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伐林木犯罪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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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案例剖析

典型案例一，陆某砍伐自种树木，构成滥伐林木罪。2017年6月，陆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与其妻子黄某携带油锯和柴刀到其自家林地内砍伐八角树，后将砍伐下来的木材装运到镇上出售获利。经有关单位鉴定，采伐林木的面积为0．3364公顷，采伐方式为皆伐，被采伐林木蓄积量为19．3立方米。案发后，陆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院审理判决，陆某系自首，有退赃表现。陆某的行为构成滥伐林木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典型案例二，何某砍伐自购树木，构成滥伐林木罪。2018年10月，何某购买刘某位于横县“正冲岭”和“蛇狮岭”的两片桉树木。随后，何某向横县自然资源局申请采伐上述桉树木的采伐许可证。在横县自然资源局还没有批准采伐许可的情况下，何某于2019年4月开始聘请他人采伐上述桉树并对外进行销售。经有关单位鉴定，认定被采伐的树种是巨尾桉，采伐面积为1．56公顷，蓄积量为176立方米。案发后，何某主动到案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未经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事实。经法院判决，何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滥伐林木，数量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依法判处何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从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可知，违反森林法规规定，实践中常见的是应办证的未办证，或者在未得证前就实施砍伐林木的行为。危害后果要达到数量较大的程序。上述两个案例的情形，在广西较为常见，这也导致滥伐林木犯罪在广西的发案数量较大，在全国范围内也名列前茅。在多次强调“生态保护”的背景下，如何化解广西滥伐林木犯罪治理的瓶颈，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有必要就此展开深入的探讨。

二、广西滥伐林木犯罪的治理困境

广西滥伐林木犯罪案件高发且治理效果不佳，既存在客观原因的影响，也存在主观因素的作用。通过对广西滥伐林木犯罪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将为化解此难题提供可靠依据。（一）广西林木资源丰富为滥伐林木犯罪高发的客观因素。广西是林业大省，在我国，是相当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广西自然条件适合林木资源的发展，林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天然优势。在林业产业层面，多项关键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广西林木资源丰富，成为了滥伐林木犯罪频发发生的客观条件。从广西滥伐林木犯罪案件的发案区域来看，案件集中在河池地区、百色地区和桂林地区，上述行政区域林业资源集中，且规模不一的林木加工厂较多，在日常的监管上也存在一些难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上述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林木资源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受制于喀斯特地貌的地理特点，道路建设的费用较为昂贵，导致林区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林地资源破坏的情形。简单来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已经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习惯。在需要建房、需要用钱的时刻，多会考虑将自己种植的树进行砍伐牟利，或者将自己种植的树进行贩卖，由购买者进行处理。这也就回归到我们上面列举的两个典型案件。为了切实维护林区生态的平衡，有必要通过多种手段丰富当地居民的收入方式和收入总额。（二）行为人追求经济利益为此类犯罪频发的主观要素。其一，当地居民在给自己建筑房屋或者修缮房屋时，会涉及砍伐林木的问题。根据《土地法》的相关规定，砍伐宅基地门前屋后的零星树木，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居民为了种植经济作物，将家附近的树木成片进行砍伐，导致林木资源的破坏。其二，外来木材收购商，通过金钱的利益诱惑，诱导当地居民为自己砍伐林木资源，加剧了广西滥伐林木犯罪刑事治理的紧张局面。在相关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当地居民为木材商贩提供劳动力，拿到手的收入大多就几十元至百余元，收入较低。这一方面还是回归到如何丰富当地居民经济收入方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外来木材商贩不法行为的追责问题。其三，由于木材具有的经济价值，围绕着木材采伐许可证的审批引发的腐败问题亦引人关注。通过广西纪委监察官方网站了解到，一些政府官员收受不当利益，为木材生意人开坡绿色道路，这不仅加剧了广西环境保护的紧张局面，而且侵犯了公务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对此，有必要通过林木资源的利益链条，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行为，并通过制度设计形成有机体系，为广西林木资源保护提供制度支持。

三、广西治理滥伐林木的突破路径

广西滥伐林木犯罪高发，严重制约了广西生态保护、绿色经济发展的进程，通过治理手段的提升，将促进广西滥伐林木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一）提高林木资源普法宣传的成效。从上述原因分析可知，当地居民经济偏低、法治意识较弱，明显制约了广西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效。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其一，继续深入推进生态扶贫的力度，提升林区当地居民的收入方式和整体收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习惯的养成，既说明了当地居民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又说明了当地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困难程度。转变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从根本上看，还是得从经济收入层面着手。从实践的经验看，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在广西贫困地区的民众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通过种植经济作物、饲养家禽家畜，经济收入方式和整体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在生态扶贫工作的新阶段，将取得良好成效的工作机制形成制度，将生态扶贫生态化。其二，将生态保护普法教育常态化、趣味化。在生态保护的普法过程中，应当避免一概而论、千篇一律的宣传方式。广西是少数民族聚集的自治区域，多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法，而习惯法中多规定有生态保护的条文。对此建议，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固有的生态保护规定和传统，纳入到生态保护普法的宣传资料中去。对于滥伐林木犯罪而言，应当加强树木类型的宣传，哪些树木属于国家保护的类型，哪些是经济作物，以及砍伐不同类型树木的法律后果，都是当地居民相对欠缺的知识。具体而言，通过手册、视频、歌曲等当地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生态保护的理念、做法灌输给当地居民。进而形成良好有序的生态保护整体氛围。（二）加大对林木资源犯罪的打击力度。从2015年起，广西司法机关和自然资源有关部门签署了协同机制的文件，在实践层面提升了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性。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刑事判决数量增长可以看出，广西在2015年至2019年，提升了对滥伐林木犯罪的查处力度，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广西司法机关在治理滥伐林木犯罪层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需要注意的是运动式执法弊端。滥伐林木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刑法所保护的利益，而且严重危害广西稀少的农用地资源。滥伐林木犯罪属于环境犯罪的一种，是广西环境犯罪治理中的重点矛盾。环境犯罪不同于常见的人身权益犯罪和财产权益犯罪，环境犯罪导致的危害后果既有近期的、可见的，也有长期的、难以预见的。因此，广西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有必要持续加大对滥伐林木犯罪的打击力度，强调法律的及时性、有效性和权威性，依法及时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此外，为积极践行提出的“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切实保护广西林木资源，有必要加强对林木资源保护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海，史强．民族地区环境问题的刑法思想初探——以壮族“那文化”为视域［J］．学术论坛，2012，（1）：76．

［2］焦艳鹏．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法益的刑事法律保护［J］．法学评论，2013，（3）：43．

作者:雷灿荣 单位:广西法顺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