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罪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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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诈骗罪概述

(一)合同诈骗罪的实质。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1］我国在97年新《刑法》实施以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通常会以诈骗罪进行定罪处罚。①在97年新《刑法》制定之前，刑法理论界对于合同诈骗罪是否应当独立成罪曾有过深入探讨。立法最终在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情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单独列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合同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形式，犯罪客体不再仅仅是财产权，而是双重客体，即财产权益和市场交易正常秩序的结合。从立法设计上也能看出，该罪名被置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下，也意味着该种行为所侵犯的不仅仅是财产权益，更是一种扰乱市场正常秩序行为。(二)合同诈骗罪的特点。1．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合同诈骗罪不同于一般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合同诈骗是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从而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2］普通诈骗罪是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合同诈骗罪是指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利用欺诈手段骗取财物的行为。普通诈骗罪可以通过单方虚假表述的形式，而合同诈骗罪中必须存在相应的“合同”。2．该种行为破坏了市场经营的正常秩序合同诈骗罪相较于普通诈骗罪，其所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更包括对市场经营正常秩序的破坏。合同诈骗罪的设立目的之一便是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对于利用与市场秩序无关的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则不应当属于合同诈骗罪的范围。

二、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合同”含义的理解存在的争议。我国97年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合同诈骗罪，但一直以来都没有出台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解释其中“合同”的含义。在刑法理论界，对该问题曾有过诸多探讨，但一直以来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第一，是如何对“合同”的含义进行理解。有学者主张，将“合同”理解为经济合同更符合该罪名的目的，但其所依据的法条②已经与时代不相符合，或者已经废止。而且，“经济合同”这一概念也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出台而退出舞台，故此时再作此理解实为不妥。第二，刑法理论界一直以来都在探讨口头合同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口头合同因其不能像书面合同一样随时呈现的固有特点，而应被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围之外。［3］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关于合同诈骗罪的立法中，“签订”应当是订立书面合同所独具的，口头及其它合同因无法被“签订”而不应当被认定为该条文中的“合同”。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口头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形式之一，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其与书面合同的效力相同。［4］(二)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存在争议。国外一般将合同诈骗罪归入诈骗罪或者诈欺罪，很少独立成罪，“非法占有目的”一般也只是作为选择性或者必要性构成要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对合同诈骗罪的能否成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始终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直未找到恰当方法予以解决。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有没有想过将财产归还作为判断标准。但是在当前的实践中，作为主观心理状况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无法被直接看出的，在实践中也只能通过行为人客观的行为进行推断，故该说法很难成立。另有学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的实际履约能力上进行考察，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非法占有的时间长度上对行为人进行考察。这两种说法均采用从客观推主观，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仅以某一方面为基础进行推断，很容易出现漏洞，无法应对复杂的实践情况。(三)刑法条文中所列举的“其他方法”过于笼统。现实生活中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行为方式复杂多变，实践中无法完全列举，故为了以后打击此类犯罪有刑法上的依据，97年新《刑法》在一至四款中列举了该罪名的具体行为方式，同时保留了第五款作为“兜底条款”，这也是我国刑事立法上所采取的惯常形式，也有着对成文法不周延性的考虑。虽然该条款的设立对打击该类型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在此处设立该条款与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其次，若用之不当则可能罪及无辜，容易导致刑罚误用。［5］此外，该兜底条款的保留，容易造成对该条文的滥用，与刑法所应当具有的谦益性相冲突，也可能造成国家机关利用公权力擅自干预正常的市场秩序。

三、认定的完善

(一)明确“合同”的含义。首先，该罪名中“合同”的含义与合同法中“合同”的含义应当作为两个概念加以理解。在认定时应当注意，该处“合同”的性质应当是用于市场交易的合同，因为行为人利用该处“合同”进行诈骗时所侵犯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因调整范围的限定，诸如政府间的、人身关系的、用于劳务的合同之类，则不属于该罪名中的“合同”。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口头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出现，合同的形式也不应仅仅限于书面合同。从根本上看，口头与书面合同是相同的，只是前者通常以言语的形式表现，而后者以书面形式呈现，但若仅以二者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该处“合同”的范围之外，显然是不成立的。并且，该罪名中的“合同”究竟为何种形式，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的立法、司法解释或法规予以明确，这也就意味着，在立法层面并未将口头合同排斥于外。故而，口头合同也存在符合该罪名中“合同”特征的情形。(二)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应考虑的因素。在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时，应当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要避免仅仅依照客观情况进行主观推断的情况，同时也要避免认定者个人主观因素的介入。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综合的分析:第一，看合同主体资格是否真实。在使用合同进行欺诈时，合同的主体资格一般都不是真实的，因为该行为实施者只是想通过合同获得大量没有依据的利益。故而，若是一方故意隐藏其真实的身份，则此行为或可成为认定其主观状况及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6］第二，看行为人实际履约能力及行为的有无。通常，合同诈骗中行为人一般都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力量，而且其本人也没有使合同能够完全履行的意思和实际行为。当行为人在无该能力及行为时，而与他人签订明显无法履约的合同，则可推断行为人一开始就有风险转嫁意识，进而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三，分析行为人没有实际履约的原因。一般来说，如果行为人一直都在为合同的履行而努力，最终合同仍未能履行，且是由于行为人所不能控制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则一般认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则可认定其具有这种主观目的。第四，看行为人的履约情况及态度。一般情况下，积极履约的行为人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合同，而那些能履行而不积极履行的行为人则可能具有不良的目的。第五，看行为人对财物的处置方式。以“非法占有目的”取得财物的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一般将财物藏起来或者任意地处分，而且在被发现后拒不归还藏匿的财物，或者因其任意挥霍的行为导致财物无法归还。(三)认定是否符合“其它方法”时应注意的事项。充分考虑到实践的可能变化，该条文中专门留出一款对该罪名做出保留性的规定。但是，该款背后也隐藏了严重的问题，故在认定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其他方法”应当与前四项列举的行为特征相一致。若是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并没有采取利用“合同”的形式进行，则其所使用的其他方法的性质无论有多么恶劣，都不能认定为该罪名中的“其他方法”。其次，应当明确行为人使用的是“合同”，还是与之有关的其它相类似的方法所进行诈骗。利用合同进行诈骗通常以“合同”为掩盖，而后者通常不是以“合同”为掩盖，而是利用与合同有关的其它方式所进行的。最后、立法机关应当及时地总结和归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其他方法”做出尽可能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于司法操作。

四、结语

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合同诈骗罪从其一产生便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加之其所侵犯的双重客体等原因，在实践中对其认定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严重导致了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的具体运用，无法充分发挥其最初设立的目的。因此，在新形式下，随着新问题、新事物的出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邓忠．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司法认定［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2(4):103．

［3］肖中华．论合同诈骗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J］．政法论丛，2002(2):8．

［4］马松建主编．扰乱市场秩序犯罪的定罪与量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5］黄华平，邓子滨．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J］．刑法问题与证明，2001(2):26．

［6］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杜飞跃 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