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宪政历史经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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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统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以1913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为标志，不但国民党陷入困境，民国亦名存实亡。从1911年10月10日起义至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内政局跌宕起伏，成败交替。痛骂袁世凯专制、反动，可以解恨但无法增加政治智慧。袁氏本来是新旧参半的人物，要回答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清末新政的翘楚，为什么没有在各方压力下继续前进。这里蕴藏着值得认真探讨的政治经验。本文着重从国民党和孙文方面的策略失误来看其中的症结。“春秋责备贤者”，与其骂反动派，不如让有志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人们得到必要的教益。

南北议和与同盟会改组

民国成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适时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策略，推动历史前进，成了考验同盟会领袖们的重大课题。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责他们“软弱”，把政权轻易地让给了袁世凯。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须审时度势，南北议和，让权于袁世凯，是基于以下形势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氏还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1]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2]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和谈与让权于袁世凯都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

问题倒在于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以后，一个政治组织及其领袖究竟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这一方面的任何重大决定对历史的发展都有难于磨灭的影响。孙文曾一再责备人们不听他的话而招致民国初年的大失败。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同盟会本来是个松散的革命联盟，有多个派系。辛亥革命后，它迅速分化。以留在同盟会旗下活动的政治领袖来说，主要有两个趋向。

以孙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选择直接推动经济建设（主要是铁路建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交卸了总统职务后，孙氏反复宣扬的主张有这么几个要点：1.“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3]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2.“外人素爱和平，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4]这是他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基本出发点。3.“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5]4.如何看待袁世凯？“当南北战争时，袁项城表示君主立宪，与吾人意见不合，故不能合作共事。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6]在另一场合，他又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7].

以上说的都不是孙文一时的感想，而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更准确地说，这是民国元年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的行动纲领。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凯领导政府统治全国，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上。

作出这样的抉择，实际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同盟会总部在南京开会员大会，制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九条政纲，选举孙文为总理。8月，同盟会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联合，合并为国民党，公推孙文为理事长。这些都是像同盟会这样以进行军事斗争为主要任务的秘密革命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化的必要步骤。但这时的孙文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9]理事长一职，他旋即委托宋教仁。

同盟会-国民党内颇多成员持另一种态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国民党领袖为代表，他们在尊重孙文、黄兴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独立地阐明自己的主张。其要点是：

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与孙文的乐观论调相反，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今试语皙族曰：‘亚东有伟大民国，合七族以建极也。’闻者能相承否……又自语曰：‘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9]

“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10]强调自由、平等等“天赋人权”，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放在中心位置，实际上否定了认为三民主义只剩民生主义尚待努力的错误认识。

2.为了给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力倡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改良社会风俗.他们认为：“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11]或者是：“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12]他们所说的人道主义指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男女平等、贵贱平等、婚姻自由等现代人权。几年后，《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化运动兴起，

大声疾呼“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3]为基本宗旨，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3.以政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设。用宋教仁的话来说是：“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4]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相应地有三个措施：

一是区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公开活动的政党。在当时多达320个政党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中[15]，联合了宗旨相近的组织，组成了全国第一大党-国民党，总部设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

二是致力于竞选活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选举中，国民党有392人当选为参、众两院议员，而居二、三、四位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计才有223席。国民党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当时登记的选民号称有四千多万，只占全国人口的10％；妇女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选举过程也产生了收买选票、军警到场威迫、计票舞弊等不法行为。不过，如果考虑到有的问题（如妇女选举权）即使在当时的欧美亦未解决；有些则是几乎所有国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现过的现象，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个完善过程，就应肯定这终究是中国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与完全不必通过国民依法定程序授权的专制统治相比，无疑显示了历史的进步。

三是运用各种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监督。议员们总的说来对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认真的。从内阁组成人选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质询。再加上民国初建，大体保障了新闻自由，他们与传媒合作，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监督。例如，袁世凯的作为就被报刊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6].他的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种种作为，无一不受到严厉的谴责，从而使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

孙宋两种取向差别很大，后来孙文曾一再指责国民党人当时不听他的话而招致革命事业的失败.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发展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业，发展教育，都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在这些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一个政治家以直接经营包括交通在内的工商事业为主要职责，那么，其身分已转化为实业家。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扫清工商业发展的障碍，构筑自由、安全、法治、廉洁、民主的社会环境，让工商企业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对于政治家认为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等），亦应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励企业家去建设和经营。因此，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如果以直接经营包括铁路在内的工商企业为基本纲领，显然意味着社会角色的混淆。从这个角度看，民国初年孙文提出的基本主张是不足取的，幸亏国民党的多数成员没有听从他的主张，否则这个组织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当时，国民党虽然仍尊孙文、黄兴为领袖，但实际工作是由宋教仁主持的。与同盟会一样，国民党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派领袖，且显示了团结全党的潜力。应该如何评价他的政治主张呢？

应该肯定，他把秘密革命组织改组为共和制下公开活动的政党是正确的。章太炎等人鼓吹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片面的，但革命党确实需要改组为民主政党，方能适应巩固和发展民主共和政制的需要。同盟会本来以组织武装起义为自己全部活动的中心。民国建立后，除非准备武力扫平一切政敌，否则同盟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不能不进行全面的改革。

不能简单地把消解党派看作反民主势力的政治阴谋或个别人昏愦的奇谈怪论。这个错误主张其实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张謇是消解党派的积极支持者。在政权移交给袁世凯以前，他就致函黄兴，申述他的理由：“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此为民国前途计，绝无他意也。”[17]当时义军蜂起，良莠不一，非严加整顿，军令、政令均无法统一；财政亦不堪重负，正面临崩溃的危险。他没有就事论事，而冀图从现代国家中政党与军队关系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如仅就此而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如进一步要求整个社会都“销去党名”，那就有过犹不及之嫌。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感到：原有的政治组织必须改组。同盟会等五团体联合组成国民党，正是适应这个历史趋势的正确措施.

在组建国民党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偏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以政治思想的分野为基础，硬拉当权的政府官员入党，拼凑所谓“政党内阁”。当时数以百计的政治团体，纲领和政策相同或接近的比比皆是，一人跨越几党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是共和政体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既是与国民党对立的共和党和后来的进步党的理事，又是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国民公党的名誉总理（这两个组织后来都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同时交叉参加同一政治倾向的多个政党更是司空见惯，这反映当时的政治领域存在“咸与维新”的某种浑沌状态。面对这一状况，如能确切认定“普及政治思想，作育从政人才，确为当今急务”[18]，此不失为争取与联合各方力量、推进民主政治的大好时机。

不过，如果不以培植自由、民主思想为基础，不清醒地考察政治分野，为追求表面的影响而降格以求，不但给世人留下丧失原则的恶劣印象，且为反民主势力张目。当时，建立民主政制的主要阻力来自袁世凯及其追随者。但国民党的有些领袖居然把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前清官僚、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和各部总长等所谓“国务员”拉入国民党，然后心满意足地宣称已组成了“国民党内阁”。出面办这件事的是黄兴，但得到孙文的首肯和支持。孙文曾志得意满地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19]这种麻痹斗志的声音，与当时严格批评监督政府的舆论颇不协调。

尤令国民党尴尬的是有些“国务员”坚持独立人格，坚决拒绝了这种做法。“财政总长周学熙语人云：‘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故对黄兴强招入党之举，坚拒到底。”[20]

另一偏差也是由孙黄两人造成的。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报》民国元年第149号公布了袁世凯、孙文、黄兴、黎元洪《协商订定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21]对八条稍加考量，不难发现它有一大特点：没有显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点。如果把它放在清末的新政时期，当时的朝廷和大臣也会欣然接受。

与国民党既定的政纲相比较，被孙文抛弃的恰恰是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基础的部分，一是只字未提国民党孜孜以求的政党内阁和议会制度，二是忽略了国民党五条政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发展地方自治”。提出这一条为的是“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而其终极目的则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22]要是说孙文在公开场合还说点“尊重议院”[23]之类的话，与袁世凯的13次会谈中，则根本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

后来，孙文曾自我辩解，“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期期以为不可……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24]所谓“革命方略”就是夺取政权后至实行宪政之前，要有一个实行“训政”的过渡时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张。”[25]如此说来，在民国元年，他应该是实行地方自治，推进民主政治的先行者。

但是这些辩解迄今无法找到足于证实的可靠史料。反证倒有不少。首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支绌，说其中包含着革命领袖之间路线斗争的玄机，恐难服人。其次，当时他反复宣扬的是一民（民生）主义，更具体点则是修20万里铁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实际上已排除在他视野之外。再次，当议及政治时，他满脑子都是中央集权。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向海内外宣布五条“政务之方针”，依次是“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矢口不谈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

综合以上情况，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文当时提出的纲领和实际行动，都与中国历史行程对一个政治家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个重大失误。

张振武案

20世纪中国的一大问题是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努力一再受挫。继清末立宪运动后，理应随辛亥革命而至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是昙花一现。有的史家甚至据此推出一个结论：议会制民主根本不适合中国，民初的政争宣告了议会民主在中国的破产。

其实，当时的政争没有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公民提高自由、民主、法治意识，巩固民主政治制度的坚韧、持久的斗争，是孙文等人认识错误、处置不当的后果，而与议会和民主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

以掀起轩然大波的张振武案为例。张氏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副部长。副总统黎元洪推荐他出任大总统顾问（张拒绝）、东省屯垦使、蒙古调查员等职，暗地里却于1912年8月13日密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并乞一律处决”。理由是：“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26]于是，袁世凯和陆军部长段祺瑞下令，于8月15晚将张振武及随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逮捕，次日凌晨1点枪决。

这次事件，立即激起轩然大波，舆论和各界人士纷纷声讨，参议员迫使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中国同盟会本部决定革去黎元洪的协理一职，并将他开除。

湖北20位参议员的联名质询，一一批驳强加给张振武的五项罪名。他们更义正辞严地说这是维护法治和破坏法治之争。张振武即使真是有罪“亦当捕送审判厅，供证具完，公开定谳，始得宣告处刑。”张氏退役已久“何以须用军法”？“军法会议亦必各官齐集，及一干人证到案，经审问、辩诉、判决之程序，始得执行刑罚。何夤夜邀袭，旋捕旋杀！”“共和国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惟司法官乃能执法律以生杀人，大总统不能出命令以生杀人。”“约法所载大总统有特赦之权，并无特杀之权。盖有罪者，大总统可以特权生之，无罪者，无论何人，不得以特权死之。”可偏偏“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宪章，意为生杀……无可缄默，不能不一探其究竟也。”[27]

这是一场民主、法治与专制的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孤立的。就在张振武案发生前夕，黎元洪即以宣扬无政府主义为由查封曾坚决支持革命、反对清帝国的《大江报》。黎元洪没有经过法院审判下令封报已属荒唐，更为荒谬绝伦的是竟明目张胆地宣布捉到该报负责人后要“就地正法”！当时执掌各级政府实权的大都是前清文官、武将。在当时力量对比下，根本不可能全部铲除、替换他们。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遵循法定途径，通过各级议会监督、质询、弹劾……再加上新闻舆论持续不懈地揭露、批评，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不断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到约束、牵制和教育，争取其中多数能逐步纳入新制度的运作轨道，少数则依法得到制裁。

因此，当时以湖北20位参议员为代表的质询和《民立报》等报刊的报导和评论，体现着保卫民主和法治的正确斗争策略。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巩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类斗争的广度、深度和策略。在张振武一案中，孙文采取什么态度呢？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28]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写道：“到京以后，项城（袁世凯）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29]

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所以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丧失了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

此案的结果是：部分参议员提出弹劾案，要求免去国务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之职。但没有取得法定的多数。早有去意的陆征祥呈请解职，袁世凯批准其辞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而同袁世凯会谈之后的孙文，在周游各地时，一再为袁氏唱赞歌：“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30]“因南北人心，一致趋于共和，前途必无危险，……以政治言，袁总统及国务院与各省都督，皆能胜任愉快。”[31]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确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他可免于监督，违法时不必追究。

“二次革命”后的政治转折

未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惩戒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最终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

宋案简单说来是：1912年12月中旬至1913年2月上旬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269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力主实行政党内阁，深为袁世凯等忌恨。3月20日晚10点45分，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4时47分绝命。24日零时30分至凌晨，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并搜获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和函件一大批。凶手及罪证均移交江苏省上海地方审检厅负责审理。

宋教仁之死无疑是对国民党的一大打击，但如处理得当，未尝不是揭露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罪恶，赢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大机会。可是，由于孙文进退失据、处理不当，反而使支持民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国民党内外存在着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的激烈分歧。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实乃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1914年2月他出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9天后被毒死在总督衙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

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而是附和武装反抗的主张，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君师合一，以圣贤经传为工具，箝制臣民思想。另一是利禄引诱与生死、荣辱威胁相结合，纵横捭阖；有人称之为“游民（流氓）政治”。两者交相为用，每当改朝换代或者大变动关头，后者更成为各项黑风恶雨的主要推动力量。民国招牌挂起来后，袁世凯全面继承了这两手。除了适应民主选举的新形势，出现了贿选、迫选这些威胁、利诱的新形式外，了无新意。暗杀宋教仁，不过是袁世凯直接雇用下层流氓所干的高层流氓政治。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宋案发生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唯一道路是用法治取代这些中国的传统政治。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袁世凯“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至于假公器以牢笼私人，则官制官规，束之高阁；藉特权以行肆赦，则大典大法，置之土苴。”正确的对策是：“今无论排袁或袒袁者，记者皆认其能为国家发议论之人，亦但求公等勿高谈勿放论，亦但求公等国有一条之法，必责令袁总统守之，勿被买收，勿受运动，勿被其含混过去，此即所以爱国家者，亦即所以爱袁公也。”[32]宋案发生后，是不是应该依据新情况，放弃法治道路呢？看一看当时的实际情况，答案就一清二楚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5日后才回到上海，当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人商量对策。

孙文提出的主张是起兵讨伐。他在1915年给黄兴的信中谈到：“犹忆钝初（宋教仁）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剌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33]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此举在军事上有没有胜利可能？孙文认为这不成问题，胜利在握。他在同黄兴辩论时写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34]而黄兴的答复则是：“即从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35]

宋案发生距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刚好一年，通过一年的整顿、裁撤，起义的民军大都已遣散，军事力量对比对国民党一方更加不利。即使孙文认为是忠于自己的都督或其他官员，也不敢轻易参加这样的军事冒险行动。完全支持孙文这一时期的决策的陈其美有一封信谈到其中大概：“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之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36]至于孙文提到的海军既不是作战的主要力量，也不太可靠（袁世凯出钱收买，他们便乖乖地归顺了）。武力反抗必然失败，这是势所必然，任何冷静观察当时形势的人对此都不会有所怀疑。

有的人认为，胜败特别是革命战争的胜败，不是军队数量对比决定的，武昌起义以弱胜强，一呼百应，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宋案以后的武力反抗所以失败，确是没有听从孙文指挥的恶果。这个论断的前提是正确的，后面的推论就靠不住了。原因是尽管国民党人喜欢把这一次军事冒险称为“二次革命”，其实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37]

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证明这种求安定的情绪具有普遍性：“除江西和江苏的军队之外，运动似乎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群众的态度依旧是冷淡的……国内大部分有文化的人士准备支持（至少在口头上）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而全国的商会和行会对推翻临时大总统的企图表示厌恶方面也没有落后。甚至在广东，商界人士、少数官员和一部分军队竟敢表示上述意思；我冒昧地认为，这样说并不过分：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可能实现。”[38]在反抗彻底失败后，英国公使馆的另一份报告又重申：“运动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舆论团体支持的迹象……在运动的全过程中……虽然大部分劳动群众仍持冷淡的态度，但那些与商业和贸易有关的个人及企业强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胜利抱有同情。”[39]

从7月12日在江西起兵宣布独立到9月2日南京被北军攻占，11日熊克武在四川失败，“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内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此举对民国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后果？全国复归平静后，10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他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被一律取消议员资格。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急剧削弱，陷入颇为孤立的困境。

早在举兵之前，报刊就在议论“国民党之窘蹙”[40].当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各政党和公共人物的言行，几乎无时不受到大众传媒的跟踪、监督。国民党内的分歧和已付诸行动或拟议中的对策，无不一一见诸报端；一些领袖武力解决的主张于是广为人知，而又与人心相悖。

上海《民立报》是同盟会-国民党自己的报纸。该报负责人之一徐血儿，是最严厉谴责袁世凯和赵秉钧为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正犯”和“民贼”的记者。1913年5月29日凌晨，宋案闹得风声鹤唳之际，有“中华民国工党”领袖持“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率领七八十人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当即被击退并打死和被俘数人。徐血儿立即在《民立报》发表文章指出：“夫大革之役，天与人归，可一而不可再。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41]这些话谴责的主要不是那几十个乌合之众，而是针对孙文等武力解决派的。

各地商界固然极为反对，一些反对专制统治或同情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亦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云南都督蔡锷，公开声明：“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使用佥壬之手也。”[42]

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查办宋案的中坚。他在谈到此案时说：“迨凶犯缉获，又商议法庭，搜查证据……德全在责任上虽属无可旁贷，在法律上已自惭越俎之嫌。嗣此案交付法庭，德全不复过问。”“宋案当听法庭解决，借款当听国会主持。”在表明坚决维护法治的态度后，他明确地表示，鉴于“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为“维持秩序，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43]

这些主张是当时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孙文等人拒绝接受。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孙文除了讲十年修20万里铁路这类大话空话（80多年后的今天，全国铁路还不到7万公里）外，主要的一条是“及改组国民党时，又不能尽如宋逐初（教仁）之志，行大改革”，[44]即坚决地把革命组织改造为现代民主政党。因此，一遇到自己的重要领袖被暗杀，不是全面冷静地考虑在现有情况下，如何推进民主和法治制度，而是按照原初状态的革命组织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行事：用暗杀和刀枪去解决法律和政治问题。

还要指出，孙文甚至把这种错误的政治文化用于对付自己的同志。参与当时决策讨论和襄助黄兴南京举兵反抗的章士钊写道：当时真正称得上“亲信部队”的只有南京第八师，“癸丑（1913）夏间之所剩者，该师人数不过三千。……夫革命功成，而革命队伍之零落涣散，至如此极，中山先生不得委为不知。”对这一硕果仅存的部队，孙文也使用了令人震惊的手段：派人“携番银两万，买收营连长而人，令其屠杀师旅长自代而起义”！这些师、旅长闻讯只好表态：“吾师以内讧毁，不如以全部讨袁亡”，被迫在条件不备的情况下，仓促起义。章氏感慨万千地说：孙氏“己身当时所定指挥方式，并不是令出惟行，而止于贿买杀人，自乱步武。倘孙先生之所谓指挥而如量施行也，则太平天国北王、东王自相残杀之往事，定然重演一遍。”[45]

袁世凯借机反而口口声声要维持法治、秩序和共和制度。北洋将领声称：“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46]他们似乎成了军队国家化、保卫共和制度的先锋！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也失败了。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蔡锷成为反对这一倒行逆施的主帅，国民党领导的力量成为他们的附庸绝非偶然。

此外，笔者还要强调一下，江苏省辖下的小小的上海地方检察院，两次发出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到院作供。这是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传讯在职总理的案例。这也很可能是整部中国文明史中，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赵秉钧虽然没有到上海接受传讯，也不能不作出正式答覆：“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司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之规定，请在秉钧所在地询问。”[47]针对对他的指控，他也作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答复。更重要的是，从赵氏表明的态度看，不能说依靠法律解决的路已经走完。

结语

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守法的执政者。权力本来有自我扩张的冲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去束缚、监督和牵制，它会毫不犹豫地侵犯公民的权利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不守法的反对派。任何号称民主的制度，没有反对派履行竞争、监督、牵制的职能，必然蜕化为专制统治。多元是民主、自由的内在要求，但反对派也必须依法运作，否则必然出现另一种专制-无法无天的“暴民专制”（“群众专政”）。民国初年的畸形儿要矫形，需要特别高明的医生-反对派。不幸，当时的反对派-国民党在孙文的带领下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暴易暴，在政治文化上与专制暴君同流合污，用包括暗杀在内的非法武装手段去对待非法乃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

从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宋案当然是袁世凯及其支持者犯下的罪行；但以此为由称兵进行“革命”，也是民国史的一个不明智和非常不幸的开端。此举给袁世凯提供了堵塞军队国家化、不准干预政治的道路的借口，从而错过了逐步改造当时的各种武装力量，使之向现代国家军队转化的机遇。民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虽然可以从社会经济结构中找到其深层次的根源，但从政治文化层面看，却是“二次革命”为开端的。从此，有军便有权，公理、正义、“革命”-成了掩盖纵横捭阖的各种肮脏交易的外衣，兵连祸接，社会动荡，国困民穷。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48]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政治家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不能指望忽然有一天从天上掉下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中国。但是，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用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必须指出：北洋军阀的罪恶是洗刷不了的，笔者更无意为他们辩护。但本文讨论的不是北洋军阀史，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像孙文那样的现代政治家在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框架后，应该采取怎样的正确策略，处理新旧参半的政治势力，推动“民国”名副其实的问题。因而不免“苛责先贤”，因为正是他们负担着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