能药用的；被污染不能药用的。（现行刑法第141条标明了“本罪所称假药是指《药品管理法》中规定的假药”。而在《修正案（八）草案》第23条中没有继续此种标注，这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一，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标注，与原来一样；其二是要改动假药的内涵与外延，其三是疏忽。

笔者认为，《药品管理法》中假药的界定还是比较科学的，而且实践中可操作性也较强，至少在短期内还应当继续沿用，因此本文在此语境下使用“假药”概念。）可见，假药与药品密切相关，假药也是药品，只不过它是假的。

从药品的概念来看，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体疾病，有目的、有步骤地调节人体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14药品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产物，人们食用药品主要是为了延续生命，保证身体健康。药品的适用对象都是承受着病痛折磨的、面临着健康和生命危险的病人，是需要治疗的病痛之躯，是患者；假药的使用对象当然也是如此。从假药的内容来看，假药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加重病情或引发新的疾病，患者服用了假药之后，或者出现重伤死亡的实害结果，或者是出现重伤死亡的危险结果，最轻的也是贻误治疗，使原本的病痛之躯更加痛苦，后果不堪设想。表面看，药品的质量直接关乎广大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实际上直接关乎所有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任何人在其一生中都不可能脱离药品。制售假药的行为对所有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危害和威胁，这是一种高危险的行为，如果一定要等到该行为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再纳入刑法规范，就为时晚矣。况且，只要是制售假药的行为，无论其是否出现危险结果，在对生命健康权利造成实际侵害或现实危险的同时，都无例外地侵害药品质量管理秩序，对药品市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地危害，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对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和公民对法律的崇尚造成极大地贬损。

加之制售假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的，其对损害他人健康生命等危害后果至少是持放任的态度。生命健康权利至高无上，是人之所以称其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没有生命健康权利，其它都无从谈起。这种对所有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危害和现实威胁的制售假药的行为，无论其是否出现危险结果，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具备了我国犯罪的本质特征，都应当纳入刑法规范。

（三）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符合实践要求

近年来，我国制售假药行为十分猖獗，发生了多起假药案件，例如2006年“齐二药制售假药案”导致11人死亡；152009年“广西宜宾假狂犬疫苗案”致一名5岁男童死亡；162006年合肥假避孕药（金毓婷）17虽然没有直接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但是也给用药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6年共收到药品投诉48820件、实际共查处药品案件307909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8件，涉及物品总值47843.47万元、移交司法机关249件、刑事处罚61人。2007年共收到药品投诉44369件、实际查处药品案件304343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7件，涉及物品总值45018.25万元、移交司法机关305件、刑事处罚70人。2008年全年共收到药品投诉37132件、共查处药品案件273265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8件，涉及物品总值51274.61万元，移交司法机关223件、刑事处罚92人。18

数据表明，我国假药案件数量众多，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数据显示，在被查处的案件中，移交司法机关的大约是1‰，就是说，在1000个假药案件中，出现危险结果的、涉嫌刑事案件的大约只有1件，并且实际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更低；而没有危险结果的、适用行政处罚的假药案件大概是999件。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实际查处的假药案件中，没有危险结果的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从量化的角度看，实际上对民众生命健康危害和对药品管理秩序的侵害不一定低于有危险结果的假药案件。其二，有危险结果的、进入司法程序的假药案件非常稀少，充分显示出刑法固有的威慑作用。其三，无危险结果的、适用行政处罚的案件如此众多，表明行政处罚疲软乏力，不足以抗制此类行为。因此，没有危害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进入刑法调控是应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所谓刑法机能的发挥更重要的不在于严苛，而在于严密，有罪必罚才是良法。制售假药行为尤其是无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如此泛滥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医药资源严重缺乏；二是药品监管机制不完善；三是制售假药违法成本低；四是医药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等。

基于法律层面，假药案件泛滥的直接动因是追求暴利，关键原因是违法成本超低。有业内人士称，一般长效避孕药零售价每粒3元左右，而制假者花几元钱买0.5公斤淀粉就可制成上万粒假药，1粒假药的包装成本约需1角，原料几乎“零成本”，而利润惊人。业内人士还分析：一件假药的成本不过几百元，伪造成知名品牌，其价格可能升至几万元。从造假开始，经几次批发，再通过医院、诊所、药房等到病人手上，每个环节都有200%的利润。19

如此低额的投资、高额的利润、轻微的处罚（行政处罚），最终导致行为人无所畏惧猖獗制售假药，从这一层面看，适用刑罚打和防也是十分必要的。现行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也体现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的观念，并且对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犯罪未规定限制性情节，直接规定为行为犯，如背叛国家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很显然，假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与上述犯罪是类似的，这从规范层面为假药罪作为行为犯提供了依据。

三、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凸显的当代价值

在我国主流哲学理论中，价值是指客观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建立的一种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抑或说，是客体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属性。刑法是一种人为自我需要制定的社会规范，必然蕴含着时代精神，它的价值也必然体现当代人的需求。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的当代价值，应当是在当下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对广大民众和国家的功能或属性，即有用性。

（一）风险社会的安全诉求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风险社会”是“指西方工业国家在经济、社会、技术和医疗结构高速改进过程中，社会肌体对混乱的抵抗力完全丧失的一种社会状况”。20

风险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未来的前瞻性，它是人们基于已然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未然过程、结果及其负面影响的预测。21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人类财富快速增长，大量危险也不断发生，人类社会已经进化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即风险社会。电子病毒、核辐射、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等堪称风险社会中各种人为风险的缩影。处在社会变革之中的中国也毫不例外地步入风险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诸如三聚氰胺奶粉、松花江化学原料桶、多多药业双黄连注射液、河南煤矿事故等风险事件。风险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人们在其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的。风险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处在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下，心里充满恐惧和不安，人们对安全的渴望非常强烈，希望现代法制能够成为救赎人类的关键所在。刑法作为底线法，它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最不能容忍的危害行为，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遏制风险的重任，用刑法规制风险是风险社会下人们获得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在此意义上，刑法成为规制风险的一种重要工具。诚如有学者所言，“在现代的风险中，毫无疑问，对安全的追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迫切，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当将安全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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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风险以安抚公众成为现代社会压倒性的政治需要，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威慑”。23假药罪的主要危害在于公共卫生安全上的风险，假药一旦销售出去并用于患者，极为容易形成群体危机事件，如何对药品安全风险进行规制，这是刑事立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意味着只要有制售假药罪的行为就进入刑法评价的范围，无需等待危险结果的出现，旨在发挥刑法固有的威慑力和特有的刑罚处罚手段，使公共卫生安全上的风险得以避免或者降低在最小范围内，从而实现对更多民众生命健康权的更大范围上的保护，这与风险社会的安全诉求是完全吻合的。

（二）与国际社会相关规定的接轨

法治时代的今天，生存权居人权之首。所谓“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公民应当享有的、由国家依法保障的使人称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它包含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权、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权以及最基本的文化生活保障权三个层面的内容”。24生命权和健康权则是其核心内容，生命和健康至高无上，它们是人为之生存的根本所在。

尊重和保护生命健康权在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世界各国均以法律形式确认对本国公民生命健康的保护，同时，各国还将其人权精神纳入国际公约当中，使之成为共同遵守的一项国际准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政治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经济公约》）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法案体系的基础性文件。《政治公约》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生命权是唯一一种被明确称之为每一个人固有权利的人权。《经济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它包括消极的自由和积极地权利两方面内容，即自身健康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获得卫生保健和健康所需要的安全的商品、清洁的水源和信息等权利。

以上两个公约都从国家责任角度阐述了对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表明生命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行为，就是破坏人类的生存能力的行为，也是破坏人权的行为。签约国家有义务制定法律保护生命权和健康权。药品是用于防病、治病的特殊商品，性命所系，假药不但不能防病、治病，反而会贻误、加重病情，甚至会致人伤残或死亡，不仅直接威胁和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权利，而且还使人们的精神处于严重的忧虑和不安之中。我国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先后分别签署了《经济公约》和《政治公约》，前者于2001年2月被批准，而后者至今尚未被批准。从应然的角度，无论公约是否被批准，只要签署了，就应当履行公约的要求，并创造条件促使公约尽早批准。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在扩大相关行为人刑罚处罚的可能性和实际处罚的范围的同时，也扩大了对民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这一反一正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民众生命健康的高度重视与尊重。与两部公约将生命健康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因此，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与其他国家联手打击假药犯罪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结语

药品安全，关乎生命与健康，关乎社会秩序与稳定。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与刑法谦抑并没有实质的矛盾，反而凸显出多元的当代价值，其核心价值是改善民生、保护和尊重生命健康权利，符合当下我国惩治猖獗的制售假药行为的需要，在完善经济刑法的方向上是正确的。

一切制售假药的行为（无论是否有危险结果）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应当纳入刑法规范。然而，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也引发出一系列问题，例如，在提高入罪的可操作性的同时，也带来司法上的困惑：依照此次修改，“只要有制售假药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可是，如果在司法中完全如此处理，就会显失公平，因此，必须结合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出罪功能，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作出罪处理。同时，对于有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和没有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在裁量刑罚时也应当区别处理。另外，假药罪成为行为犯后，《刑法》中规定的犯罪行为与《药品管理法》中规定的违法行为的竞合问题、该修正条款与《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竞合问题，以及2009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否继续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等问题都必须研究解决，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不同程度抵消此项修改的正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