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罪犯的人权解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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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刑罚论文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

关键词：罪犯人权罪犯人权

一、释义概论

界定罪犯人权的概念要注意如下几方面：第一，要理清楚罪犯人权的本原，即罪犯人权的正当性问题。罪犯人权的本原表明了罪犯“为什么”具有人权，揭示了罪犯人权的人性基础。第二，罪犯人权概念必须能概括出罪犯人权的存在状态，即罪犯人权是罪犯实实在在享有的权利，还是从道义角度来看罪犯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尽管罪犯人权本身是客观的，但罪犯人权概念必然要体现某种道德观念或价值标准，所以罪犯人权概念是一种人权意识。第三，要注意区分罪犯人权概念与罪犯人权的差异。任何人权问题都存在两重性，即人权现象的客观性与人权意识的主观性，罪犯人权问题自然也不例外[1]。罪犯人权作为人权现象的一部分客观存在，是罪犯凭其人的身份与生俱来的权利。第四，罪犯人权概念还应当标明罪犯人权与罪犯权利的关系。罪犯人权是一种罪犯权利，但并非所有罪犯权利都是罪犯人权。罪犯人权一般存在于抽象的法律关系中，而罪犯权利则是指罪犯与罪犯、罪犯与他人之间具体的权利，它由双方当事人任意规定(以不违背法律的要求为限度)。第五，罪犯人权概念必须要反映出罪犯的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紧张与对抗关系，这是基于人权的实质乃是权利对权力对抗的一般原理。基于上述理由，罪犯人权是指罪犯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以下将对此定义进行逐一释义。

二、罪犯人权的本原

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对罪犯人权的本原应从人的本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来探求。

首先，任何事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它的内因与外因。罪犯人权的产生也有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否认罪犯的自然属性，就必然否定罪犯人权产生的内在根据。罪犯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有过一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愿望和需要。归根到底，所谓罪犯人权就是要满足罪犯的这种需要。这是罪犯的一种自然本性，是罪犯人权产生与存在的根本目的和价值。罪犯的这种需求永不满足，这是推动罪犯人权向前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与各种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对罪犯人权的存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但终究只是罪犯人权存在与发展的外在条件。罪犯不是为各种制度而存在，与罪犯相关联的各种制度倒是为罪犯而存在。因此，不仅要承认罪犯的社会属性，而且也要承认罪犯的自然属性。

其次，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对立统一。人性也是这样。有人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天性、德性与理性有差异，但人类共同的人性是存在的，也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和把握的。罪犯人权既是罪犯具体的权利，又是罪犯的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与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各种具体权利的一个抽象。否认这一点，关于“罪犯人权”问题所开展的讨论就根本无法进行。

再次，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辩证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人的自然属性及其意义曾有许多论述。例如，马克思曾提出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2]。这一结论同马克思早期认为人人都具有自由的本性和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里，人权观念从一开始便和人的人性联系在一起。不能仅仅看到罪犯的特定社会属性这一方面，而且也必须要看到罪犯自然属性的存在。罪犯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辩证统一共同证成了罪犯人权得以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合理性，并决定着一个社会罪犯人权的内容与种类，并使得这些罪犯人权不断得到发展。

总之，罪犯人权的本原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罪犯作为人需要满足自己的物质的、精神的、人身的种种利益的需求，这是由人的生理的和心理的自然属性所决定，是人的一种本能和天性。人的自然属性是罪犯人权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依据，也是推动罪犯人权向前发展的动力。罪犯人权的社会属性是指罪犯生活在一定社会之中，罪犯与罪犯、其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国家之间、社会等之间，在利益上既有一致的方面，又有彼此矛盾和相互冲突的一面。这就需要有各种社会规范，特别是法律规范，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去调节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

三、罪犯人权的形态

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要认识罪犯人权则必须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

罪犯人权从本来意义上是讲罪犯的“应有权利”，即罪犯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罪犯的法定权利是罪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罪犯的实有权利是指罪犯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享有的人权。将罪犯人权局限于任何单一存在形态都不足以揭示罪犯人权的本质，也不利于对罪犯人权实现途径的探索，反而有可能使人们对罪犯人权产生误解。如有些学者认为“人权就是公民权”，既然依据中国法律，罪犯也是公民并享有公民权，因而主张不必再讲罪犯人权。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公民权是一个法律概念，主要是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法律上的表现，而罪犯人权问题首先不是发生在法律上，而是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且在一个国家里，除了公民，还有无国籍人、难民和外国人，他们也应享有人权，如果他们在我国境内受到刑事处罚，他们人权也应受我国法律保护。

从罪犯的应有权利到罪犯的法定权利，是罪犯人权实现的基础途径。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虽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但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及传统等多方面因素。从西方历史来看，罪犯人权的法定化思潮与西方17、18世纪来人权思想的发展一脉相承。如1789年8月26日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第一条宣称：“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并且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其基本含义就是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这可以说是西方传统人权思想的核心。资产阶级基于其人权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款，从法定权利的角度保障其人权的实现。在人权的感召下，西方社会迎来一个法治的时期，应有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张扬，人的基本人权在法定权利上得到体现，罪犯人权问题自不例外。有学者在思考这一历史现象时问道：“为什么人们会如此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人权，即把人的‘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呢?”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是法律的工具性价值，人的‘应有权利’被法律确认成为‘法定权利’以后，这种权利就会变得十分具体，国家就将运用强制力保障其实现;二是法律的伦理性价值，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3]因此，只有把对罪犯基于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享有的利益转变成罪犯应当享有的各种具体法定权利，并由法律加以保护，罪犯人权才有了其得以实现的法律基础。

从罪犯的法定权利到罪犯的实有权利，是罪犯人权实现的现实途径。罪犯人权法定化对于保障罪犯人权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从此罪犯人权获得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实现罪犯的法定权利必须要建立一个罪犯法定权利实现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应着重从两个方面构建：内在的与外在的。内在方面主要是指人们要从思想上改变对罪犯的看法，要“把犯人当人看待”，要坚决杜绝“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严禁刑讯逼供、打人骂人、各种体罚与变相体罚以及一切非人道的待遇。外在方面是指要构造一个罪犯法定权利实现的法治环境与社会环境。

四、罪犯人权的特征

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是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决定的。

其一，主体特定性。罪犯就是一类共同具有“罪犯”法律身份的公民，即经法院依照法律处以刑罚且判决生效的刑事犯罪分子，这种共同的“罪犯”身份界定了他们共同的权利义务内容。罪犯的特定法律身份是指法律确认的犯罪公民的罪犯资格。罪犯资格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但大致均应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方面，即自然人实施了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自然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并被法院判定为有罪，就不是罪犯人权的主体。一般来讲，只有当自然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才可能成为罪犯人权的主体。就此意义而言，犯罪行为乃是一般人权主体转变为罪犯人权主体的必要条件。二是责任能力方面，即犯罪时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同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其二，内容不完整性。从人权存在的法定权利形态看，罪犯人权相对于一般主体人权而言，罪犯人权往往呈现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息息相关。就我国法律而言，罪犯人权的不完整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罪犯的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或限制。在刑罚执行场所服刑的罪犯，处于被监禁状态，人身自由权被依法剥夺;监外执行、保外就医以及缓刑和假释等在社区内服刑或接受考验的罪犯，人身自由权被依法限制，他们的各项活动不得擅自离开被限定的范围或区域，并且必须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与考察。第二，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主刑执行期间和主刑执行完毕或假释以后的一定时间(即判决、裁定确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内不享有政治权利。对于剥夺权利的权利刑的具体内容，即剥夺哪些权利，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国家仅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有的国家不仅规定政治权利，而且规定剥夺民事权利。我国《刑法》中的剥夺权利仅限于剥夺部分政治权利的内容，不包括民事权利等其他公民权利。

其三，存续期限性。无论是用何种刑罚，罪犯人权的起止时间都是从对罪犯定罪量刑的判决生效之日起，到罪犯刑罚执行完毕止。例如，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其罪犯人权是无期限的，但在实践中大部分罪犯经过一定时期的服刑改造，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获得减刑，其罪犯人权随之也具有一定的期限性。当这些罪犯服满剩余刑期，重新成为普通公民，便又获得一般人权，不再是罪犯人权的主体。当然，也存在极少数罪犯拒不悔改，更无立功表现，不能获得减刑，在监狱里终生服刑或者未减刑即先死亡，这部分罪犯人权就是无期限的人权。有期徒刑与拘役的适用直接意味着服刑人只是在他生命的一定期间内具有罪犯身份，接受刑罚惩罚。“一定期间”的罪犯身份决定了罪犯人权的期限性，一旦刑罚执行完毕，服刑人恢复普通自然人身份，罪犯人权即告终结。作为例外情形，如果罪犯在有期徒刑或拘役执行完毕前死亡，由原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判决或裁定决定的其罪犯人权的期限性，就变成了实际执行的无期限性。

其四，权利独特性。法律不仅应明文规定罪犯能够以其特殊的行为方式实现部分普通公民权利，而且还应赋予罪犯某些特殊权利，即只有罪犯才能享有的权利。例如，我国法律规定罪犯享有依法获得减刑、假释的权利;依法获得保外就医或监外执行的权利;依法获得释放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是法律为特别保护罪犯人权而设置的，它们不是普通公民的权利内容，这是由罪犯的特定身份及特殊需要决定的。法律赋予罪犯某些特殊权利，主要目的在于克服适用刑罚时可能存在的某种不足，防止可能由此导致的对罪犯的其他人权的侵犯。

五、罪犯人权的实质

有人认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属于“敌人”的范畴，就不是公民;也有人认为，凡是犯了罪、判了刑的人，都是“专政对象”，都不是公民。在他们看来，罪犯特别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罪犯，不再是“公民”，而是“坏人”。显然，这是属于我国特定时期的观念产物。对罪犯的实质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罪犯人权的实质的认识。历史来看，罪犯人权很少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如夏朝的“牢”，本来是圈关牛、猪等牲畜的场所，后来却被用于囚禁罪隶与俘虏。商代，罪犯被强制手戴刑具囚禁在狭窄的牢房或土穴之中[4]。秦简《仓律》亦有记载“食饿囚，日少半斗”。这是将罪犯视为“坏人”必然的历史后果。

将“罪犯”与“坏人”等同起来并不符合正义的要求。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很多党员就以各种罪名坐过旧中国的监狱，显然不能说这些爱国志士就是“坏人”。但当局会作这样的道德说教，将这些爱国志士说成是“坏人”，要人们引以为戒。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将“罪犯”等同于“坏人”的深刻原因，即为了实行国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将“罪犯”与“坏人”等同这也不符合西方历史的情形，正如贝卡利亚所指出：“无辜者被屈打成招为罪犯，这种事真是不胜枚举，用不着我多费笔墨。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时代不存在这种事例。”[5]客观审视历史，将“罪犯”等同于“坏人”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的确为减少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一个人犯罪，将面临两套社会评价规范：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在中国传统所具有的功效往往是法律规范难以企及的。另一方面，将“罪犯”等同于“坏人”，使得罪犯法律地位与道德地位急剧下降，一次犯罪足以影响一生。即使刑满释放，“坏人”名声挥之不去，对其人格尊严来讲是极大的伤害。在现代法治国家，不应同专制社会一样，将“罪犯”视为“坏人”，罪犯的实质仅仅是一种法律的评价，而非道德的评判。罪犯不能因为他的犯罪行为或定罪，就丧失了他原来本已存在的一切身份。罪犯在一个社会中的关系是复杂的，他仍然是社会的成员，他仍然是国家的公民，他仍然是家庭的成员。

罪犯人权的实质只能从个人权利与国家、社会权力的视角来认识。任何人权都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人皆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因而人人皆有人权。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罪犯也是人，这是毋容质疑的，所以罪犯也享有人权。人人享有人权并不意味每个人的人权都能实现，罪犯人权更是如此。在一个国家里，人权最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而言的，其实质在于权利对权力的对抗。权利与权力的对抗程度与紧张关系能反映出一国的人权状况。罪犯的存在与监狱的存在不过是权利与权力在现实社会里的一种具体表现，所以罪犯与监狱的关系能体现某种具体的人权状况。监狱在罪犯人权实现方面负有首要职责，直接肩负起罪犯人权实现的责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罪犯的人权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尺。

参考文献：

[1]陈佑武.人权问题的两重性：客观性与主观性[A].郭道晖主编.岳麓法学评论，2003，5：67-7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37.

[3]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J].法学研究，1991，4.

[4]贝卡利亚著.黄风译.犯罪与刑罚[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38-39.

[5]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M].法律出版社，1999.11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