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历程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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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初,社会各界作出的反映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学界普遍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步入民主化、科学化的轨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①。国际社会也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是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有部分学者担心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有些超前,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并不吻合,有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目标的落空。而今距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已有一段时间,如何认识和看待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对一项立法作出正确的评价,仅仅以法论法是不够的,必须把它置于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全面认识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反过来,任何法律的有效运作也都离不开孕育、生成和供养它的政治经济背景。对于修改不久的刑事诉讼法也是如此。建立完善发达的刑事诉讼制度,顺利实施新刑事诉讼法,远非立法本身所能完成,还必须放眼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的外在环境,考察其生存空间,这是刑事诉讼法顺利实施的前提。

一、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深化

中国目前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阶段。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之后,经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经济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在经济体制方面,大体是沿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市场取向改革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的,并且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目前,已经超越了单纯突破旧体制和普遍的双轨制运行阶段,从而进入改革的中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创新阶段。这一论断是我们谈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在社会变革的角度上,经济关系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根本性,往往能够引发包括道德法律观念、政治法律制度在内的变革乃至震荡。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和调节方式。市场经济的自由性,要求各个市场主体以独立的身份、地位、资格,按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契约,进行商品交换,并独立承受其经济活动的结果。因而,意思自治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交易的一个必备条件。而意思自治的基本前提是交易主体对商品拥有处分权亦即产权,商品交换其实就是权利交换。于是,对市场交易安全的关注势必引发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出以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基本权利观念。而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强调通过竞争进行资源配置。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必须让资源流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这种资源流向不是由人们的主观行为所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通过交换者之间的公平竞争,那些成本最低、最能产生效益的生产者才有资格获得社会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培育通过个人努力来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关系客观上要求交易者之间必须处于平等的地位。唯有如此,当事人之间才能相互表达真实意志,共同达成协议。市场经济体现出的平等是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即适用同一竞赛规则的平等,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

新刑事诉讼法从酝酿到论证、修改,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变革不可能不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立法者也不可能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一方面,立法者要正视由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谋求社会安定的同时,不得不对个体权利、竞争意识和平等要求给予必要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庭审理中引入对抗制因素以及为控辩对等而作出的种种努力都不能不说是出于这种考虑。另一方面,改革的成果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所必然引起的社会震荡、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可能诱发的道德危机,这些也都有赖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功能的正确发挥甚至强化。试想,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财产可以被人任意侵夺,谁还能安下心来生产和交易呢因此,在加强对公民个人人身保护的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放弃其强化追究犯罪功能的初衷。赋予检察机关以拘留决定权、加强检察机关对不立案的监督、第三类自诉案件的出现等等,都足以表达立法者的惩罚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愿望。

二、政治背景: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中的刑事诉讼法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求竞争自由,而且要求制度合理,其中,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公正的资源分配的新型权力结构———民主的法治体系尤为重要。经济的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的民主化,这是中国进行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政企分离”是企业产权独立的必然要求,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企业上缴利税,而不是公民纳税。如果让各级政府与各企业分离,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养活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的合法性逐步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从而使政府财政逐步建立在选民纳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法治的需求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市场经济推崇平等、公开、自由、竞争,其中就蕴含了建立超越血缘和地缘联系、对抗强权和特权的法治秩序的要求。近年来,民主化与法治化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党的十五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依法治国”确定为重要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虽然从时间上来讲“,依法治国”的明确提出晚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但是由市场经济孕育出的法治精神必然会对刑事诉讼立法产生影响。

在近现代国家政治理论中,法治解决的其实是人民意志、国家权力、法律以及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公意,人民公意通过社会契约赋予政治体以国家权力,同时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存的原始根据。国家权力产生以后,通过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产生了公民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必须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因此,法治的核心在于强调用具有最高权威、体现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以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宪法是规定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发生了直接的对垒,刑事诉讼的进行符合宪法是法治的最基本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的地方主要有:(1)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是公安机关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进行强制收容审查的行政强制手段。收容审查不是刑事强制措施,而是行政强制手段,虽然对查清流窜作案和来历不明的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存在不少问题。收容审查不经司法机关,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虽然公安部一再强调采取收容审查要严格控制,但超范围、超期限收审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问题的存在,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款,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我国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同时,决定取消收容审查,将其中的有关内容吸收到刑事拘留中,纳入刑事诉讼的视野。与此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强制措施的规范,表现在:一是限制了拘传的时间和方式;二是增加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和期限,明确了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防止变相拘禁;三是补充规定了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有申请解除、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2)取消免予起诉,统一定罪权,保障公民接受审判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权包括对依法确定有罪的人定罪和量刑的权力,是人民法院的专属权力。与此相联系,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行为不经起诉审判而确定有罪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免予起诉案件中行使了属于审判权范围的定罪权,构成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小范围分割,违反了宪法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公民在面临被确定有罪的危险时,都有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开和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免予起诉的决定是未经审判程序直接对公民作出的有罪处理,剥夺了公民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辩护权、质证权和上诉权。新刑事诉讼法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将免予起诉有条件地纳入不起诉的范围,既符合我国宪法规定,又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3)强化被害人、申诉人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功能。任何社会都需要公共权力来履行一定的职责,同时为了防止权力的不当行使,又需要对权力进行制约。对权力滥用的恐惧并没有导致消灭权力,这从反面说明了人类对权力的依赖。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惩罚犯罪还是保障人权,都仰赖于国家机关正确履行职责,任何失职行为都可能导致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虚置。为了适当矫正执法机关的不当行为给刑事诉讼政策目标的实现可能带来的偏差,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被害人、申诉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法律效果,开辟了一条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道路。主要表现在:一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启动审判程序;二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生效判决的申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直接引起审判监督程序。

三、国际背景:全球化趋势和国际范围内的人权斗争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势必冲破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经济生活不再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上。尤其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前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有谁可以象孤岛那样,与世隔绝而独善其身。”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说过:“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经济生活的全球化一方面培育出共同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也带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包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和反映本地化特征的内容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另外,近些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一方面,我们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人权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其它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或改变,那么它们就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境地。因此,在这种国际大气候中进行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不仅符合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且适应了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趋势。

新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法庭审判中吸收了对抗制的因素,充分发扬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改变过去以法官职权审问为主的审判方式,扩大了控辩双方的活动空间。与此相适应,新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体现诉讼规律的变革:

一是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明确了控方的举证责任,为被追诉者在诉讼过程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并成为任何人受到无根据或不公正定罪的重要保障;二是改革了法院的庭前审查程序,把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改变了原来向法院移送原卷和全卷的作法,消除法官对案件的主观臆断。在庭前审查的处理结果上,取消了庭前对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作法,凡是起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只要符合上述开庭条件,全部开庭审判,这就为法官的中立、公正审判提供了程序上的前提保障;三是在法庭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和各种证据的核查以及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等主要由控辩双方出示证据,进行质证并互相辩论,双方的地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已经具有了对抗式的色彩;四是把法院庭前对证据的调查权,改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控辩双方有疑问的证据,宣布休庭,再进行调查。不仅把这种调查权限制在有疑问的证据的范围内,而且还建立在控辩双方举证、出证的基础上;五是将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由个人监督改为机关监督,由当庭监督改为庭后监督,并且废除了原刑诉法中关于审判长只能制止当事人、辩护人对证人、鉴定人无关发问的规定,而肯定了对公诉人的无关发问也可以制止,尽力体现出庭审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的程序对等,为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提供了程序保障。为了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必须尽力缩小控、辩力量上的悬殊,赋予辩护方与强大的控诉机关相抗衡的手段。为此,新刑事诉讼法为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律帮助者增设了如下权利:(1)允许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肯定了律师有条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2)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3)对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的辩护;(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或法律帮助者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分别享有获取案件信息的权利;(5)肯定了辩护律师收集证据以及申请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主要指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但又不以此为限。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人权指的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应该包括对被害人、证人权利的保护。因为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一样,都与实体法有关,其基本权利都可能因国家权力或司法权力的滥用而受到威胁。只有加强包括被害人、证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人权保障,才能抵制国家权力或司法权力的滥用。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被害人权利运动和被害人学研究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一方面确立了被害人赔偿和社会保护制度,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政策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被害人的权利更加广泛。可以说,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是被害人在刑事司法制度中重新获得或恢复权利的时代,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由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另外,在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亟待完善的情况下,加强证人的权利保护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新刑事诉讼法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贯彻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的。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通过律师的介入,不仅可以及时发现错拘、错捕,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而且可以监督侦查机关,预防、减少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二是完善了辩护制度,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新刑事诉讼法提前了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为充分行使辩护职能提供了时间保障,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对盲人被告人和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也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加强了对特殊被告人的保护。三是规定了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方式和时间,明确了羁押期限及超期羁押的后果,有利于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其次,确立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第一,增设了对被害人控告行为的保密权和安全保障权;第二,确立了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询问时法定人到场权;第三,加强了对被害人控诉权的法律保障。控诉权是被害人的核心权利。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虽然有控告犯罪的权利,但多数情况下,控告职能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行使,由其决定是否追诉犯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司法人员的工作懈怠或权力的滥用导致被害人的控诉权难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以自诉权制约司法权力的手段,在切实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司法人员工作的懈怠和权力的滥用①。最后,新刑事诉讼法还完善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

证人享有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干扰的权利。证人不仅不受公安司法机关的刑讯逼供,而且其本人的人身和近亲属的安全也应当受到有关公安司法机关的保护。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法律后果②。

四、特殊国情:反腐败斗争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引起包括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的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可以说,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新的社会潮流冲击下已经遭到严重的侵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道德基础暂时还没有形成,而市场经济对利益的追求天然地具有诱发道德危险的因素,道德沦丧似乎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从典型意义上讲,社会变化总是要比规则建立过程快得多。在各种变革频繁发生的社会转型期,立法过程往往是缓慢而棘手的。法制的不健全往往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在我国,许多公共权力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已经和正趋向腐败,突出表现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权力正迅速实现资本化,由原本为公众谋取福祉的公共权力异化为为个人、部门、地方、行业捞取好处的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一些异化的公共权力部门及掌握这些权力的官员,正是通过公共权力以天文数字积聚财富,不仅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阻塞或切断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还严重地撼动了国家的民主根基,使公众丧失了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感、依托感。腐败现象虽然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但是,腐败现象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自然消亡。相反,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得不到遏制,就会损害正常的经济运作规律和平等竞争的法则,不仅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成了一张画饼,而且丧权亡国的历史悲剧就会在我国重演。

反腐败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但是法制仍是反腐败斗争的关键。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必须狠狠打击腐败分子的器张气焰。只有把腐败变成“高风险”、“难收益”甚至“无收益”的行为,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刑事诉讼法无疑是同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锐利武器。法治的功能价值不仅体现在它们预设了人们对得到平等和公正对待的合理期待,以肯定的规范和积极的作为来满足人们的这种合理期待即合法权利及利益的实现,而且还在于法治还预设了遏制人们非份欲念及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和利益行为的禁止性规范与强制性后果,以此作为法治实现的保障。因此,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进行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必须承担起反腐败斗争的历史使命。

新刑事诉讼法在反腐败斗争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强化了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首先,在总则部分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其次,强化了立案监督,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决定权。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第三,针对腐败犯罪手段隐蔽、反侦查力量强大以及行为人有职有权、关系网密、保护层厚、信息传递快、赃物转移快、逃匿快的特点,赋予人民检察院拘留决定权,对于应付同腐败犯罪作斗争的紧急情况,意义重大;第四,为了加强同贪污贿赂犯罪的斗争,放宽了逮捕的条件,将“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的逮捕条件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放宽了特定案件的羁押期限,就与反腐败犯罪有关的改动来说,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照法律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批准可以再延长2个月;最后,在刑事执行程序中强化了执行监督,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1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

五、尾论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既是在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也体现了诉讼制度发展的基本方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对抗制的因素,加强公民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由此引发诉讼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基本思路。相对于我国以职权为主导的诉讼传统,改革的确是超前的。

但是,科学的立法总是超前的立法。社会生活始终是发展变化的,那么立法就必须增强预见性,以适度超前的立法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并有适度前瞻性的立法,一方面能够长期适用而无需大修,使刑事诉讼法典不致于因客观条件的发展而滞后,从而保持了法的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能够启迪社会意识,推动客观条件的发展、成熟。可见,超前性虽然是新刑事诉讼法的特点之一,但并不必然是缺点。

当然,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条件,目前中国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法律制度本身而在于支撑制度的条件尚未具备。这就决定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刑事诉讼法中对审判委员会的保留以及对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关系的重新界定,庭前审查程序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附送,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存疑证据的调查权的保留等均体现了这一点。渐进性反过来也决定了新刑事诉讼法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一部分是由相关配套制度的欠缺造成的,另一部分则体现出立法者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心态。

前者比如由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欠完善而导致的法庭审理中的“书证中心主义”,法典公开确认了未到庭证人书面证言的法律效力,而把辩方的质证权置之度外;后者比如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冲突: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身份之日起计算,这就意味着只要犯罪嫌疑人身份未查清就可以对他实行无限期羁押,体现出明显的有罪推定倾向。这些不彻底性的存在给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实施中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立法。刑事诉讼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其实施需要细化的、正确体现立法精神的权威解释为支撑,而司法解释却是问题比较多的一个领域。

虽然存在不尽完善之处,新刑事诉讼法毕竟向着民主化、科学化跨出了一大步,况且任何一个国家法治秩序的最终形成都需要时间,诉讼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不是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终结,而是预示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方向和契机。经过实践锤炼的新刑事诉讼法典连同实施过程中涌现的大量问题,不仅对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