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容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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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过五十多年的奋斗终于逐渐走上民主化之路，这是民进党当年带领的党外奋斗运动起主导作用的，对这一点我们固然不应否认，但同时也不应忽略国民党当局在其中的配合与容忍作用。没有国民党政权的主动顺应与默许，仅凭反对运动的在野抗挣是单方面不会起到这样快的效果的。所以当民进党的一些成员以民主化唯一的功臣自居，过分夸大当年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时，国民党有些人便大叫冤枉。

对于民主化之前近五十年的戒严时期，马英九回忆同时与蒋经国当年的一次谈话，可以看出一点。当年面对台湾岛内外强烈要求解除戒严，回归宪政的强大呼声，蒋经国要马英九去查一下英语词典中对“戒严”一词的定义。当看完英语词典中对“戒严”所下的定义后，他感叹得说：“英九啊，其实我们是冤枉得啊！西方的戒严是军人执掌政权，宪法是终止的，但我们得的确宪法其实没有停止，还在运转啊……”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他便解除了党禁，报禁，台湾实施了近半个世纪的戒严随之逐渐解除。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别人将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视为集权体制，蒋经国是有不服的，这是其最终下定决心解严的一个原因之一。不仅蒋经国，还包括很多学者都看出国民党这一政党和其他真正高度集权型的政党是有不同的，它是一种介以西方民主型政党和集权型政党之间的威权体制。早年台湾著名的法学家邱垂亮先生曾著文专门论述过，这更可以从台湾民主化近过程中国民党对反对派运动的态度轻易得看出来：

1960年得《自由中国》杂志事件是台湾民主化近程中的第一件大事情，在一般人的眼里，事件的主角雷震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在杂志上抨击了。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最后逮捕雷震，其直接原因并不是《自由中国》杂志，而是因为雷震联络台籍本土人士，准备组建反对党在政治上与蒋抗衡。

《自由中国》杂志在1949年11月20日创刊，当时不仅得到了蒋的首肯，蒋甚至下令给杂志社在教育部分了一间房子。军队的官兵当时也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中国》。只要翻一翻这份旧刊，可以发现当时抨击国民党的言词非常激烈。然而就是这样一份猛烈攻击时政的刊物，却始终没有遭到查禁。

在1951年6月第4卷第11期刊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评论，批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背后支持经营高利贷。虽然台湾保安司令部指责《自由中国》杂志“破坏金融管制”，“损害政府威信”，准备对其采取行动时，遭到省主席吴国祯的干预而做罢。

又如1954年7月的第11卷第12期批评政府的“加教育之名而行党化之实”，象如此明目张胆得批评国民党的奴化教育，也只是开除了雷震的党籍，撤消了他的职务而已，并未将其逮捕。

1959年1月出版的第20卷第1期和6月出版的第20卷12期《自由中国》继续发表文章，反对连任第3任“总统”，对这样直接将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蒋虽然暴跳如雷，但还是只在内部下发了一个《向毒害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号召党内外组织舆论对雷震进行“笔伐”，以消除其“恶劣影响”，蒋仍然只是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的方法。

这份时政刊物从1949年11月20日第以期一直出版到1960年9月1日最后一期，前后长达11年，总共出了290期。戒严体制下的台湾党局却一期都没有查封，因而让其后也以办杂志出名的李敖羡慕不已。

李敖在1984年2月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由中国》杂志从1949年11月20日出刊，到1960年9月1日最后一期，前后连续出版了11年，一期也没到装订厂抢过，从来没有罚停过，今天我们有这种福气吗？今天国民党会允许一个反对它的刊物这样长寿，这样安全上垒吗？1979年8月《八十年代》出版《反对党问题》，只是就《自由中国》的老文章，加以选集而已，可是国民党都不放过，要迎头查禁。和20年前的对比以下，你就知道1979年的言论自由，其实赶不上1959年的……”-见《李敖访谈录》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60年雷震入狱后，虽然象《自由中国》这样的政论杂志事后再很少出现，，却有许多以“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刊物在继续公开发行，其中如1960年2月有杜奎英，胡佛等办的《思与言》等，此类刊物尽管有较浓的学术气息，但创办者仍然大多是不忘时事的青年学子。

七十年代末的“中坜事件”是台湾民主化进程里的又一大事，有不少的人将其称之为台湾政治的“分水岭”，可就是这样一场具有政治转折意义的民主运动，从头至尾却充满了不少的暴力。当时因满国民党在选举中的舞弊行径，愤怒的群众在桃源县中坜警察分局烧毁了八辆警车，六十辆警用摩托。面对当时混乱的暴力局面，国民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虽然派去了军队和警察，但却没有开一枪，在事后也未逮捕任何参与者。

随这党外运动的日逾壮大与成熟，在1983年党外人士先后成立了党外公政会和党外编年会，它们都是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因而成立之初遭到了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如台湾“新闻局”局长张京育一开始便指责公政会为非法组织，要予取缔，但国民党内部的主流派最终在自主推行“政治革新”，顺应潮流的计划下，还是没有取缔公政会和编年会。

执政当局不仅没有取缔这两个刚刚诞生的组织，而且主动展开与党外人士的沟通，三名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与公政会董事长尤清，副秘书长谢长廷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为政治和谐奋斗的历史性共识。

然而就在党外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直接对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构成挑战时，蒋经国对一位到访的美国记者说，国民党正在顺应现实，研究开放党禁等问题，很快就会有结论。

1986年9月28日当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民进党成立后，蒋经国权衡再三，最后终于予以默认。他召见李登辉时谈了台湾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此时此地，我们不能以愤怒的态度，采取激烈的行动，影响社会治安，我们应采取温和的态度，让人民安全，国家安全为要考虑，来处理国家的事情。”10月5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行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接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10月15日，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革新”方案在国民党中常会上通过。一项是即将取消“戒严令”，另一项则是修改“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台湾民主化的序幕就此终于缓缓拉开。

从以上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几件大事里可以非常明显得看出，国民党当局在自身面临组织挑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很不错的妥协与容忍。也正是这种妥协与容忍避免了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延缓，避免了从威权到民主转型时的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

它的历史功绩是应肯定的。

在海峡的对面-大陆在逐步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一直是很有影响的一种理论，但在现实中，目前还没有看到这种学说取得很明显的实质性效果。但在已实现了民主化的台湾，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民主化的进程到是遵循“新权威主义”

这一轨迹演进的。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具有“新权威主义”思想雏型的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其提出的先从“军政”，再到“训政”，最后过渡到“宪政”的民主化思路，和“新权威主义”有不少契和点。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一步步过渡到政治体制改革，台湾正是依着这条路，走向了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