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刑法执行的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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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责任起源于英美。英美刑法中的刑事严格责任，是指国家为保护某些重要的社会法益，允许不问犯罪心态而对被告人的某一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体现了重要的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在保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提高诉讼效率及有效预防犯罪方面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无犯意则无犯罪”这一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根本不承认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存在。认为“这些所谓犯罪行为（严格责任犯罪），在大陆法系国家都不是犯罪，只是可受行政处罚的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或治安交通管理的行政违法或民事违法行为。”[1]但是现今有部分学者提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实际上存在着严格责任的主张。

一、严格责任的基本含义

严格责任在英美国家的运用已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但其刑法学界对严格责任的基本内涵至今也还未达成共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严格责任是特定时代需求下司法实践的产物，因而严格责任的含义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司法实践的发展以及刑法理论界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英美刑法早期的严格责任实行的是绝对严格责任，即对于某些特定行为的一个或若干行为要素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的犯罪。既无需证明行为人的犯意，亦排除行为人抗辩其罪过，就能够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后随着刑事法治进程的推移，人们认识到无视疏忽责任的存在，不区别轻率和疏忽之间的罪过性质，对实行特殊侵权行为的人一律施以严格责任，有违主观的归责原则。基于此，严格责任逐渐由绝对责任走向了相对责任，即现代意义的严格责任，是指法官根据法定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犯意，但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缺乏犯意或没有疏忽，行为人就可以免责。由此可见，推定过错是严格责任演进的结果。严格责任是融实体的推定犯意与程序的举证责任倒置于一体的归责原则。它实质上既包括实体性规定又包括程序性规定，只是在形式上严格责任被作为一项实体刑事制度而规定在刑法中。

二、我国刑法可适用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制度是适应现代社会预防和遏制严重危害社会公共福利的犯罪所要求的。这些严重危害公共福利的犯罪，不仅在英美国家十分严重，而且在我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越来越成为一种严峻的社会问题。由于对这些现象要求司法机关证明其主观罪过难度比较大，且很可能因难以举证而放纵犯罪，故为了更好地预防有些严重危害公共福利的犯罪，我国刑法可适用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那相对严格责任。

（一）相对严格责任与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并不排斥

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要求主观上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还要求主客观的内容具有一致性；刑事责任程度的确定不仅要考虑行为的客观危害，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及其人身危险性。[2]相对严格责任不要求起诉方证明被告的主观过错，但被告可以“无过失”等理由来进行辩护，此种情况下其实并没有脱离主观责任的轨道，仅仅是证明的责任转移而已，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属过错推定。它并不与罪过责任相对立，相反是罪过责任的一种，只是罪过的具体内容不明确而已。所谓不明确，是指行为人已具备了故意或过失的主观罪过，只是由于一方面，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某些行为或状态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能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因而公诉机关不需要证明；另一方面，人的主观心态是抽象的、易变的和无形的，人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因而公诉方难以举证而只能推定，举证责任转移到行为人身上。除非其能证明自己无罪过，否则即认定其存在主观罪过。由此可见“，不去证明”与“一定不存在犯意”是两回事。

（二）相对严格责任符合刑法机能二元论的原理

刑法不仅具有社会保障的机能，还有人权保护的机能，两者从根本上是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某一时期、某一特定领域，两者也会发生冲突。不同的国家基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两种各有侧重。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以秩序为最高的法律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这种法律传统根深蒂固。时至今日，虽然我国非常重视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但毋庸置疑，社会利益仍是我国刑法的优先价值。由于人的主观心态是抽象易变和无形的，对于某些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如果允许被告人以简单的否定判断来为自己的无过错辩护，甚至会漏掉“吞舟之鱼”。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必须对此予以刑法打击。“但我们又必须兼顾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不能仅把刑法视为治世之利器，强调刑法的功利，而忽略了刑法也是天平，否定了刑法的公正。”[3]相对的严格责任较好地兼顾这两种刑法机能，因而是可取的，值得我国借鉴。

（三）相对严格责任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制度所容许

相对严格责任符合现代刑事政策的客观规律和我国诉讼制度发展潮流。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坚持了职权主义模式的总体结构的前提下，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强化了诉讼的辩护透明度。在这种趋势下，固守单方面的举证责任，即搜集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相关的各种证据的责任主要由司法机关承担，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是不合适的。因为罪过的内容对行为人而言是主观的，但对办案人而言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司法实践提供的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有限，同时人的认识能力也有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大脑的进化，人的内心世界日益丰富，人类的感受和情感甚至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达。因此，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必须承认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在某些案件中确实是难以判定的。基于这种认识，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一些主观罪过很难确定的犯罪行为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即只要证明危害性为危害人所为，且符合主观条件，而对主观罪过则适用推定，把举证责任转移给行为人一方。

三、我国刑法中应适用严格责任的个罪分析

在刑法分则中应如何规定严格责任犯罪，这是极其复杂且立法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借鉴英美刑法对严格责任的规定，笔者发现适用严格责任犯罪应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安全和秩序。第二，只适用于基于案件性质，罪过形式客观上确实难以确定的犯罪。第三，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行为本身具有非常规性，行为本身显示了违法性。第四，追究严格责任的危害行为必须是被告人采取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和一切可能的措施能够制止的行为，我们对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期待必须是可能的。基于此认识，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我国刑法分则中应该对以下犯罪规定适用严格责任：持有型犯罪；环境犯罪。

（一）持有型犯罪

持有型犯罪，是刑法规定以行为人支配、控制（包括持有、拥有、私藏、携带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不法状态为构成要件的一些犯罪。[4]一般对于持有型犯罪，应适用严格责任，即控方只需证明行为人持有、私藏、携带、拥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客观现状便可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而无需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但被告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持有该物品或者持有的物品的性质，从而免责，否则指控成立，被告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持有型犯罪应该适用严格责任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持有型犯罪的对象显示了持有型犯罪对于公共安全、健康、道德和秩序的严重危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持有型犯罪的对象限定于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爆炸物品等危险物品、、公务员的不法财产、其他特殊物品如假币、国家机密文件等。其持有行为就是对社会福利、公共安全、公务廉洁性等社会的某一部分相对特别重要的特殊利益的侵犯和威胁。而且这些都是违禁物品或不义之财，其本身显示出了“禁止的恶”，因而，其持有对象的非常规性反映了行为本身的非难性，决定了有必要对这类犯罪施以严格责任。但必须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持有型犯罪都必须适用严格责任，只有当持有属非正常和普遍现象时才能适用严格责任。如在我国持有假币并不适用严格责任，因为假币欺骗性大，一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辨别，将假币误为真币而持有和使用属正常和普遍现象，所以持有型犯罪适用严格责任是有范围限制的。

第二，持有型犯罪行为形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主观罪过证明的困难性，因而有转移举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性。持有既不是作为，也不是不作为，而是状态。而主观恶性隐藏于人的内心世界，通过作为与不作为才可能表现出来，静止的状态难以表现主观恶性，因而要求公诉方证明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恶性是十分困难的。而实行严格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可以有力地惩罚犯罪，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会对潜在危害人形成威慑，有利于预防犯罪。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行为追究持有型犯罪刑事责任前，司法机关应尽力查清持有的前续行为的方式及主观状态，持有的意图。只有收集证据后仍无法查证时，才能以严格责任追究持有者的刑事责任，因而说举证责任倒置是有时间、条件限制的。

（二）环境犯罪

在我国，虽然刑法中规定了环境犯罪，但并未对其采取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今后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对环境犯罪这一公害性犯罪应当有选择的、适当地适用严格责任。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环境犯罪作为典型的公害性犯罪，对社会安全存在潜在的危险，受害人具有潜在性和不特定多数的特点。

第二，危害环境的行为与合法行为交织在一起，且污染环境环节多而复杂，时间持续长，犯罪过错具有混合性与复杂性，要证明其主观的过错极其困难。其次造成环境污染的大多是企业，而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一旦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公害事故，让司法机关去证明企业行为时有过错，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若一味要求对犯罪人的犯罪心态进行证明，将使法律形同虚设，只有实行严格责任才能有效地控制与防止由于现代化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危害。

第三，对某些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应当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环境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进行合理估计和现实评价，同时考虑社会大多数成员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社会承受力和环境容量。

我国当前的现实表明，某些危害环境的行为已不是普通的民事不法或行政不法行为，是真正的刑事犯罪行为。如果对于实施了这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因不能证明其主观上有罪过而无法处以刑事处罚，只能给以行政处罚和经济制裁，根本无法有利地保护环境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