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评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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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鉴定是刑事诉讼中，为查明案情由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在刑事诉讼中，鉴定是侦查行为的一种，也是证据形成的途径之一。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于诉讼结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涉及鉴定制度的包括鉴定结论的称谓、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签名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的地位、鉴定程序的启动、重新鉴定问题、鉴定次数问题等也纳入学界视野，成为刑事诉讼法修正热议的话题。笔者从事刑事诉讼实务，特将刑事司法鉴定实务中发现的典型问题予以分析论证，以期对刑事诉讼文明进程贡献绵薄之力。

一、法律应当对鉴定时限进一步规范

(一)现行关于鉴定时限的相关规定

关于鉴定时限的定义，立法上并无明确规定。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26条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在与委托人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委托事项的鉴定。鉴定事项涉及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或者检验过程需要较长时间的，经本机构负责人批准，完成鉴定的时间可以延长，延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十个工作日。司法鉴定机构与委托人对完成鉴定的时限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细分析之，本规定只是司法鉴定结构接受委托之后完成鉴定的时间，实务中鉴定时限应当包括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过程的进行和鉴定的完成等统一的过程。在刑事诉讼实务中，鉴定对象不同，鉴定时限亦有差异。若是固定不变的鉴定对象如痕迹、实物、文字等，鉴定时限对鉴定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而对于处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如人体损伤，在不同的时限鉴定会出现不同的伤情结果。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编著的《人体损伤程度司法鉴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人体损伤鉴定时限有专门的说明，该《指南》“总论—鉴定时限”部分提出:“凡不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个月至3个月;凡影响容貌和组织、器官功能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3个月至6个月;疑难复杂、一时不能确定的损伤，鉴定时限不超过1年。”《指南》在“毁人容貌、听力鉴定、视力鉴定”等部分，都对鉴定时限做出了说明，如“损伤后有视力下降的最好应在伤后1周左右进行常规视力检查，伤后3－6个月并临床治疗基本终结后，再经复查视力作出鉴定结论。”

(二)鉴定时限的实务意义与不足

由于人体损伤存在治疗康复过程，鉴定时限的选择对于伤害类案件的结果影响重大，过早进行鉴定伤害后果显示会很严重，治疗结束之后鉴定后果可能相对较轻。笔者办理王某伤害周某案件，王某造成周某左肘鹰嘴骨折，办案机关在进行鉴定时内固定尚未拆除，周某左肘无法活动，鉴定结果为重伤(六级伤残)，等内固定拆除后重新鉴定时，周某左肘可以自由活动，鉴定结果为轻伤。由此，对于变化中的鉴定对象，尤其是伤害类案件的人体损伤鉴定，应当将鉴定时限作为必须考量的因素。其他鉴定，如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包括物证类鉴定、毒物鉴定等，鉴定时限选择对鉴定结果也具有直接的意义。

(三)对鉴定时限进一步规范的建议

在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作为主要的证据，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定罪量刑，也关系到受害人权利保护和救济，鉴定制度的设计应当尽可能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中立、权威。目前，鉴定时限中暴露的问题尚未引起司法实务的足够重视。笔者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对鉴定时限应当予以进一步规范。其一，应当统一鉴定时限的含义，即鉴定时限应当包括鉴定时机的选择、鉴定过程的进行和完成。其二，根据鉴定对象不同确定鉴定时机，对于活体类鉴定，如人体损伤鉴定，应当根据人体损伤康复治疗情况确定鉴定的开始点;对于非活体类鉴定，应先行确定鉴定时机是否成熟之后再进行鉴定。其三，鉴定过程进行和完成的时间，应根据鉴定对象不同而确定，应由法律做出规定，不应属于鉴定机构和委托人约定范畴。

二、法律应当对抽样鉴定做出规范

(一)涉及抽样鉴定的相关罪名

刑事诉讼中，有一类犯罪以特定对象达到一定数额作为追诉犯罪及量刑的标准。如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152条)追诉标准是:走私淫秽录像带、影碟五十盘(张)以上的;走私淫秽录音带、音碟一百盘(张)以上的;走私淫秽扑克、书刊、画册一百副(册)以上的;走私淫秽照片、画片五百张以上的等。伪造有价票证罪(刑法227条)追诉标准是:车票、船票票面数额累计二千元以上，或者数量累计五十张以上的;邮票票面数额累计五千元以上，或者数量累计一千枚以上的;其他有价票证价额累计五千元以上，或者数量累计一百张以上的;非法获利累计一千元以上的等。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刑法177条)追诉标准是: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或者伪造、变造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或者伪造、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总面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数量在十张以上的;伪造信用卡一张以上，或者伪造空白信用卡十张以上的。上述犯罪，要求以违法行为涉及对象达到一定数额作为追诉的标准，如果达到该标准，即可按照刑事犯罪立案追诉;如果未达到法定标准，即属于普通违法行为处理;如果达到加重量刑的标准，要加重处罚。实务中的问题是，当违法行为所涉及对象数额确定后，是全部进行鉴定还是仅抽取部分进行鉴定;如果进行抽样鉴定，鉴定的数量如何确定;在抽样鉴定之后，是否能够直接推定所有对象与鉴定对象的同质性。

(二)抽样鉴定在实务中暴露的问题

笔者办理黄某传播淫秽物品案，黄某在互联网上注册域名制作了淫秽网站，并且上传了淫秽影片，该网站主页显示影片数量为3200部。公安机关网监支队查获后抽取了27部进行鉴定，结果为淫秽影片，即按照刑事案件侦查，后移送起诉至法院。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对定罪没有异议，但对量刑提出异议:控方认为应当按照全部3200部量刑;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并未对全部影片进行鉴定，不能确定全部影片都是淫秽物品，量刑时应当按照已经鉴定的27部处罚。关于该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制作、传播淫秽视频文件10个以上，作为追诉标准，量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数量达到50个以上时为“情节严重”，量刑标准是三年到十年;数量达到250个以上时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标准是十年以上。就黄某而言，按照27部和3200部定案处理相差甚大，法院审理时也无法统一观点，控辩双方的观点似乎都能成立。而案件的核心就在于鉴定时，鉴定数量应当是多少，抽样鉴定的结果是否能够直接推定为全部结果。与黄某案件类似，笔者办理王某非法储存爆炸物案，公安机关查获王某非法储存1200枚雷管，之后抽取了6枚进行了鉴定，该6枚全部能够爆炸，之后案件移送起诉到法院。法院审理时，被告人王某提出雷管在家里已经存放了多年，部分根本不能爆炸，公安机关仅抽取6枚鉴定，甚至没有达到定罪标准的30枚，对犯罪指控存在异议。而控方认为，应当按照全部1200枚定罪和量刑，量刑标准是十年以上。

(三)对抽样鉴定进一步规范的建议

刑事案件关系到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关系到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案件事实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上述抽样鉴定的质疑，笔者认为不无道理，故应当对刑事司法鉴定涉及的抽样鉴定予以规范。其一，抽样鉴定的数量首先应当达到追诉犯罪的数量，如前述王某非法储存爆炸物案，雷管鉴定的数量至少应当达到定罪标准的30枚，类似案件亦应如此。其二，在涉及加重量刑的情况下，抽样的数量也应当达到加重量刑的数量，如黄某传播淫秽物品罪，只有鉴定数量达到50个，才能在3年到10年量刑;鉴定数量达到250个时，才能在10年以上量刑。其三，应当确定科学的抽样机制，最好在当事人参与下进行抽样，保证侦查行为客观公正透明。

三、法律应当设置被告人参与鉴定的机制

(一)被告人参与鉴定的理论基础和实务中的不足

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与政治领域民主化相应，诉讼领域中体现为司法的民主化，即公众对诉讼的参与。在刑事诉讼中，程序的运行最终关系到被告人的利益，被告人依法参与诉讼程序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各项权利，如侦查阶段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咨询、提出申诉控告，在审判阶段举证、质证、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证人出庭、申请重新鉴定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告人对诉讼的参与。但在刑事司法鉴定的参与方面，立法尚有不足。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自侦自鉴”，被追诉方参与程度不够，鉴定程序由侦查机关依职权单方进行，被追诉方处于被动地位，权利义务不对等，被告人要求鉴定的权利仅仅规定在审判阶段，即庭审中被告人一方有权要求重新鉴定。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被告人参与鉴定的程序设置，即使鉴定结果客观、科学、权威，被告人一方亦心存疑虑不愿接受鉴定结论，而要求重新鉴定或不断上诉、申诉，影响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权威。笔者办理杨某交通肇事案件，某日凌晨一路口发现受害人尸体，经交警部门排查，杨某车辆案发时间经过该路口，于是交警部门对杨某驾驶车辆轮胎与受害人尸体上轮胎痕迹进行鉴定比对，鉴定结果为具有同一性，于是以交通肇事罪对杨某予以拘留。拘留后向杨某送达了鉴定书，杨某不服要求重新鉴定，公安机关委托上级公安机关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果依然是具有同一性。本案中，交警部门第一次鉴定未通知杨某，第二次鉴定时杨某已被拘留，同样未参与鉴定。庭审中杨某认为自己并不知晓鉴定的具体过程，鉴定是侦查机关单方做出的，对鉴定结果不予认可，进而否认犯罪事实。

(二)被告人参与鉴定的制度设计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引入了程序正义的理念，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也开始得到重视，但在刑事司法鉴定方面，当事人参与程度不够，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正时应当设置被告人参与鉴定的机制，确保鉴定的公正性。第一，鉴定程序的告知。侦查机关在刑事司法鉴定开始时，应当告知被告人，作出鉴定结果后同样应及时告知被告人。第二，鉴定程序的参与。鉴定机构在进行鉴定时，应当告知被告人参与，被告人被羁押不能参与时应听取其意见或聘请辩护人参与。被告人一方在参与鉴定时，有权提出意见或对专业性问题进行询问，鉴定机构应当听取或告知。第三，允许被告人启动鉴定程序或重新鉴定。如果被告人一方认为与案件有关的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而侦查机关未予鉴定时，应当允许根据被告人一方的要求启动鉴定程序。如被告人对鉴定结果有充分理由要求重新鉴定时，应当允许重新鉴定。

刑事司法鉴定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到诉讼结果的正当性，关系到法律文明的发展。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司法实务中暴露的具体问题出发，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现状而不断予以完善。本文认为，立法应当对鉴定时限如鉴定时机选择、鉴定过程进行等进一步规范，应当对抽样鉴定做出具体规定，应当进行被告人参与鉴定的制度设计，以保证刑事诉讼结果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