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物权变动对抗要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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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动产物权登记的适用对象与制度功能；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登记对抗力的本质；动产物权登记的公信力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未来的物权法或者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统一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规则、动产物权登记是沿着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模式与基本理念发展起来的、动产物权登记可简称为动产登记、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登记的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更的公示方法、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果仍有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两种立法例、动产物权登记的对抗力,是指经过登记的物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物权一经公示,即可能产生两种效力等，具体请详情见。

论文摘要:登记对抗力的本质是未经登记的物权变动在当事人之间业已完全有效成立,在对第三人的关系上亦非绝对无效,仅该受让物权的当事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主张物权变动的效力而已。对于第三人,应采限制说。我国未来的物权法或者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统一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规则,即统一赋予动产登记以公信力。登记是几类重要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其主要功能在于公示动产物权的变动。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也有生效要件主义和对抗要件主义之别,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一种折中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混乱的立场,物权法应当将之统一为对抗要件主义。

关键词:动产\登记\对抗要件\第三人\公信力

一、动产物权登记的适用对象与制度功能

从沿革上看,动产物权登记是沿着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模式与基本理念发展起来的。因此,所谓动产物权登记,是指经权利人申请国家相关的职能部门即登记机关将有关申请人的动产物权的事项记载于专门登记簿的事实[7]。换言之,动产物权登记可简称为动产登记,是指国家登记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对登记申请人的动产物权的设定、移转在专门的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动产登记,在法国被称为动产公告[8]。意大利、日本民法及我国旧民法（即现今台湾地区民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都确定了动产登记制度。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和登记的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更的公示方法,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权利享有的公示方法、以交付作为其变更的公示方法[9]。为贯彻这一原理,许多学者将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的一些重要的、价值远较一般动产为大、本质上仍属于动产的汽车、船舶、航空器等称为准不动产[10]。更有学者主张应当改变传统民法上的动产不动产的分类标准,而是以登记区分动产不动产,即凡是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的为不动产,否则即为动产[11]。虽然从严密的法理上来看,基于“中国自本世纪初进行法制改革,选择、移植了大陆法系的德国法模式后,德国法的这套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现实[12],动产应称为“可动物”、不动产应称为“不可动物”,但我国近百年已经习惯于动产即“可动物”、不动产即“不可动物”,因而,动产不动产的传统划分标准无须更改,不动产即指“不可移动或者移动必然毁损其经济价值之物”,“动产即依其自然性质可以自由移动的物”[13]。很显然,动产物权登记的命题是成立的,登记适用的对象为动产。

二、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

在现代财产法上,采用登记为公示方法的动产物权主要是船舶、航空器等重要动产的所有权及其变动、动产抵押权和动产让与担保[23]。这些权利的存在宣告了动产上物权与占有的分离,从而突破了“动产物权以占有为公示方法,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的传统民法规则。然而,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果仍有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两种立法例。

所谓登记对抗要件主义,指的是登记对动产物权变动的行为只具有确认或者证明的效力,而没有决定其能否生效的效力。这种立法体制是《法国民法典》创立的,后来为《日本民法典》、我国旧民法(即现今台湾地区民法)等所继受[24]。根据《法国民法典》,除协议抵押权成立需要“以公证形式做成证书始得设定”之外[25],其他各种物权变动,不论是依据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典均不再要求以公证或登记这些形式作为行为生效的条件。

所谓登记生效要件主义,即动产物权依法律行为的设立、转移、变更和废止等事项非经登记不得生效的立法体制。这就是说,关于物权的一切法律行为,都必须在具有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条件之外,而且还必须将该意思表示予以登记,并自登记时起该法律行为方可生效,即当事人要设立、转移、变更和废止动产物权的行为方可有效。

应当十分欣慰的是,我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对船舶、飞行器和汽车物权实行登记对抗要件主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的这一规定也有不周全的地方。其一,关于动产登记的条文置于动产交付一节,显然不合体系化的要求；其二,除船舶、飞行器、汽车外,应当登记的动产还有《机动车登记办法》规定应办理登记的汽车之外的机动车、铁路机车、大型农用机械如联合收割机以及设立让与担保的动产等。

三、登记对抗力的本质

动产物权登记的对抗力,是指经过登记的物权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在第三人的物权主张与登记的权利人的物权主张相冲突时,登记权利人的物权得到法律保护,简言之即“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换句话讲,当事人之间的动产物权变动自当事人的合意的生效而生效,只是在未进行登记之前,若有善意的第三人对于同一标的物主张物权,则该善意第三人的物权主张应予支持。而从反面来解释,登记的对抗力即为“凡登记者即可对抗任何人”。法律上产生一种类似于公证的证明效力[35]。从总体上看,日本学说与判例倾向于不完全物权说和第三人主张说[36]。

应当注意的问题有二:第一,依登记对抗主义,在当事人未进行登记之前存在移转占有但未登记、未移转占有且未登记两种情况。在前一种情况下,占有的公信力显然要弱于登记的公信力。第二,依登记对抗主义,无论是物权的二重买卖或二重转让[42],还是同一动产的多重抵押或者先押后卖,善意第三人就同一物取得物权并进行登记的,其对于登记的有无,一般认为应由该第三人负举证责任[43]。

四、动产物权登记的公信力

通常而言,物权一经公示,即可能产生两种效力,即对抗力与公信力。在实质登记（设权登记）制度中,登记为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具有创设物权的效力,此项登记具有公信力,为立法和学说一致肯认。而在形式登记（宣示登记）制度中,登记为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其目的在于将业已成就的物权变动,对第三人为昭示,此项登记是否应具备公信力,则值深思[52]。

日本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由于采意思成立—登记对抗要件主义,在法律上并未赋予登记以公信力。在立法政策上是否应赋予登记以公信力,学界虽见解不一,但通说采否定说,认为不应赋予公信力[53]。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采书面成立—登记对抗要件主义,亦不赋予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对于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的方式获得保护。我国《担保法》第41条、第42条规定的动产登记本质上属于实质登记,非经登记抵押合同不生效、抵押权未设定[54],此种动产登记在解释上应认为有公信力；而《担保法》第43条及《海商法》、《民用航空法》规定的动产登记则为形式登记,有学者认为在解释上此种登记不具备公信力[55]。

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制定的物权法或者民法典物权编应当统一动产登记的公信力规则。进一步言之,即我国立法应统一赋予动产登记以公信力。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在登记对抗要件主义的动产登记的效力制度下,尽管登记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并不完全同一,但是登记对抗要件主义的核心是“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从反面解释,则是已经登记就可以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在登记和占有这两种公示方式并存时,登记的效力要优于占有的效力,登记对于社会公众有着更强的可信赖性。

第二,虽然动产物权的变动采登记对抗要件主义,登记并非动产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仅系将物权的变动状况使第三人知悉的公示方法而已,但是一经登记,即对所有的人产生物权公示的作用,第三人即可以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与登记的权利人进行交易。交易者如果对登记的内容都不能相信,那么对交易当事人而言的确就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了。并且,在前述第三人限制规则下,本来不存在或无效的物权并不能因登记而发生效力,那种认为赋予登记以公信力无异于赋予登记创设物权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

注释:

[1]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大陆法系才称物权法,此处为表述方便,未加严格区分。

[2]当笔者提出如此一个命题时,实际上已表明了坚持物的动产与不动产的分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甚至可以追索到罗马法,将物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物权公示制度。

[3]这部专家建议稿为梁慧星等:《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这部专家建议稿为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