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媒体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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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媒体与司法的角力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原已尘埃落定的药家鑫案，随着受害者家属向药父索要20万事件而波澜再起。各路媒体纷纷重开报道，改变了对药口诛笔伐的态度。而公众也在反思是否被误导利用从而干预了司法。其实司法与媒体之间交锋已久。从刘涌案到刘晓庆案，再到孙志刚案，媒体角色在其中皆意义非凡。不得不说，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媒体———公民知情权卫士

在我国，舆论监督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实现其监督权、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权利的前提。这确立了媒体监督的宪法地位和法律依据。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媒体已然成为公众了解司法活动，实现知情权的通道。媒体监督司法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需要，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公开审判的需要和司法公正的需要。媒体监督应当成为公民弘扬民主、监督权力的旗帜。

二、司法与媒体博弈现状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论述“：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1]司法公开是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而媒体则是司法公开的助推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网络媒体监督新阶段。越来越多的网民在互联网中表达声音，通过网络舆论来监督司法。2011年以来，全国各地的政法系统纷纷开起了微博，以促进司法公开。但我们在肯定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也要认识其可能对独立审判有不利影响。事实上，我国有较为复杂的司法监督系统。外有人民代表大会、检查机关、监察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法院内部也有合议庭、审委会的监督机制。但媒体舆论监督具有天然优势，其以本身所拥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接近于事实意义上的全社会监督。传媒监督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监督的常规的、基本的形式。[2]根据TheSpiralofSilence规则，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单独持有信念而产生孤立，循环下去，就会形成优势意见越发强大而劣势声音越来越小的螺旋式过程。若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3]在媒体引导下，社会舆论易呈现“一边倒”局面，影响司法独立。不少案件被媒体大肆报道，成为社会热点。在案件审判时，这些媒体舆论会给法官造成相当程度上的压力。或是直接影响办案法官，亦或是通过给上级领导组织施压，迫使裁决“顺民意”。还有部分媒体用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引发所谓“民愤”，严重干预审判。司法与行政机关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应对媒体干预。2009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表示，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要求新闻机构建立健全内部防范虚假新闻的管理制度、纠错和更正制度，完善虚假失实报道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新闻媒体的行政监督。

三、国际&国外相关制度

世界刑法学会1994年《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公众媒体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会出现这种影响，法院可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4]英国对媒体舆论规范严格，其规定了藐视法庭罪。如果新闻媒体对正在审判的案件进行倾向性报道，其无论在主观方面是否故意干预司法，都可能构成此罪。[5]而审判结束，讨论案情就成为媒体及公众的自由。由于有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驾护航，在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之王”。但美国也一直在平衡媒体舆论和司法独立。为了避免媒体对陪审团的影响，其限制媒体进入法庭。如果再审案件已经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可采取延期审判、异地审判和更换陪审团的方式，减少不当影响。[6]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从不认为言论自由不可剥夺，其主张针对具体案件进行特别权衡，从而判断言论自由是否对其他自由造成了不良影响。国际和国外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立法活动也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广东省高院在《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依法公开审理但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采访报道，就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的规定。

四、司法与媒体的冲突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媒体舆论的积极作用，但有些媒体过度介入，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干预独立审判，影响司法权威。部分媒体片面报道，倾向性强，对法官与公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部分媒体只求轰动，利用文字漏洞将公众拖入炒作大潮；而悲哀的是，一些当事人也会滥用媒体舆论谋不当之利。同样，某些法院的工作人员仍存在认识误区。他们习惯于回避或设置种种障碍限制采访，甚至认为媒体就是找茬儿。当出现一些质疑声音，他们往往缺乏危机公关经验，处理不当，事倍功半。正如最高院副院长景汉朝在《人民法院报》中指出，媒体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的确，媒体舆论与司法存在着很多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体现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首先，两者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不同，媒体舆论监督力图维护公民知情权和新闻自由；而司法工作者致力于独立公正的审判活动，保障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秩序。这就造成司法对于媒体在天然上有一种抵触情绪。其次，媒体声音往往基于自身的感性价值判断，公众得到的必然是经过其加工处理的事实；而司法工作的规范性要求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排除外界不正常因素，严格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再次，新闻十分注重时效，迟到的新闻可能就不是新闻。而司法活动讲求程序，非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没有效力。为了追求真相，司法工作者会耗费较多时间，全面、深入、综合的审理案件。由此可见，司法和媒体舆论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正常的，客观的。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矛盾。

五、司法与媒体的统一

矛盾的事物包含着对立统一方面。司法与媒体也存在着统一。两者关系的实质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缩影。可以说两者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依靠法律来定纷止争，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体则通过语言文字激发社会道德，以追求伦理价值上的公正。其次，司法致力于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而实现公平正义离不开审判的公开。从这个方面看来，司法也具有开放性。而舆论监督作为遏制司法腐败的“防腐剂”，促进着我国司法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再次，在媒体对司法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传递给公众，推动我国的普法进程。而公众通过对事件的评价发出声音，进而影响司法工作，甚至法律本身。历史学者沃伦认为公众对法律的反应是社会法制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说：“创造历史的常常正是民众对司法判决的看法。”美国大法官克拉克也认为“：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反应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因此，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媒体时代，如何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中运用好媒体这把双刃剑，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课题。

六、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

要想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司法工作者要调整思路，尊重媒体的表达自由。只有给媒介以充分的自由，才可能调动媒介主体的积极性，从而形成大量的以信息为主要形式的公共空间。[7]建议设置如何处理与媒体关系的培训课程，了解新闻行业规范。并正确理解媒体与司法的辩证关系，变被动为主动，自觉与媒体沟通交流，将媒体监督视为宣传司法工作，树立司法形象的良好机会，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2.媒体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加强自律性。自律应当是新闻媒介的内在要求，是舆论监督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新闻自律，舆论监督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8]媒体不能用倾向性报道左右公众，要做有良心的媒体人，特别要注意防止舆论干预审判。人民需要良性的舆论监督来行使知情权，而司法公正也离不开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正如美国大法官福兰克特所说：“表达自由在价值上并不具有压倒公平审判的重要性。”媒体不能干预司法独立，也不能侵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新闻媒体在监督司法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效应，避免对不当社会情绪推波助澜。而媒体工作者必须要遵守职业道德，把握事实与评论的界限，做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阀。3.公民要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坚持对司法公正与民主政治的信仰。要珍惜自己的主人公地位，合理的使用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通过舆论监督积极参与到国家司法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4.国家要建设相应的机制，实现司法与媒体的良好合作，比如建立专门回应机制，针对质疑及时作出公开回应以引导舆论理性发展。进行回应的可以是相关机构负责人，也可以是法学专家，在保护公民监督权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普法作用。5.立法机构要制定与完善相关立法，将两者关系的处理管辖上升到法律阶层。历史上，我国缺乏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传统。秦代的“偶语弃市”、宋代的“谤讪弃市”以及清代的“文字狱”，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皆是限制颇多。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一味的“堵”早已成为过去。遗憾的是，我国至今缺乏专门相关立法。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将《新闻法》就提上立法议程，但至今悬而未立。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的制定对于调节社会关系至关重要。亟待完善相关立法，规范调整新闻媒体监督。

七、结语

独立公正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出版，是识别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和其他社会的标准。[9]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与媒体的平衡，推动两者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不同声音是公众保持理性的前提。我期待不同的声音，更期待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下不同的理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