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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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司法的背下，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较好的实现被害人—犯罪人达成和解，恢复被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为学界所重视。近来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国外未成年人犯罪形式和解进展良好，而我国还未建立这种制度。我们应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探析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形式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

一、刑事和解的产生和蕴涵

刑事和解又称加害人与被害者的和解，即(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简称VOR)是指犯罪后经由调停人，使加害人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冲突。其目的是恢复加害人和被害者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该国自新复归社会①。20世纪70年代这一制度首先在西方确立，此后学者对这一理论不断讨论。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的产物，传统的刑事理念认为，犯罪行为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受惩罚性。形式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利亚也主张刑罚的报应性，认为有犯罪就有刑罚。刑事实证学派表现出激进和务实，认为犯罪是刑事司法制度的被害者，主张他们有复归社会的权利，并倡导了一系列特殊的处遇，如缓刑、保安处分等。②西方形式和解理论遵循了保障人权、重视人，以人为本的刑事理念，对我们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今天讲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和谐法治，刑事和解正是适应了这一大环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20条中说，“要拓宽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尝试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接受采访时说“对因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的，就应该从平息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的角度，依法妥善处理。”④虽然“两高”没有用刑事和解的字句，但是刑事和解是一种调和因犯罪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较好方法，在新时期探讨这一制度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社会背景下积极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适用的重要性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触犯刑法的行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主要有：（1）犯罪原因多元化；（2）犯罪方式团伙化；（3）犯罪可改造性大。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及可改造性，来看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重要性。

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文化、道德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还与未成年人自身是个人生理、心里特点密切相关。⑤例如：离异家庭极易导致未成年人心里方面的缺陷，从而做出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独生子女的增多，父母对孩子过度溺爱、放纵，使未成年人形成我行我素、自大暴躁的习惯，也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分析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有些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些是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里特点导致。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心里生长成熟的阶段因此可改造性强。一旦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处理不当极易影响他们今后的成长。刑事和解中的以人为本举措应当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这样做：其一，有利于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化和使之回归社会。刑事和解能够为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在和解中取得被害人谅解和不被追诉的结果，从而使未成年人不用受刑罚处罚，犯罪标签的去除、社区组织或社会人士的理解与接纳，社会责任意识与主体身份的重建也会促使个人走向成熟。未成年人会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重新认识自己并增加信心，从而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其二，有利于被害人利益的恢复。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下被害人处于控方的地位，在庭审中与被告人处于对立的地位，极易使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矛盾不能平和的化解。被害人在满足心理宣泄的同时必将仇视被告人，同时被告人的某些想法也不可能传达到被害人那里，双方误解有加深之势。刑事和解为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沟通提供了一个平台，双方可以诉说各自的想法。对未成年被告人来说由于其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往往会得到谅解。而对于被害人来说在取得经济赔偿的同时，也能从被告人认错和悔改中感受到心理的慰籍。其三，适应刑事理念的国际潮流。当今世界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是一大主流，而未成年人又是社会保护的重点。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能够确立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制度。德国少年法院规定，刑事和解构成对犯罪人教育处分的一种方式。刑事和解正成为一种刑事理念的新思潮。其四，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转型期影响等因素，未成年人犯罪数量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犯罪类型更趋向于暴力和智能化，危害程度也日益严重。未成年人犯罪及其治理，绝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与一个社会的价值和公共政策的取向密切相关。刑事和解在目前我国法律尚未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应当看到它在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重要性。传统的监禁刑不利于未成年人复归社会，应通过社会宽容、被害人谅解，使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刑事和解能够较好的完成上述使命。我们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吸纳这一制度。

三、刑事和解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可行性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是从保护未成年人最大程度的免受刑事处罚，免受犯罪标签影响出发的。我们认为这一制度在我国是可行的。其原因在于：其一，刑事政策、法律保障。我国刑事政策历来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轻缓处罚的原则，刑事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都贯彻了这一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且有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免于刑事处罚。”这一规定使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运用有了法律上的前提条件。再者，我们现在确立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因其成因的特殊性和可改造性，对其适用刑事和解符合宽严相济中“宽”的精神。其二，被害人能够谅解，社会大众能够接受。未成年人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易产生幻想，冲动多于理智。在面对人生和纷繁复杂的社会时，往往心理失衡走向极端。因此对于被害人和来说也容易谅解。上述已经分析，被害人能够从未成年人悔罪中得到精神慰籍。同样，作为被害人和社会公众来说，也应给予未成年犯罪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其三，和解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所谓外部条件包括和解调解人员和调解后的处理等。我国历来坚持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政策，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上，自从1984年第一个少年法庭出现，截止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⑥可以推断出在法院系统中，从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理的法官人数是众多的。另外我国检察系统也有专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发挥好刑事和解中调解人的作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构建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认为，要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1．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双方自愿。刑事和解一旦脱离自愿的原则，就会产生放纵犯罪、不利于解决纠纷的后果。因此，调解人在调解前应当查明双方是否自愿，并将此作为应用调解的一个必要前提。2．应用案件的范围。我们认为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在和解适用上不应设置刑度范围，所有案件只要符合了一定的条件，都可以列入刑事和解的范畴。所谓抢劫等罪名属于重罪，完全是一种成人刑法语境下的结论，对未成年人而言并不完全妥当。而且是以法定刑为判断标准，但具体个案的性质上未必有法定刑所昭示的那么严重。⑦

3．和解的提出和受理。有学者认为法官、检察官、警察、辨方律师及被害人的人等主体，都有刑事和解的提案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与需要，向法院提出自己认为适格的刑事案件。⑧我们认为法官、检察官、警察只可建议加害人和受害人双方提出和解，而不可自己提出和解。原因在于，有些法官、检察官、警察会充当调解人，如果他们提出和解又在过程中进行调解，最后又可以做出裁判，则有可能基于其他目的忽视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利益。另外如果是上述三者提出刑事和解，则被告人或被害人往往基于对公权力或裁判者的恐惧而接受，有违自愿的原则。所以我们主张，刑事和解只可作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辩护律师可以基于授权提出，公、检、法人员可以建议而不可主动提出。

4．刑事和解的过程和监督。基于未成年人秉性的不确定性，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应结合未成年人自身的特征，将社区、学校、家庭，包括社区工作人员、教育工作者、父母、亲友在内的广大人员纳入到刑事和解程序中去。以求扩大对犯罪者及受害者的人文关怀，增强其责任感和回应社会能力，并在互动过程中促进当事各方的互信和团结。⑨但在确定调停人上我们认为应由检察官主持或由公益性的学校学者或其他社会人士主持，以体现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和不放纵犯罪，不有损国家利益。同时应当建立刑事和解的监督机制，可由法官或检察官监督和解的自愿性和过程的公正性。

刑事和解已成为当下学界讨论的热点，尽管笔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剖析。但笔者也认为这一理论在面对一些严重犯罪时存在片面真理。

重视被害人在犯罪处理中的作用是正确的。因为被害人应当有权利向犯罪人述说犯罪给他造成的痛苦，表达他的不满或愤怒。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司法理论所忽视的，但受害人绝不应当替代国家在追究犯罪人责任中担任主角。

但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和刑法理念出发，刑事和解应当在未成年人犯罪中适用。并且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在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环境，我们应当积极探讨并推进这一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未成年人。

注释：

①②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现代法学．2001（2）．

③人民法院公报．2007（3）．第18页．

④李伟红．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民主与法治．2007（6）．第11页．

⑤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⑥蔡鸿铭．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青少年犯罪研究．2007（2）．第52页．

⑦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未诉科．俞某抢劫案：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刑事和解适用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4）．第72页．

⑧汤火箭．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论证．人民检察．2004（4）．第9页．

⑨肖伟．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青少年犯罪研究．2007（3）．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