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民健身宪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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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更加注重发挥宪法作用、提高宪法实施水平的新要求，需要以宪法视野审视全民健身发展，从宪法高度阐明全民健身的法治地位，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法治自觉。在梳理“全民健身”概念发展与内容涵义以及介绍一些国家将大众健身载入宪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全民健身进行宪法探寻的任务，解析了全民健身在我国宪法内容中的各种关联和体现，认为全民健身具有依据宪法而确立的重要地位，并具体阐释了其地位表现为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重心与基础，是依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国家的服务促进和保障，进而从逐步增大宪法体现、修改《体育法》、充实相关法以及加大依法推进等方面，提出对落实全民健身宪法地位的期待与建议。

关键词：宪法；全民健身；依法治国；宪法实施；体育法治

2018年以来，宪法问题在我国的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不断聚焦：党的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强调要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并首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宪法宣誓；中共中央印发意见，提出对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部署和要求；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做出重要批示，进一步强调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将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尊崇和维护宪法权威，全面推进和保障宪法实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和新阶段。将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治国的轨道，要求我们也要以宪法的视野来审视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都需要进一步从宪法高度阐明其应有的法治地位，以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法治自觉，不断提升全民健身依法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我国“全民健身”的缘起、使用与内涵

本文探讨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但我国宪法并没有出现“全民健身”的语言表达。为了说明全民健身与宪法的必然关联，需要先对“全民健身”这一用语的产生发展和内容涵义进行大体的梳理。1.1“全民健身”的缘起和广泛使用。1.1.1“全民健身”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高度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积极调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体育活动。这样的一种体育形态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群众体育”的用语加以概括而成为体育工作的基本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体育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改革的进程中，体育界开始对原国家体委为参加奥运会而提出“省级以上体委侧重抓提高”的方针进行反思，不断从战略高度关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问题。在1984年全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全民体育战略”的基础上，1987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马宣建,1990），“全民健身”概念在重要会议上被首次使用。全民健身这一表述，在国家体委对1988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确认而成为官方用语（李梦华,1988）。后又在多方听取意见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国家体委在1991年明确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以全民健身为基本内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以训练竞赛为主要手段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伍绍祖,1991），使“全民健身”作为群众体育的同义词而逐步地使用起来。1.1.2“全民健身”使用的日益广泛。1993年，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群众体育的制度性改革措施——“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在制定全民健身的社会调研和政策论证过程中，原国家体委在1994和1995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均将该计划制定作为重要主题，并召开多次全国性的研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专题会议，不断向媒体进行吹风通气。各全国性主要媒体随之进行了各种相关报道和大量舆论宣传。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尚未颁布之前，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政府报告中已经就体育工作要坚持协调发展方针，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李鹏,2018）。两会的一些代表就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发表了很多积极肯定和热情支持的意见，盛赞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大德。通过这一时期的集中宣传，特别是1995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作为正式制度文件的规范概念而广泛传播。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分别做出“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和“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规定，使“全民健身”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十六大以来的各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九五规划以来的各次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1995年以来绝大部分年度（除2000、2001、2003、2009年外）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在体育部分以“全民健身”对群众体育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与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2009年，国务院直接以全民健身进行命名，分别确定了“全民健身日”和颁布了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自2011年开始，国务院继续制定实施5年为周期新的《全民健身计划》，全国统一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推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在国家的相关决策部署和体育工作运行与活动开展的实践中，“全民健身”概念被持续而普遍化地使用，已成为广为社会认知和日益深入人心的专门词汇，成为与“群众体育”并行使用甚至远高于“群众体育”使用频次和宽于其使用范围的规范用语，而且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群众体育和群众体育广泛开展的重要表征。1.2“全民健身”的丰富内涵。1.2.1健身成为体育健身的同义语。全民健身这一偏正词组中，中心语是健身，即增强和维护人身体的健康（韩丹,1994）。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包括遗传、营养、医疗、环境、精神、休息和体育锻炼等等。在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与现代文明病的博弈中，体育锻炼愈益凸显其能动的健康价值，成为增进身体健康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从而使体育成为健身中最为积极的因素。这样，健身便与体育紧密连接并直接等同起来，健身也即体育健身，健身成为体育概念。1.2.2“全民健身”是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全民健身是全民性和健身性的统一，表明了这是全体国民、广大民众普遍参加的，以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基本目的体育，从而与少数具有运动禀赋的体育精英，与提高运动水平、创造优异成绩、冲击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明显地区别开来。通过体育健身所增强的体质和所增进的健康，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然而，无论是从“身体没有疾病、不虚弱以及良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所下的健康定义，还是从“以遗传为基础并经后天形成表现在人体结构形态、生理功能、身体活动能力、心理因素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稳定品质或特征”方面给出的体质定义，都同时包括身和心等多个方面。因此，这里的健身并非单纯的生物学视角，包括各种社会性、文化性因素与内涵。全民健身对全体国民主体的广泛覆盖，彰显出这是在个体健身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参与、全民普遍参与的一种健身方式和体育状态。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3）。只有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通过亲身历练和实践体验，才能产生体育发展的社会效应，使参与民众从中收获身心健康与生活幸福。因此，全民健身是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和多方主体参与的跨界性社会化活动，是广大民众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提升实践，是满足民众身心发展需求普遍施惠于民的民生工程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政府能动履行职责和提供支持促进保障的国家干预和公共服务事项。

2我国全民健身地位需要进行宪法探寻

现代法治进程中宪法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我国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战略格局，决定了在我国依法治国首先依宪治国的法治新征程中，需要将全民健身置于宪法高度加以考量，探寻和赋予其应有的宪法地位，以更好地保障和推进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2.1全民健身载入宪法的国际趋向。2.1.1扩大社会干预的宪法发展趋势。我国全民健身的缘起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发展同时而呈现的社会文化发展现象，也是全球化大众健身休闲热潮兴起在中国的必然反映。大众健身和整个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活动内容的丰富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现代法治的演进中推动宪法的发展和变化。宪法基于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目的对社会进行制度安排，经历了由单一的政治制度安排到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全方位制度安排的发展变化过程。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为人民提供福利和机会，国家权力开始进入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宪法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干预越来越多并形成了相应的宪法制度。宪法不仅仅是政治法，宪法制度日益完备，成为内容更为全面丰富的社会法。宪法中国家权力的日益扩张，国家权力配置格局的如上变化成为现代宪法发展的一个趋势（周叶中,2011）。正是在现代体育和宪法的同步发展中，体育和大众健身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一些国家的宪法内容，使其获得明确的宪法地位，形成多种模式的宪法制度安排。2.1.2全民健身在许多国家获得宪法地位。我国曾有学者对全球各国成文宪法中的体育条款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全球174个国家成文宪法的梳理，看到有74部宪法载有体育条款，分别包含在总纲、公民权利、国家机构和其他章节之中。这些宪法体育条款，很多是与健康或教育条款结合一起并对体育作出规定，有些明确赋予和保障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权利和自由，或在人人享有体育权利中包含有体育健身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专门对青少年的身体发展和体育的全面发展做出规定。朝鲜宪法规定，国家实现体育大众化和生活化，根据人们精神和体质发展的要求，充分提供现代化文化设施，使劳动者得以享受；老挝宪法以提升体育实力、增强人民健康为目的，明确国家和社会鼓励支持和投资公共体育活动；菲律宾宪法要求国家促进体育以发展公民健康，保护青年身体、精神、知识上的发展和福利；塔吉克斯坦宪法提出人人享有保健权利，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大众体育和体育文化旅游；土耳其宪法做出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全体公民身体心理健康，鼓励大众体育传播的规定；越南宪法规定，国家鼓励和协助人民自由参加体育，为日益扩大的大众体育提供条件；白俄罗斯宪法从公民卫生保健权方面，要求得到包括发展体育活动、使用健身设施机会等保障；葡萄牙宪法规定，人人享有体育和促进健康的权利，促进学校和人民开展健身和体育；亚美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俄罗斯等国宪法，也都从保护和增强公民健康的角度，促进体育发展；尼加拉瓜宪法是从国家有组织和大规模推广人们参与体育，促进国家整体发展方面进行的规范；古巴宪法有着更多的条款，规定所有公民有接受体育教育、享受体育和文化娱乐的权利，国家鼓励和促进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并将其作为培养全面发展公民的重要手段；委内瑞拉宪法以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生活质量为目的，明确所有人都有体育和娱乐的权利；智利宪法要求市政当局协调与公共管理协会关系，促进体育等在社区的发展和传播；安哥拉宪法从国家应与家庭和社会合作，鼓励青年参加体育等活动方面予以规定；加纳宪法规定，国家要确保提供足够的体育设施，促进体育作为培养民族凝聚力、增强健康和自律能力等手段（陈华荣等,2014）。透过以上条款的列举，可以清晰看地到全民性的体育健身在很多国家宪法中具有明确的地位。2.2我国全民健身战略地位的提升与依宪推进。2.2.1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需要进行宪法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行，前文所述“全民健身”使用频率和范围的迅速增加扩大，鲜明地反映出我国全民健身地位的愈益凸显和不断提升。正是在全民健身发展持续推进的基础上，2014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全民健身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全民健身成为健康中国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涵与有力支撑，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及诸多规范性文件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并在党的报告对建设体育强国的任务部署中，重点突出全民健身方面的要求。这一切，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昭明，全民健身通过不断的战略提升，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布局与事业发展结构中不可小觑的重要构成。然而，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政治的新阶段（肖金明,2018）中，我国全民健身发展与宪法文本之间是怎样的实然关系，全民健身是否获得应有的宪法地位，或是说全民健身的重要地位是否具有宪法依据和得到宪法确认，需要对此得到明确的回答与把控。2.2.2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需要获得宪法保障。现代国家一个基本而显著的特征，是通过宪法来规定国家的政权设置和基本制度，从而实现政治构架的稳定和政府的制式化（周平,2018）。在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开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中，具有历史必然性地提出了尊崇宪法至上地位，维护和实现宪法权威的时代命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阐明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做出设立国家宪法日和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明确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随着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正，进一步要求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推动宪法完善和发展，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2018）。在更加重视宪法权威与实施的法治新发展中，必然要6将全民健身与宪法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为全民健身发展设定宪法基础和宪法指引。一方面，要以宪法为依据为统领，将我国全民健身发展全面纳入依宪治国的轨道；另一方面，我国全民健身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和法律保障的社会发展事业，且上升为事关国家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国家战略，表明其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国家制度构架和政府职责的重要内容，应当具有相应的宪法地位而获得应有的宪法保障。在现有研究尚未涉及这一思考角度的情况下，探寻全民健身与我国宪法的内在关联，明晰全民健身在宪法中的现实地位，不但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全民健身依宪促进和治理的需要，而且对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实施宪法、促进我国宪法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全民健身在我国宪法发展中的相关体现

我国宪法中虽未出现“全民健身”的专门用语，但全民健身作为民众广泛参与体育以及国家予以支持发展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义，在多部宪法文件，特别是现行宪法的条文规范中，都有着一定的关联和体现。3.1全民健身在新中国前几部宪法中的相关体现。3.1.1全民健身在《共同纲领》中的相关体现。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将体育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建设“新体育”的要求，为实现人民参与体育提供了重要保障（傅砚农等,2008）。全国政协一届全会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部分做出了“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性质定位，为发挥体育增进国民健康的作用、确立普及和经常化的国民体育发展方针指明了方向。3.1.2全民健身在1954年宪法中的相关体现。随着新中国经济恢复发展和政权日益巩固，1954年9月20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的首部宪法。在当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加强人民体育，关注改善人民健康特别是学生健康的背景下，在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引下，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做出“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的规定，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国家的体育工作责任，形成对广大青年体育发展和增强体质的积极促进。3.1.3全民健身在1975年宪法中的相关体现。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部宪法，是在“”特殊时期修改制定的，有着严重的错误和缺陷。在总纲中对体育和教育文化卫生一起，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背离了体育发展的正确方向。3.1.4全民健身在1978年宪法中的相关体现。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仍保留着1975年宪法的许多缺陷，同时对1954年宪法也有所继承。这在体育相关内容中有明显体现。在总纲的教育条款中，既保留有1975年宪法的有关规定，也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扩充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条款。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第五十一条，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做出“国家特别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规定，从健康的综合角度覆涵了体育要求；第五十二条在1954年宪法相近条款的基础上，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增加了对体育的列举。3.2全民健身在现行宪法中的相关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主法制的推进中，修宪被迅速列入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后又进行了五次修正，使我国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显现出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现行宪法不但体现了立法指导思想和民主法治原则的先进性，而且内容也更加全面丰富，其中对体育及其相关的规定也远远多于之前的各部宪法，为全民健身奠定了充分坚实的宪法基础。3.2.1现行宪法中有关全民健身的直接规定在现行宪法的条文规范中，全民健身通过三处关于体育的专门规定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第一处在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一条。该条包括两款，第一款是关于医疗卫生的规定，第二款则是过去宪法从未有过的专门对体育做出的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该款内容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负责，昭示了党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和保障民众健康的明确态度，秉持了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期坚持的体育工作分针，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目标、任务的高度概括和明确指引，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法治建设的最高原则。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这一统摄体育全局的规定，对全民健身的意义自不待言。第二处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的第四十六条。这是一个教育条款，在第一款规定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后，第二款做出了“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通过对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权利保障，彰显了体育在增强体质乃至全面育人中不可替代的直接功效，为青少年儿童作为全民健身重点人群的体育发展提供了依据。第三处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职权规定中，包括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职权中的“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第一百零七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行政工作”；第一百一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这些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对体育工作实施领导和管理的职权，不仅必然包括全民健身并要突出全民健身的工作重心地位，而且越是社会基层，体育事业中全民健身的工作比重越大，加强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是其法定职权的应有之义。3.2.2现行宪法中与全民健身紧密联系的其他内容。现行宪法的条文规范中还有一些没有直接规定体育，但也与全民健身发生紧密联系或蕴涵有全民健身的相关内容，同样可为全民健身提供必要的宪法依据。比如，基于体育权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型人权和促进大众体育的发展成为实现体育人权核心的国际趋势（姜世波,2018），并因为运动自由乃是身体活动自由的应然之义（黄鑫,2016），根据第三十三条中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第三十七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可使全民健身作为一项重要的体育权利和自由，获得国家给付、防御侵害和制度建构的宪法保障。再如，基于全民健身的目的和效果是增进健康，使追求健康幸福、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成为广大民众参与全民健身和国家、社会发展全民健身的根本动因，根据第二十一条关于“保护人民健康”、第三十六条关于“任何人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第四十三条关于“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和“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等规定，可从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和休闲权的教角度，使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也从中得到有力的宪法支撑。还如，基于全民健身在完善个体人格和促进社会文明方面展现出的多重功效，以及体育文化传承与创造的规律与特点，第二十四条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第四十七条关于“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规定，可从繁荣发展先进文化的层面，为推进全民健身文化的传播与创新提供相应的宪法依据。

4我国宪法为全民健身确立的重要地位

综上表明，我们不能得出全民健身缺乏宪法依据而没有宪法地位的结论。多个宪法条文规范的内容实质和法治原则，与全民健身形成或直接或间接的内在关联，全民健身具有依据宪法而确立的重要的地位。4.1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重心与基础。4.1.1宪法的人本原则和体育规范决定着全民健身在体育中的重心与基础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关注和重视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体育活动，一直是党和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与工作着力点。“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我国一以贯之的体育工作方针。这是由现代社会的民主诉求和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决定的，也是党和国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体育中的体现。对此，我国宪法有着越来越明确而直接的反映。在前几部宪法性文件和宪法先后从面向广大国民和关注保障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视角对体育有所规范的基础上，现行宪法不但紧跟社会前进步伐而提升体育地位，对体育进行了更多的全面性表达，而且依据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对人民负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明确了发展体育的基本方式是“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根本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从而使“全民”和“健身”的意涵，成为宪法总纲对体育进行国策性表达的主体内容。而在宪法教育条款中关于“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规定，仍然着眼于广大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增强和全面发展，不言而喻地蕴涵了对发挥体育教育功能的要求，与上一体育条款一样体现出鲜明的“全民健身”指向。4.1.2全民健身重心与基础地位的立法确认和制度保障。正是沿着宪法所确立的这一体育逻辑和发展路向，当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体育工作现状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国务院,1997）的情况下，全民健身作为更能直接体现体育面向和重点方向的新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体育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并很快成为国家的政策性和法律性用语。根据宪法制定的《体育法》，不但直接将“增强人民体质”在立法目的条款中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首位目的，在体育方针条款“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后紧接着突出了“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的工作重心，而且直接使用了“全民健身”的用语，明确“体育工作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并在其后确认了“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度方式。在1995年《体育法》颁布前夕，原国家体委还同时研制起草了全民健身、奥运争光、体育产业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由国务院，其他两件则是作为为体育部门性文件下发，也可反映出全民健身的重点地位。北京奥运会后，2009年国务院先后确定了全民健身日和颁布了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表明了体育工作在建设体育强国新阶段的重心调整，并自2011年开始在全国和地方持续制定和实施五年周期的全民健身计划。新时代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谋划全民健身的新发展，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建立国务院全民健身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并通过诸多配套文件、行政措施和行动方案，全面推进全民健身跃入更高水平的发展。这一切，愈益凸现出全民健身在体育发展中的重心和基础地位，也更加彰显出实8施宪法对全民健身发展产生的重大功效。4.2体育健身是依法确认的公民重要权利。4.2.1包括健身的体育权利获得国际化的法律确认。人权事业和人权法治的不断进步，是现代政治和法治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的尊严与权利诉求的增长。在以政治权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发展权为表征的全球化人权事业的持续发展中，从《世界人权宣言》到《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一系列人权规范的制定和推行，使全球化的人权法治不断增添新的内涵。随着体育日益广泛的普及化发展和体育发展中人本价值理性的不断升华，并相伴于人权内涵的丰富与拓展，体育成为一种新兴人权并逐步被纳入国际和各国的法治保障。为广大民众在法律中设定体育权利，依法保障和发展体育人权，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国家与国际社会在体育治理中的法治重心（于善旭等,2014）。经过有关国际人权立法逐步奠定的基础，《欧洲大众体育宪章》《体育运动国际宪章》等多部国际体育法文件相继诞生，并明确体育是一项权利，应获得国际和国家的法治保障。在全球明确载有体育条款的国家宪法中，已有41个国家的宪法直接将体育纳入公民权利（陈华荣等,2014），而且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4.2.2公民体育权利的宪法地位成为普遍的学术关注。我国宪法有着多处关于体育的直接规定和相关规范，虽然没有直言宣称体育权利，但以其他方式存在于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之中。笔者受1991年我国首部人权白皮书的启示，开始关注和研究公民的体育权利问题，呼吁公民体育权利的研究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体育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并依照当时著名法学家关于权利推定的理论（郭道晖,1992,1983），粗浅地提出根据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中青少年儿童德智体全面发展权和公民其他文化活动自由权，以及关于体育方针和政府领导管理体育工作的规定，推定出体育权利是在总体上归类为社会文化权利的独立的基本权利内容。其后，特别是《体育法》颁行后，体育权利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且从宪法和基本权利的视角对体育权利的研究不断增多。尽管对体育权利的性质、地位等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有些研究认为体育权利还不是一项宪法规定的独立权利和基本权利，但对体育应是一项公民权利似已成为普遍共识。近些年，又有学者发表研究成果，深入论证了体育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地位。比如，有的学者根据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认为体育权利是未明确列举，但在宪法权利谱系中与相关权利既包含又并列的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张志伟,2013）；有的学者运用宪法解释方法，从基本权利的一般保障条款，建构出崭新的体育基本权类型（韩永红,2014）；有的学者通过对宪法条款进行的规范论证和法理论证，得出了赋予体育作为基本权的属性不存在理论障碍的结论（叶强,2014）；有的学者以宪法总纲的体育条款为依据，对体育权当属我国宪法的一项“半真正未列举权”进行探讨（高景芳，2016）；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关于体育的国策性规定、对体育权利内容的列举和体育权利实现的国家保障义务，构成了体育权利作为“准基本权利”的完整逻辑结构（黄明涛,2017）；还有的学者认为体育权是由体育纲领性条款表达的我国宪法上的“已列举权利”，并通过宪法列举的其他基本权利形成包括体育运动权和体育教育权的基本组成要素（黄鑫,2016）。4.2.3从宪法延伸的体育健身权利获得明确的法律表达。尽管在学术上还需要深化体育是否属于宪法权利的研究，但体育法治的实践，却越来越多地将体育权利进行宪法高度的提升，特别是将体育权利与全民健身直接联系起来。在起草《体育法》的过程中，原国家体委不但以“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视角来论证《体育法》立法的必要性，而且明确是根据宪法所确定的原则，为体现党和政府维护与保障公民参与体育的权利，切实为人民谋利益，而设计起草了全民健身的有关内容（伍绍祖,1995）。《体育法》颁布后的学习宣传中，16个中央部门印发的联合通知以及国务院和体育部门的有关领导的言论中，都不断强化《体育法》对保障体育权利的重大意义（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1996）。在《体育法》实施和全民健身制度与活动持续推进的基础上，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将“为了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设立了专门的权利条款：“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体育健身权利的明确宣示，是我国宪法确立全民健身和体育权利地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在全民健身的依法推进和广大民众对这一权利的维护与享有中，产生着越来越深远的法治功效。4.3全民健身是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4.3.1宪法体育条款设置与内涵直接以健康为基本着眼点。宪法总则中的体育规定，是与医疗卫生分为两款设置在一个法条之中。虽然体育事业与医疗卫生事业是两个明显区别的不同领域和社会事业，但从维护人的身体、增进人体健康和提高人体能力的角度，二者具有紧密相连的关系和某些异曲同工的效果，而且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所表示的，都是促进在身心一体基础上人体的完满状态。因此，在体育的多元功能作用中，强身健体是其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价值所在，从而不但在健康的基点上与医疗卫生事业形成非常紧密的关联，而且成为增进健康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直接着眼点是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因而确定了为生产、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体育方针任务。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专门做出了《关于改革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将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和开展体育活动共同作为解决措施（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1982）。同志发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同时对学校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要求，其后又将“身体好”置于对青年“三好要求”的首位。针对当时国家形势任务所形成的这些思想，直接作用于宪法中的体育设计，《共同纲领》中将体育与卫生同款规定，1954年宪法从关怀青年体力出发。体育条文在宪法中的这一基调，经过其后的几次调整，拓展为现行宪法中增强人民体质和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质发展的体育表达。4.3.2健康促进成为全民健身愈益明确的政策导向。根据宪法发展体育增强体质的方针性规定，针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民的整体素质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以及不能适应需要的现状，我国开始研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将“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作为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全民健身活动在中华大地普遍而持久地开展起来。“加强国民体质建设”“普遍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我运动，我健康”“运动是良医”等，日渐成为耳熟能详的政策语言和宣传口号，表达了全民健身对增进健康的能动贡献。近年来，在我国进入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新进程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和国家愈益加强健康中国建设，制定和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加快推进。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新华社,2016）。在健康中国的建设中，全民健身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紧密关联的进一步提升，提出了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明确要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建立完善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目标，设置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专章内容，要求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强调发挥全民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非医疗健康干预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值此阶段实施的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主动适应这一新的时代主题，明确指出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要面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机遇挑战，更加准确把握全民健身发展内涵的深刻变化，使全民健身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有力支撑。在以身体活动不足为主要特征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突出问题、以治疗为中心的“被动型健康干预”模式已不能有效保障我国全体人民健康的情况下，全民健身作为提高人的身心健康水平和健康治理中非医疗干预最为积极的重要手段（刘国永,2016），并以直接参与的广泛性、投入产出比的高效性特点，愈益显现出未病先行、主动健康的巨大优势。可以说，全民健身是全民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实现路径，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民健康。宪法对增强人民体质这一体育核心性、基础性价值的原则规范，为全民健身更好发挥健康促进功能提供了明确的依据，成为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4.4全民健身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4.4.1宪法体育规定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包括健身锻炼为内容的各种体育活动，都不是只是单纯而简单的身体运动，要有心理和精神活动的参与，并存在于相协调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一个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体育发展，更是一种精神活动和文化创造的过程与结果，伴随并表征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发展。因而，就体育健身所提升的体质与健康而言，就不仅仅是人身体的生物性改变，而是能够得到心智发展和社会适应的综合改善，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宪法还特别强调了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放眼于体育活动的全民性和社会性。这样，我们学习理解宪法有关增强人民体质和培养青少年儿童体质发展的体育规定，就要有从精神、文化和社会层面更加深入而丰富的解读，看到全民健身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不但开展其活动中要注入各种精神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元素和资源，而且还具有能动产生文化创造和社会促进的动能与功效，形成体育文化与社会贡献的服务产品。在文化创造方面，虽然体育是区别于教育、科技、文化（狭义）的独立领域，但其自身具有的文明印记与文化属性，是广义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与同属于这一领域的教育、科技、文化（狭义）具有活动方式和创造能力方面的共同特征，完全有理由根据宪法第四十七条保障文化活动自由和从事文化事业公民创造性工作的条款，推定体育应包括在因列举不全而兜底的“其他”之中。对照1978年宪法的同一法条，在表达方式和文字内容基本一样的同时，1982年宪法只是在具体文化事业列举中增加了“技术”，而将“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省略性地改为“其他”。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可更多地感知到体育的创新性文化内涵，并认为体育与此法条可形成直接的适用关系。4.4.2全民健身的社会文化功能和融入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我国全民健身多年来的实践发展，已经显现出它在促进人的心智提高和情操培育等全面发展方面所产生的明显功效。体育在提供精神激励和塑造文明品格方面的能力，通过全民健身的广泛传播与参与体验，对提高我国的国民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民健身既需要而且又在营造着健康文明的社会氛围，并通过科学健身的知识普及与意识提升，对传统生活方式形成有力的冲击和改变。全民健身为扩大社会沟通、促进社会和谐、培育社会力量、开展志愿服务、加强社会协同等社会治理的多个方面，搭建了丰富的平台，开辟了多样的渠道。近年来的很多改革方案和制度措施，都将体育和文化以及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综合施策。如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和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等多个规范性文件中，都可看到这样的融合。在立法上，将文化和体育设施归为一个法规形成了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内容中有十多条包括体育和全民健身。可见，更加开阔而全面地理解宪法有关体育的规定，将全民健身作为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提升全民健身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挖掘和发挥全民健身的综合社会效能，无论对于全民健身的自身发展，还是对于我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都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4.5全民健身需要国家的服务促进和保障。4.5.1发展全民健身更能体现宪法明确的国家和政府的体育职责。全民健身要有广泛社会力量、各种社会资源的参与和投入，需要不断改革和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协调机制。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改革，同样要体现于全民健身的建设和发展之中。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下，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国家任务和责任，国家居于主导地位。我国宪法关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以及国务院、地方政府和自治机构领导管理体育工作职权的规定，自然包括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促进、领导管理和服务保障。而且，在发展体育事业和领导管理体育工作的全面职责中，不同的体育领域呈现为不同的管理需求与模式特点。竞技体育工作在社会化、职业化的同时，目前的大部分工作主要是在体育主管部门领导下的体育系统内部开展；体育产业工作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而言，全民健身在社会化、产业化的同时，更为主要的工作是公共服务，需要更多地依靠和运用国家的力量。因而，落实宪法关于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领导管理职责，将更多地体现在全民健身工作方面，由此我国提出并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发展格局（刘延东,2012）。4.5.2加强政府的领导和统筹是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体现全民健身工作的政府主导地位，自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开始就明确了各级政府及其体育等部门的责任。在《全民健身条例》颁行后，国家体育总局立即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推动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的通知》，提出了依法将全民健身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的“三纳入”要求，其后连年推动和督促检查，通过“三纳入”来不断地落实和加强政府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同时，为做好国家层面的部门协同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推进近30个中央、国务院部委落实全民健身的职责分工与工作交流。在此基础上，2017年，国务院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正式建立，已多次举行联席会议和联络员会议，在依法贯彻全民健身战略部署、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落实以及加强督导检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与协调作用。多年来，地方各级政府的全民健身领导协调机构也已普遍地建立和运行。根据新时代以来协调推进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宪法关于政府对体育和全民健身工作领导管理的职责要求，必须转变传统体制下集中包办的高度行政化模式，全面深化领导和管理模式的改革，推进全民健身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近年来，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内容的“放管服”改革，成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战略举措，也同样体现在全民健身工作的管理改革进程中。国家和体育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如全面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精简和优化相关的行政审批文件与程序，批量制定全民健身设施器材服务方面的国家标准，推进以抓好群众身边的健身组织、设施、活动、赛事、指导、文化为内容的“六边”工程，向社会推广应用《全民健身指南》《科学健身十八法》等，不断加大全民健身工作改革、服务和保障的力度。同时，加强在全民健身改革发展和保障中的法治建设，国家和体育部门出台了体系化的全民健身配套规范和制度文件，连续开展了实施《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全民健身的依法治理不断推进，从而使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宪法要求，在全民健身的推进中不断得到充分的展现。

5落实全民健身宪法地位的发展期待

我国宪法为全民健身确立起的重要地位，促进了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国人从全民健身发展中分享获得的可喜成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民健身在新的起点迈向更大的发展，也对依法推进、依宪保障全民健身发展，进一步落实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提出新的要求，形成新的期待。5.1随社会发展有可能地逐步增大全民健身的宪法体现。5.1.1宪法发展规律及其对全民健身发展需要的逐步回应。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施行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修改，表明我国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成为我国宪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一条基本规律。我国宪法在总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做出新规范，才具有持久生命力（王晨,2018）。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形成确立和日臻完善，我国宪法与时俱进的未来修改，也会在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同时，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逐渐向社会和民生领域扩展，根据包括体育的社会文化事业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和成功经验做适当和必要的调整。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们对全面发展和健康幸福的追求将更加强烈，体育特别是全民健身在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显著。这就需要按照的要求，从“体育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进而更好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更加注重发挥宪法重要作用的新发展中，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获得宪法的有力保障，期待在现有宪法内涵已为全民健身确立重要地位的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有可能地逐步增大全民健身的宪法体现。5.1.2在适当时机增大全民健身宪法体现的若干期待。从立法进路上，我们期待和探索未来的宪法修改，是否有可能在适当时机逐步对全民健身方面有以下几点考虑：1．更加准确而全面地反映包括全民健身在内的体育事业的独立地位和重要价值。鉴于体育虽与医疗卫生虽有关联，但已是明显区别于医疗卫生的一个社会事业领域，建议有可能在总纲中不再附属于医疗卫生条款，对体育以专条独立规范。同时，在体育根本方针任务的表达中，在继续坚持“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的同时，适当拓宽体育和全民健身的价值范围，结合健康中国建设，从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角度对增强体质的功能予以扩展，并且体现体育与全民健身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意义。2．增加对全民健身的直接表达。根据建设健康中国成为重要国家战略的需要，宪法有可能在必要时对其有所体现，如有学者所盼要更加直接明确地表达公民健康权（伍瑾,2016）。基于全民健身是建设健康中国和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支撑和途径，可在保护公民健康和享有健康权之下，明确发展全民健身，并阐明全民健身与健康的关系。3．逐步实现对体育权利的明确宣示。基于上述有关体育权利应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分析和认识，期待宪法在公民权利的列举中能够对体育权利有专门的规定和明确的宣示。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和呼吁，认为社会和体育的发展，使体育权已经具备了相应的重要程度和时代内涵，具有超越“临界点”而入宪的必要性，以为公民体育权体系建立宪法的规范前提（高景芳,2016）。在我国行政法规对体育权已建立一定基础的情况下，在宪法中确立体育权，还可以更好地树立中国发展和保障新型人权的国际形象，而且从权利平等的视角，更有助于促进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姜世波,2018）。5.2扩大《体育法》对全民健身的促进和保障5.2.1《体育法》对宪法的实施与全民健身的内容定位根据我国现行的宪法架构与机制，宪法实施更多指向的是透过法律来具体化宪法，也即通常所言的立法实施。宪法语言的原则性、抽象性与概括性，需要透过法律加以具体化和明晰化（周敬敏,2017）。《体育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体育法律，宪法对体育和全民健身发展的原则性规定，首先要有作为专门性法律的《体育法》来担当起宪法实施的使命。在《体育法》制定的过程中，全民健身的用语已经提起，并逐渐进入到专门制度的构建阶段，因此在《体育法》草案中不但有了全民健身的表达，同时明确该法是根据宪法制定，要尽可能地使全民健身方面的规范内容达到当时对宪法的认识理解水平。并且，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四次会议开始审议国务院提交《体育法（草案）》的过程中和在十五次会议的再次审议中，委员们和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最多的，还是在群众体育、全民健身方面，认为草案中群众体育的内容规定薄弱，不但增加了对体育方针中全民健身地位的规定，还多处增加或修改了这方面的具体内容恰当表达（王叔文,1995;薛驹,1995）。5.2.2修改《体育法》应更好地适应全民健身的发展需要应。当看到，《体育法》虽然确立了全民健身的重要地位并设立了多方面规范，但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和活动实践20多年发展之后，特别是当前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与建设健康中国更加紧密融合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体育法》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全民健身的发展需求，有关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近年来，在国家立法部门的关注和支持下，《体育法》的修改工作经国家体育总局的不断推进，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我们期待在这次《体育法》的修改中，能够更好地依据和落实宪法，根据新的发展在全民健身方面实现新的完善和提升。一方面，建议在体育总的方针任务的表达上，要结合全民健身的综合社会作用加以扩展，与健康中国建设结合起来，并在专章的名称上使用更为突出的“全民健身”或“体育健身”。另一方面，建议专章内容要做较大的扩充，扩大规范事项和条款数量，将全民健身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措施在修法中吸收和确认，将《全民健身条例》中的有些重要规定上升为法律。比如，要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管理的综合协调机制、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民健身服务机构和基层体育健身活动组织、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等一些新的全民健身制度形态增加进来，进一步明确对社会广泛参与和支持全民健身的要求，从促进、激励、服务、保障等方面增加全民健身工作的操作性规范，并且要有对利用体育健身活动的违法限制。5.3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全民健身的规范内容。5.3.1落实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需要相关法律的共同发力。体现一个国家根本性政治决断和制度安排的宪法，因其具有的高度整体性、概括性和抽象性而必然“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仪喜峰,2012），并非只是《体育法》的职责。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它又存在着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联系，能够对社会产生综合促进作用，需要多个社会领域、多个方面的工作予以共同发力、支持配合，因而仅靠一部《体育法》是无法完全胜任的。不但在全民健身管理与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人际和财产关系，有着多样化的性质而要受到各类法律规范的调整，而且还有一些与全民健身关系更为直接和紧密的法律，要对全民健身的相关内容进行专门规范和条款表达。比如，前已谈及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就多处直接将全民健身列入法条。此外，还如《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中，都有关于培养学生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规定；《科学技术普及法》中有关机关单位结合各自工作开展科普活动的规定，列举了体育机关和单位，就隐含着对全民健身科普活动的开展。但总的来看，相关法律中对体育和全民健身的规范不是很多，为适应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更好地落实和提升全民健身宪法地位，需要在法律中更多地增加全民健身的必要内容。5.3.2在相关法律中增加全民健身内容的有关设想。1．全面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在国家健康立法中充实全民健身的内容。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党和国家不断从健康中国的更高站位来统筹医疗卫生和全民健身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与事业的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法》经多年起草研制，在2017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名称改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且在草案第三章促进健康的主要措施中，以第三十条规定“国家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完善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组织开展和支持全民健身活动”。但是，该法草案对全民健身所涉的内容过少，未能全面体现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全民健身方面的有关精神。因此，建议该法草案应从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医结合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充实全民健身的有关内容，以充分发挥全民健身对健康促进的积极作用。鉴于目前该法名称和定位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基本医疗卫生方面比较完整，健康促进的内容比较薄弱（吴斌,2018），建议国家考虑对健康促进予以专门立法，对包括全民健身在内的各方面健康促进制度做出系统性的综合设计。2．建议在现行一些相关的法律中，增加必要的全民健身规范内容。比如，对全民健身的健康促进功效已成共识，《精神卫生法》中的心理健康促进、精神障碍治疗等，需要增加运动干预方面的规范；鉴于目前学校体育的薄弱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要增加学校开展体育工作、保证学生体育活动的刚性规定；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模式尽管有所不同，但都必须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负责，《民办教育促进法》中也应有此方面的相应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括一些民间民族传统体育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只在范围中包括了体育，在传承和传播方面，还有必要增加体育主体和活动的内容，特别要发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作用；体育与旅游结合，不但是发展体育产业的需要，对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也有着重要意义，《旅游法》中有必要增加“旅游+”的内容，明确促进体育旅游的发展。5.4加大全民健身依法推进、依宪施政的实施力度。5.4.1落实宪法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必须大力依法推进全民健身。尊崇和维护宪法，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必须让文本上的宪法“活起来”“落下去”。贯彻实施宪法，首要的是把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落实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2018）。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政权的人民性立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在党的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已进入宪法成为重要的国家指导思想，进一步融入和突出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靠人民的支持、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宪法宗旨。“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并在当下合目的合规律地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便是宪法的人民性在体育方面的集中反映。在体育中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坚持宪法确立的这一根本方向，坚持人民在体育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体育面向广大民众、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不断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向往美好生活和增进身心健康的需求。为此，就必须从建设体育强国、实施国家战略的高度，努力建设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事业，并要将全民健身发展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获得宪法的有力保障。5.4.2全面加强新时代全民健身的依宪治理和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化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也是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保障。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事业的核心和重点内容，同样需要不断加大依宪治理、依法推进的力度，从实施宪法的高度提升和落实全民健身的法治地位，进一步加强全民健身的法治建设。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和基本国情下，全民健身主要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要求国家主导而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突显和更须考量政府及其体育等部门在全民健身中的法治能力与作为。我国政府根据宪法的新进展做出全面推进依宪施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部署（,2018），也同样是对体育行政管理者在全民健身工作中提出的明确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和体育改革发展需求相比的滞后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在现有的体育体制与实践氛围中，还存在着与现代法治不和谐的各种元素。体育行业较强的专业技术性、封闭性和某些垄断性特点以及各级体育部门以抓活动和赛事为主的惯常工作方式，使体育管理缺乏普遍的社会行政与公共服务作为，致使依法治体在体育实践中的压力不大、动力不足，一些影响体育改革发展的法律瓶颈问题尚待突破，特别是体育系统缺乏执法实施体系构成的严重制约，都使依法治体和全民健身法治建设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就全民健身工作自身存在的问题来看，一些体育部门在抓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中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较多关注热闹的外在活动形式而在机制建立和基础保障方面却相对乏力，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在一些农村和地区还非常薄弱，等等，都在阻碍着宪法在全民健身推进中的实施，弱化着宪法和法治在全民健身工作中的权威。落实宪法为全民健身确立的重要地位，加强全民健身发展的依法治理，必须进一步确立全民健身工作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营造全民健身发展的法治氛围，改革创新全民健身的治理方式，全面提升中国体育的法治素养。全民健身的依法推进和依宪保障，需要各级政府及其体育等部门管理者积极的依宪施政和依法履责，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能动参与和献策监督，需要抓住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难得机遇乘势而上，需要与时俱进地迎接各种法治挑战而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作者:于善旭 单位:天津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