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是和法律应用的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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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体间性；普遍语用学；方法；论证理论；普遍性实践言说

【摘要】法律方法论以论证理论为基础，法学方法论以普遍语用学、主体间性理论和普遍性实践言说理论为基础。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是两个既有外在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同等范畴。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表现为创制、执行、适用、衡量、解释、修改等，法学方法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应用的方法，表现为分析、批判、综合、诠释、建构等；法律方法重知识与理性的运用，法学方法重价值与意志的实现；法律方法的运用是一种“技术”活动，它重视逻辑，讲究程序模式，寻求个案处理，解决本体（客观世界）问题，法学方法的运用则是一种人文活动（法学是人学、人文科学），它重视思辨，讲究对程序模式的证立，寻求整体的融合，解决对本体的认知问题。

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表现为创制、执行、适用、衡量、解释、修改等；法学方法则是研究法律和法律应用的方法，表现为分析、批判、综合、诠释、建构等。在此一层面上，法律方法的运用始终要求考量“法效”的制约问题。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认为，首先，法律是可供观察之社会经验事实，因此，惟有实证法—也就是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实际上已经制定或做成的法规、命令、及判决—才是有效存在的法律。此为法律实证主义者的“社会事实命题”{4}；其次，经由上位法源规范所肯认的规范，才是有效的法律规范。至于该上位规范的有效性，则有赖于更高位阶之法律规范的认可，依此“法效”垂直系谱向上回溯，最后追溯到法律体系的最高有效规范。此为法律实证主义者的“渊源命题”{4}。这个最高有效规范，有如奥斯丁的“主权者”、凯尔森的“基本规范”、哈特的“承认规则”。而自然法论者的法律观认为，法是与自然相适应的正当的理性，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的和永恒的。通过命令，它号召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通过禁令，它防止人们做不应当做的事情。它的命令和禁令永远影响着善良的人们，但对坏人却不起任何作用。试图改变它的做法是一种犯罪行为；企图取消它的任何部分也是不能允许的；而要想完全废除它，则更是不可能的。[4]由此，自然法论者将“正当的理性”作为最高法源，其“法效”法律论证依赖形式论证和规则本身。法律论证的规则，以及结论的正确性都要受到“法效”来源的限制。在法律论证中产生的规范性陈述，其正确性宣称并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正当性宣称的要求，而只要求其能在有效法的秩序范围内合法地论证。由于有“法效”的制约，法律论证不能被要求必然包含正当性宣称，因为这一证明涉及到法律规则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法律规则本身的正当性证明应该在立法过程中完成。法律论证能否对法律规则进行正当性证明涉及到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有无必然关联的证明问题，不是法律方法论问题。法学论证是一组开放的系脉，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证立“法律方法”的运用及“法律论证”的方法与理论模式，给“法律方法”及“法律论证”提供正当性证明。法学论证是理论性论证而非实践性论证，虽然法学论证也离不开对于经验事实的判断和形式逻辑的运用，以及对于实践问题的分析与综合。但法学论证真正关切的是法律实践冲突的正当解决，即它的最后目的是解决价值与意志的问题。因此，法学论证应当包含普遍的正当性宣称。法律论证中的形式与规则，以及结论的正确性是法学论证的当然对象。法学论证不受有效法和实践理性的限制，反而，后者都是前者的论证对象。法学论证追求普遍性正当标准。

法律方法重知识与理性的运用，而法学方法则重价值与意志的实现。[7]在法律思想史上，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有无必然关联（即所谓的“古典争议”）乃是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法律实践领域里，涉及到立法及其方法、法律的适用、法律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的判断和证立问题；而在法学研究领域里，对法律与道德之关系的认识和立场问题实际上是研究方法及其证明问题。显然，“古典争议”对于法律家来说，是法律方法论问题，而对于法学家来说，则是法学方法论问题。“古典争议”同时包含着“知识”、“理性”、“价值”、“意志”的范畴，对待“古典争议”的认知和立场，实际上就是对待“知识”、“理性”、“价值”、“意志”的认知和立场。由于法律是一个有限的知识和理性的领域，而法学则是一个无限的价值和意志的实现领域。法律方法论必须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理性的问题，法学方法论则必须同时思考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意志的问题。在法律发展史上，罗马共和出现过以人为本、并且人人平等的时期。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在罗马共和的版图内，自由人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全体自由人均享有公民的权利。此后，我们可以找到不间断地以人为核心的法典法，一切都是围绕着“人”展开的：人的权利和义务，涉及主体资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家庭关系，主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与财产的关系，为取得、占有、使用、收益而与财产发生的关系，等等。{8}这种体系深深地根植于古罗马时代的主观权利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立法。自16世纪起，这一模式一直是后世法典体系发展的基础，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对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法典、北非国家的民法典和1856年的《智利民法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1856年的《智利民法典》又成为拉丁美洲民法典效仿的模式。狄骥甚至这样说：“到处都是主观权利，没有一种私法的规则是不以个人主观权利为基础的，不以保护这种权利为目的的。……在19世纪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私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行字不是出于主观权利，也没有哪一行字怀疑这种主观权利的存在。”{9}(P.17-19)这种主观权利观念也体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典法体系中，经久不衰，日臻发展。[9]不仅是法律的创制，而且在法律的适用和解释方面，早在罗马法时期，法律家们即强调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实质而不是仅注重形式，注意法律之精神而不仅仅是其文字特点[9](P.90)，通过衡平法将知识与理性结合起来。这种法律方法论重视人的认识能力和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人的认识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之上；重视客观知识在人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言之，重视知识与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是一个有限的领域，[10]导致我们所说的“知识”和“理性”范畴在法律方法论中也是一个有限的领域。法律方法不能完全实现“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法律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法律中的“人”的发展过程。正因为如此，立基于目的论哲学的法学方法论则大有可为。这种“目的”思想可追溯到古代希腊哲学。我们知道，是苏格拉底将哲学的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他是伦理哲学的开创者；柏拉图将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并用理性将两者连结起来{10}(P.8-9)；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道义逻辑，他将“实践推理”和“应当”概念作为道义逻辑的内容{11}（P.2）。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他的“应当”概念的描述不是出于逻辑的角度，而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考察的。[11]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神学的迷雾，直接点燃了近代哲学的革命火炬。在近代哲学史上，笛卡尔的哲学革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彻底地贯彻了主观的理性主义原则，以明确的哲学形式宣布了人的理性的独立{12}(P.73-74)。康德的先验革命，使主观性问题成为所有必然性的源泉，从而成为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源泉。康德将知识领域称为纯粹理性，将道德领域称为实践理性，而理性则是这两个领域的桥梁。康德还构建了他的“目的论”哲学体系。[12]“目的”是康德哲学的纲领性范畴。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人是目的”是康德所谓道德立法的根据。康德从伦理学的立场给“目的”的定义是：当作意志自决所根据的客观理由的根据{13}(P.45)。在康德看来，道德是通过意志来立法的，而意志立法的根据则就是“目的”概念。“一切目的的主体是人”{13}(P.50)“目的”概念进入法的领域，透视出人之存在的两个层面：一为理性，一为意志。理性以认知为目标，构成人所独具的认识世界、获得知识、改造对象、发现真理的能力，因而创造和发展出知识化、理性化的法律体系；意志以行动为目标，体现出人类永不满足、永远追求的全部生命意义，从而激励人类实现法的理想与价值。法学之为人学就是研究实现人的意志与价值的一门学问。法学方法的运用始终要考量法律方法的正当性证明问题，法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使结论符合法律的目的，其正确性应达致真理标准。

可是，围绕作为法学理论核心部分的“古典争议”而展开的法学方法既没有揭示出罗马法以来的法律方法的真谛，也没有深入到“目的论”哲学，展现人的价值和意志在法学方法中的地位。“古典争议”在当代的研究成果已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论”的两派对垒发展到“刚性法律实证主义、柔性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论”的三派鼎立，[13]他们的共同问题是，完全忽视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在法概念中的统一性，导致法概念中应有和必有的“知识”、“理性”、“价值”、“意志”范畴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体系内出现封闭性的残缺不全，也就是说，以他们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永远也不可能在法概念中同时全面包含“知识”、“理性”、“价值”、“意志”范畴。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古典争议”的争议各方必须转变各自的研究范式，重新审视这个历时三千年的古老问题，方可获得新的理论突破。

法律方法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活动，它重视逻辑，讲究程序模式，寻求个案处理，解决本体（客观世界）问题；而法学方法的运用则是一种人文活动（法学是人学、人文科学），它重视思辨，讲究对程序模式的证立，寻求整体的融合，解决对本体的认知问题。法律方法论以论证理论为基础，法学方法论以普遍语用学、主体间性理论和普遍性实践言说理论为基础。

论证理论肇端于古希腊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在其《论题篇》中就已提出了一些论证方式{14}，并且在他的《修辞术》中详尽阐述了如何论证这些方式。亚里士多德着重于推理论证，他认为“修辞的证明即是推理论证，它在单纯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最有效力的说服论证,”{15}(P.336)。亚里士多德的推理论证有两个显著特点：1、它是一种三段论论证，他称为“修辞三段论”{15}(P.462-483)。他说：“既然三段论可以分为真实的三段论与不真实的、表面的三段论，那么，推理论证就必然有真实的推理论证与不真实的、表面的推理论证之分，因为推理论证乃是一种三段论。”{15}(P.340)2、它是“一种由言辞而来的说服论证。这种说服论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在于演说者的品格，第二种在于使听众处于某种心境，第三种在于借助证明或表面证明的论证本身”{15}(P.338)。如果说古修辞术是用于演说的技术，那么，在今天，它已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其范围已经超出了形式逻辑的标准。在司法过程中，它被倡导在更为宽泛的语境下进行法律裁决的分析和制作，通过采用辩证和修辞的结构，来建构他们的规范确信{16}(P.15-16)。不仅如此，从广义上看，今天的法律论证方法已具有多元的形式，主要的法律论证理论有：传统的形式逻辑方法；图尔敏论证方法；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论证方法；麦考密克的法律裁决之证立理论；阿列克西的程序性法律论证理论；阿尔尼奥的法律解释之证立理论；佩策尼克的法律转化理论，以及语用一辩证的法律论证理论{16}。法律论证理论在近几十年已获得了深刻的发展。[14]这些论证方法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无论是一个法律根据或者一个法律理念的推导，还是一个法律裁决或者一个法律结论的作出，一定是有一个主要论证和多个次要论证交错进行的结果。多元的法律论证方法也为法律家揭示出客观世界的最高存在（本体）提供了法律方法论途径。藉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最高存在并不是法律实证主义者所谓的主权者、基本规范、承认规则，也不是自然法论者所谓的本质、神谕、理性，而是蕴涵着自然正义的共同体核心价值、共同意志和民族精神，它们最初是以单纯的习俗或习惯出现的，然后缓慢地向“惯例”过渡，再由“惯例”向法过渡{17}(P.356-369)。这说明法的本体既是一个历史主义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它是一个演进性概念。在演进过程中，祛除了附着于共同体核心价值之上的伪价值，以及杂糅其间的各种伪知识。这种功能的存在不在于法律方法论本身，而在于法学方法论。舍勒说：“方法是一种思考事实的过程所具有的、由目标引导的程序。”[15]这个思考过程是法律思维活动的内容。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的特定类型，是抽象的法律方法，而引导思考过程的目标则是法学方法论的对象之一。[16]多数学者将法律方法等同于法律逻辑方法，将法律论证看作是法律方法论或法律裁决理论的一部分{16}(P.9)。法律论证虽然有多种形式，却仍然是有效法体系内的论证：论证理论被理解成对法律适用的规范性行为指令；论证理论被构想成理解上的，它问及的是法律论证的涵义；论证理论可在经验上被理解，它考察法律论证为何表现在法律实践中{18}(P.504)。可见，作为法律方法的论证理论具有以下特点：1、它追问的是法律的涵义或含义，它所要把握的是事实的或对象的本质、共相和外延。尤西林认为，涵义所指称的对象是确定的，事实或对象的内涵和外延可以确定地纳入“是”的判断之下{19}(P.48-50)。2、它探讨的是由推理模式所表达的论证形式的有效性，它所要求的是有某种确定前提的解释之下的“真”之概念，但不探求“真”之意义；它把这种确定的前提理所当然地假定下来，一种论证形式是有效的，乃是因为这个前提为真。换言之，它以“自明的”命题为起点，通过逻辑演绎、推理展开命题，论证命题，最后回到其理论的起点。3、它奉行客观主义，以传统本体论原理[17]为依据，重视法律形式决定论，即法律发现和适用是一种形式推论，且停留在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封闭体系内，以一种论证“权威”的目标和方法代替论证“意义”的目标和方法。这种客观主义的实际表现恰恰是源于萨维尼的、且在今天尚未被完全超越的论证方法：语法的；逻辑的；历史的；体系的{17}(P.148-150)。要言之，作为法律方法的论证理论并不能解决法律本体的意义问题。

法学方法的运用是一种人文活动。人文活动不可完全视为知识化的现象，理性不可能完全通过形式逻辑和程序模式实现，逻辑不可能完全理性化。[18]法学方法的运用不只是知识和理性的活动，也是创造性活动、评价性活动、价值实现的活动和意志趋向的活动。知识和理性相互辉映，价值与意志融会贯通。这些层面的活动无法仅用先定的知识、确定的前提、固定的涵义加以解释和涵摄。法学方法超越了法律本身。哲学领域的重要成果：普遍语用学、主体间性理论、普遍性实践言说理论，使我们实现法学研究活动的上述面向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