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与司法公正矛盾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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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对待和发展法治公正，关键是要整体地动态地而不是片面地静止地看待民意和司法公正。民意与司法公正具有对立统一关系，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存在着沟通的必要和空间。因此，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法解决民意与司法公正之间存在的问题，寻找平衡路径，从而维护社会普遍认同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民意；司法公正；矛盾；平衡

民意是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其对推进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强化司法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具有重要作用。民意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从唯物辩证法视角出发，民意与司法公正具有矛盾关系，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相互离异、相互排斥。因此，需要坚持矛盾分析法来分析和解决民意与司法公正的现存问题，构建二者之平衡，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民意表达与司法公正

民意是一定数量的民众对特定司法案件所表达的意见、建议、愿望和要求。民意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实现司法民主化，务必要改变传统司法理念、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回应民众关切，加强司法公正，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相统一，进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1.民意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很早已经开始使用“民意”一词，庄子曰，“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1]。《汉语大辞典》将“民意”解释为“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2]。然而，学界对于“民意”没有统一的定义，实践中人们也没有对其认真厘定而进行使用[3]。卢梭在18世纪提出了“众意”和“公意”，公意的着力点是公共利益，众意则是私人利益，故，公意是永远公正的。“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4]。可见，卢梭所言的“公意”与《汉语大词典》“民意”意义相同。喻国明教授认为，“民意，又称民心、公意，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物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义、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5]。然而，纵观近些年司法领域关于较大影响的公共案件的审理，民众并非只对“与其相关”事件发表看法，更多是对社会与其不相关的关切。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司法领域中的民意是指一定数量的民众对特定司法案件所表达的意见、建议、愿望和要求。司法案件由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现行法律作出，无论是司法机关的设置、工作人员的任命还是现行法律的制定，都代表一定的民意。然而，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无论是工作人员的学识还是现行法律的规定都具有一定局限性。以较为发达省份广东为例，中级以上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仅为33.57%[6]。法律具有滞后性。故，基于社会发展新变化而产生的特定司法案件无法加以作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判断。为此，民众对特定司法案件产生了新意见、建议、愿望和要求，形成新一轮的民意表达。新一轮民意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我国宪法保护，由《宪法》第27、35、41等条规定可窥一斑。“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7]。充分尊重民意表达是我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也是当前我党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伴随着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进，民主表达已成为新时代政治文明特征。其已经成为司法公正和民主决策的重要手段，“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了重要依据”[8]。2.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9]，公平正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司法公正被认为是实现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指“在司法系统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具体案件审判程序的实施以及通过对司法人员行为的规范，使得司法程序参加者的权益能够在最大限度得到维护和正当地配置”[10]。司法公正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报告指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11]。司法公正标准是司法公正是否实现的标尺，学界关于司法公正的标准分有法律标准、社会标准、法律社会折中、法理标准之说[12]。本文认为，法律社会折中说兼顾了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价值追求，符合法治公正追求理念，比单一标准更具说服力，故应以是否实现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为司法公正的标准。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实现的保障，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司法一般是指司法活动，即由司法机关进行的特殊权力活动。狭义上司法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广义上，在行使司法职权活动时，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等单位也可称为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要实现公正，就需要法律本身具有公正的品格、严格司法、司法权独立行使以及司法监督。《宪法》第32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宪法的指导，我国法律体系中七大主要法律部门对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有着明确的保障性规定。据统计，201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的杀人、抢劫、绑架、涉枪涉爆等暴力犯罪案件4.1万件、判处罪犯5.1万，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821件，其中依法纠正“五周案”等重大冤错案件10件[13]。试想，若没有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理这些案件，公民基本权利何以实现。同时，司法制度完善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保证，通过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及其配套制度、完善辩护制度、改革强制措施、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等具体规定确保司法公正、权利得以实现。如2018年10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在十九条第二款，赋予检察机关对司法公正人员利用职权实施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侦查权。“新时代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是走向权利的时代”[14]，权利的实现是法治社会进步的标志，而保障则在于司法公正。

二、民意与司法公正的矛盾

“矛盾”，学术界公认最早记载于《韩非子•难一》一文，即“楚人有鬻盾与矛者……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15]。这里的“矛盾”是指事务之间不能相互抵触，不能同时成立。至今，我们在使用该词汇时仍有古意。明治维新前“矛盾”一词传入日本，并含有对立、敌对、斗争之意[16]。1903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在参阅马克思著作基础上，撰写了《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将德文“Widerspruch”译为“矛盾”，而该德文词汇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那里，都具有辩证法的韵味，即对立统一之意。民国期刊《东方杂志》刊载文章《论矛盾诸规律》，将“矛盾”等同于辩证法，且重点论述了“矛盾统一律”、“数变质变律”、“否定律”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17]。1937年8月，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撰写了《矛盾论》，确立了“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8]。矛盾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民意与司法公正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是法治（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果。我们把矛盾的对立属性称为斗争性，把矛盾的统一属性称为同一性。民意与司法公正的斗争性与同一性是法治内部包含着相互关联和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1.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同一性。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具有两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系统体中。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当然，不是任何联系都可称为矛盾的同一性，只有统一体中的对方双方之间的联系才具有同一的性质。民意与司法公正具有同一性。民意并非当事人、专家学者、舆论、媒体的意见，而是广大民众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价值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司法机关及公正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保持公正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促进和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务必考虑民意，民意是法律的归宿。同样，司法的天平永远指向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除了实现法律效果外，还需要实现社会效果。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狱必三讯焉。有指无简，则不听也。附从轻，赦从重。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19]。大意是作为审判案件的大司寇审案时要听取群臣、群吏、万民的意思，疑案要广泛向大众征求意见共同解决，若仍有疑问而无法裁决时就加以赦免。古人如此之智，何况今人。司法不考虑民意，仅以现有法为依据，那么司法活动将成为空中楼阁，得不到民意，更无法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故，民意与司法公正共处于法治体系内，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渗透。2.民意与司法公正的斗争性。斗争性是矛盾双方相互离异、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20]。斗争性在推动事物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因为无论什么事物都具有两种状态，即相对静止和显著变动，而这都由斗争而引起，“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18]。斗争性推动着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且在事物质变过错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事物在对立面的斗争中，造成双方力量的不平衡，从而为质变、飞跃作准备，当突破一定极限时，旧的矛盾统一体将会分解，从而产生新的矛盾，如此，旧事物将发生质变，从而产生新事物。民意与司法公正具有斗争性。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时要依法办事，不能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1、136条规定人民法院、检察院在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时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民意是司法外不具有强制力的声音，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拒绝民意的干扰，因为民意的“多元性、易变性、非理性、易受操纵性、案后性等特点决定了民意审判违反司法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在现代，民意审判不但违反法治原则，且具有直接违法性”[3]。司法机关的价值准则是法律，任何形式的司法权行使都要忠诚于法律，要用法律引导民意，消除民意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美国“辛普森杀妻案”中，司法机关顶住舆论巨大压力，以案件没有达到法律上的“超越合理怀疑”标准将其无罪释放。理论上，民意对司法进行监督受法律保护，具有正当性。逻辑上，民意不可能干预司法。故，从一定意义上讲民意是民意、司法是司法，二者是相互离异、相互斗争，是矛盾的斗争性。这种斗争性的另一层体现则在于民意实现质的飞跃。实践中，一些案件公布于众后，由于民意的影响，引起学者、立法、司法机关的重视，最终维护个案公正的同时，对现行法律也进行了修改，推动了社会法治的进步。例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的民意客观上促进了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孙志刚案更是直接促使已颁布实施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三、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平衡路径

矛盾分析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认识到民意与司法公正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就要求正确理解法治公正的要义，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和谐发展为目标，不断完善司法制度、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1.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司法公开是落实宪法法律原则、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重大举措，是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21]。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有利于实现公民司法知情权、批评监督权，促进司法自律的同时实现民意沟通的桥梁作用，进而达到司法水平提升的目的。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公开制度仅停留在审判公开层面，甚至审判公开也无法得到保障，障碍在于：民主意识、思想观念、法庭场所、内部运转、体制机制、科技装备、“官场文化”、诉讼权利、理论研究、法治环境[22]。同时，新时代环境下，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司法公开提出更高要求。故，司法制度的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制度改革急需面临的重大问题。司法制度的完善首先要健全司法公开保障制度。建立公开考核评价机制，将司法公开纳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考核评价范畴，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的良好局面。加强物质保障机制，利用科技设备建设信息公开平台。其次，要建立司法公开惩治制度，对于违反公开制度的行为加以制裁。最后，要不断完善司法公开救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行政机关信息公开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在司法领域目前并无司法公开法律法规的依据。2018年11月，最高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为提升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能力的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但其他司法机关司法公开制度并无有关依据。故，建议提升司法公开依据的法律效力，将司法公开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从而为司法公开提供高位阶法律依据。2.通畅民意表达渠道。司法机关权力执行良好社会效果的实现，离不开民意的收集。《决定》指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21]。民意表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为司法提供了社情民意，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意见与要求，是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是缩短公民与司法决策者之间距离的有效方法。由于各种原因，民意表达渠道障碍重重，群众呼声无法得到关切，从而滋生矛盾与不满，甚至造成群体稳定事件的发生。建立通畅的民意表达渠道首先要完善传统的表达渠道。信访作为民众传统的民意表达重要渠道，应按照“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原则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轨道。其次，规范全媒体表达渠道。一方面要重视传统新闻媒体的作用，如报刊、电视、广播，引导其增强社会责任感，明辨是非，将理性的民众合理诉求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更要重视网络媒体、自媒体的规范化建设。近些年的实践表明，基本上民众所关注的“热案”都是由网络媒体、自媒体等“炒”起来的。“对司法机关尚未或正在办理的案件，媒体可以报道，但不要连篇累牍发表该怎么判、判多少年等评论，防止形成‘舆论审判’”[23]，为此，要通过“法治管理、行政监督、市场调节、技术管控、行业自律、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24]，构建良性的全媒体空间和舆论环境。最后，建立民意表达的司法回应机制。采取合适的回应机制，回应公众关切，可以收到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司法机关要“紧紧抓住法律的规范，依法进行民意的回应，通过讲法说法、用法释法，引导民意”[25]。例如，“吴英案”中，司法机关与民意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无论是浙江省一、二审法院，还是最高院，都及时、依法、准确的对案件进展情况、法律适用问题、裁判释理说法等民众关切的问题进行了回应，缓解法院巨大压力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3.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人民陪审员是由法定程序产生，代表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参加合议庭审判活动的人员。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司法制度。建国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历经兴盛-衰落-重新崛起三大阶段，其基本标志是1954年《宪法》将人民陪审制度明确为一项基本审判制度；1982年《宪法》取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十八届四种全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后最院、司法部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并于2018年4月颁发《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对司法权威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同时，也是民众对司法监督的重要环节。“陪审制通过吸纳民众参与审判，实质是将民意纳入司法，是司法回应民意的有效举措”[26]。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陪而不审、审而不议”，造成陪审功能无法实现。再以广东为例，“近三年来人民陪审员的参审率分别为74.01%、73.73%、70.76%，整体偏低且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参审情况来看，从未参与陪审和仅陪审10件以内案件的人民陪审员接近六成……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27]。为充分发挥陪审员的作用，首先要扩大陪审员的范围。只有将大部分公民纳入人民陪审员之内，才能实现最大化的民主。故，《人民陪审员法》将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年龄限定在28周岁及以上、学历选定在高中以上有待完善。同时“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范围亦需缩小。其次，明确人民陪审员陪审的案件范围。“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的确定应是这一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其基本类型和范围大小，既反映了立法者对司法民主的基本立场，又势必影响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功能和主要作用”[28]。《人民陪审员法》15、16、17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范围，但并未以列举式的形式规定哪些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而多是由“司法裁量权”加以确定的“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社会影响重大”等的案件。故，需要尽快出台配套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范围。最后，突出解决“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问题。有效实施是法律的生命所在，良好的制度设计重在实践落实。“司法的民主化为民意介入司法提供了制度途径”[29]，人民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价值实现的重要渠道，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司法公正、司法监督，反映了民意。目前，“陪而不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庭前极少阅卷、庭审难得发问、合议难有作为[30]。2019年4月，最高院根据《人民陪审法》制定的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同时，也了与司法部共同制定的《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工作办法》，另外，最高院、司法部、财政部共同制定的《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和管理办法》将于近期颁发，这些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庭审规则、合议庭评议规则以及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奖惩、经费保障等，我们期待，随着这些规定落地实施，“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

作者:张岑沁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