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东保赔先付原则与第三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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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东保赔协会的保赔保险———责任保险与补偿保险的界限

船东保赔协会,全称船东保障与赔偿协会,肇始与海上保险业务繁盛的英国19世纪下半叶,自1855年第一家船东保赔协会①成立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作为“航运业最伟大的创举”,船东保赔协会以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承保会员对第三人的各类责任风险:包括人员伤亡责任、油污责任、残骸打捞责任等。正如学者所述,“一部船东保赔协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其承保船东责任风险的历史”[1]。保赔保险系一种保险人就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遭受或将要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保险形式。通常理解为:“船东(船舶经营人、租船人等)根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赔协会支付会费,保赔协会对入会船东所有(或者租用、管理)的船舶的潜在责任风险、与营运有关的可能的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费用所提供的保障与赔偿。”[2]在英美法系传统理论中存在着责任保险和补偿保险的区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责任保险中,当责任发生时保险即开始生效,而不论被保险人实际损失何时发生;而在补偿保险中,只有在被保险人承担责任并遭受实际损失之后,才可以对保险人提起诉讼”①。责任保险着眼于对第三人的保护,典型表现是对第三人的责任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承担,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而在补偿保险中,保险人尽管也以第三人责任风险为承保对象,但附加“严苛”的前提条件———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实际支付损害赔偿,第三人不具有直接请求权。保赔保险就性质而言归属责任保险还是补偿保险,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就语义分析,保赔保险天然的具有补偿性。然而随着实践发展,保赔保险因第三人直接诉权的行使又表现出责任保险的性质,因而有学者认为:“法院是时候宣布责任保险与补偿保险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假象的存在,而应该完全抛弃”。尽管如此,尚有学者坚持“虽然承保的都是海上的责任风险,但二者仍有较大区别”[3],不能混同。之所以有此争议笔者认为根源在于:在补偿保险中,“先付条款”是损失补偿原则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填补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终极目的;而在责任保险中,第三人享有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制度设计的初衷。然而,由于实践的磨合与需要,保赔保险同时吸纳了这两种特征。在为实践方便服务的同时却无形中引发了对于保赔保险的性质之争。唯一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先付条款作为保赔保险传统基本条款的地位与效力正受到国内与国际、立法与司法实践承认第三人直接诉讼的强烈冲击。就其性质,笔者认为简单的以先付条款和直接请求权二者孰优孰劣来划分定性未免有些偏颇教条,况且以上两种特征只能被理解为两种保险形式的最显著特征但绝非其全部内涵。船东保赔协会始终是在回应国际航运与保险市场、国际与国内立法司法实践中发展完善的,保赔保险呈现出的新变化也正是在当下繁复的保险形式潮流中应运而生的,是否一定要在两种制度设计之间做一取舍,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同时也太过狭隘。局限在对某时某刻概念的界定对于不断发展的保赔保险而言,始终是落后和偏颇的。无数的法学实践证明,传统观念在解释纷繁复杂的新生法律现象时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笔者认为,先付原则和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在保赔保险中是可以对立统一、相辅相生的,抛开传统学术模式的枷锁,正确分析两种特征在不同情形下的优先适用与否、对抗与平衡,才能始终赋予保赔保险以活力。

二、船东保赔协会之先付原则在英国优势地位的确立及其效力

(一)先付原则概述

先付原则指在保赔保险中,会员先予赔偿其对第三人责任项下的损失是船东保赔协会理赔的先决条件。先付条款作为船东保赔协会规则中“即使不是全部也堪称最重要”②的“黄金”条款,具有鲜明的特征:(1)体现保赔保险合同的补偿性质。先付原则强调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主张的第一位义务,只有满足此前提他才被授权向船东保赔协会索偿,因为此时船东才真正遭遇实际损失。(2)彰显船东保赔协会的互助性质。船东保赔协会作为非营利的船东互助组织,以维护会员利益为宗旨。每个成员既是投保人又是保险人,二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共保责任,共担风险。尽管船东保赔协会的法律性质和组织结构与成立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其灵魂的互助性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先付原则无疑为船东整体利益的保护架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鉴于先付原则对于船东保赔协会稳定运营的重要性,目前,先付原则已被几乎世界所有船东保赔协会所接纳与肯定,并将其作为船东保赔协会规则书中的必备条款①,每一船东在加入船东保赔协会时都要自动接受先付条款。

(二)英国司法实践对于先付原则优势地位的

肯定———TheFanty案②和ThePadreIsland案③先付条款作为保赔保险理赔的先决条件,是各环节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一道关卡。当作为被保险人的会员船东由于财政原因(如破产)无法满足先付原则时,理赔的后续步骤就无法继续,受害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会直接向保险人提起诉讼。在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中,英国法院直面这一棘手的问题:肯定先付条款的“先决条件”地位以维护理赔环节的正当性;还是无视其效力而支持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英国上议院最终选择了前者。先付原则由此得以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优势地位。

1.TheFanty1983年,Fanty号④在从德国前往尼日利亚的途中遭遇船体大面积渗水,发生货损。船东拒绝按照判决赔偿货主损失,并因而面临法院的破产令。货主随后以保赔协会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仲裁庭驳回其请求后,货主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Staughton法官经审理支持了货主的上诉。其理由为:首先,根据英国《193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ThirdParties(RightsagainstInsurers)Act1930)(以下简称为《1930年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⑤,第三人在被保险人破产时享有其权利的转移,由此“先付条款”涉及的义务也随即转移给第三方,但是此项义务是“无法履行也是没有法律意义的”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无法同时扮演赔偿主体和被赔偿主体的双重角色;其次,先付条款违反了《1930年法》第1条第3款的规定⑦,要求第三方完成不可能履行的义务是对其权利实现的阻碍,间接改变了第三方基于此条款本应获得的权利,因而导致保险合同本身无效,先付条款的效力也就无从谈起。

2.ThePadreIsland1965年,ThePadreIsland号在海上航行中发生事故导致货损。由于船东拒绝履行货主的胜诉赔偿判决,1982年法院向其下达破产令。货主随即以保赔协会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请求遭到驳回,货主随即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Saville法官经审理驳回了货主的上诉。其理由为:会员船东对保赔协会的合同权利只是期待权,其实现以满足先付条款的要求为前提,当这一要求无法被满足时,船东的权利无法根据《1930年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转移给第三人。

3.上诉法院判决在TheFanty案的船东保赔协会和ThePadreIsland案的货主的上诉请求下,两个案子在上诉法院合并审理,判决结果支持了货主的主张,认定先付条款为无效条款。⑧理由是:“先付条款要求的前提条件在权利依法转移后是不可能履行的,所以应当否定该条款的效力”⑨。但上诉法院作出两点修正:(1)根据《1930年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转移给第三人的权利仅仅是期待权,欲使期待权实现并立即获得补偿的效力前提是会员满足了协会规则的前提要求。(2)《1930年法》第1条第3款并不意图使在存在破产令的情形下使保赔保险合同归于无效。“先付条款”本身也不具备修改当事人实际权利的效力。“享有权利的是会员船东而并非权利自身。”①因而,先付条款并没有间接改变当事人的权利而归于无效。

4.上议院判决毫无疑问,上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于两家船东保赔协会实难接受,案件上诉至上议院也是在所难免。上议院Brandon大法官在提出了三点决定性的问题:“(1)在被保险人履行其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之前,他对协会有什么样的权利?是一种期待权,还是既得权;(2)‘先付条款’是否意味着协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禁止被保险人权利的转移;(3)当协会会员本身面临破产而归于消灭时,其有什么样的权利转移给第三人?”②针对第一个问题,从保险合同的性质分析,被保险人权利属期待权毋庸置疑。关于衡平原则的运用,上议院的法官指出:衡平原则不足以具有推翻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先付条款”的效力,衡平原则只起补充作用。因而会员船东享有的不仅是一种期待权,而且是以先付条款的满足为实现前提的期待权。针对第二个问题,大法官指出作为船东保赔协会与会员之间自由协商签订的合同条款,先付条款从约定之初就不具有直接或间接改变第三人权利的意图。被保险人的破产只会使先付条款的满足变得更加困难,但并非无法实现,即使其无法实现也不能由此判定先付条款无效。基于以上两点,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大法官指出:第三人在对保险人的关系上不能取得比被保险人更优的权利,因而第三人获得保险人赔偿的前提是满足先付条款,亦即第三人不享有对保赔协会的直接请求权。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的判决结果确立了“先付原则”之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优势地位,体现了英国司法对先付条款的尊重与倾斜,这一结论在英国随后将近20年的司法实践中被当作先例加以推崇。

(三)先付条款的例外适用———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的说明

在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中,Goff法官对于“先付原则”的适用曾作出过强调说明,当第三人遭遇的损失不是货物损失而是人员伤亡时,先付原则的适用应区别对待:在货物损害赔偿中,货物通常还有单独的货物保险人存在,船东保赔协会以“先付原则”为理由予以对抗的不只是第三人也包括另一保险人,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权益而又不致导致极其不公的结果;而人员伤亡却不存在单独的保险人,即使以“先付原则”拒绝第三人的人身伤亡求偿请求在实践中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船东保赔协会通常都会以董事会的自由裁量权放弃这一抗辩理由。③尽管如此,Goff法官仍建议,为了避免这种“可以想象”演变为实际操作,当船东保赔协会企图为了商业利益滥用先付条款对抗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请求时,英国国会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其抗辩。④

三、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在国际公约中的确立与发展

(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是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与发展的新型保险。其内容与一般的责任保险并无差别,唯一区别就是投保与承保的法律强制性。自《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首次规定第三方强制责任保险至今,已有许多国际海事公约引入了强制责任保险机制,其责任范围从最初的油污责任、危险物损害责任扩展至沉船打捞责任、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等领域。强制责任保险俨然已经成为海上保险业———尤其是关乎国际公共利益的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保险形式。第三人直接诉讼,是指第三人的权利因被保险人的责任遭到损失时,第三人直接要求保险人支付有关赔偿金。直接诉讼制度是实现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立法价值的基本保障。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着眼于对于受害第三人的保护。不仅如此,“同强制责任保险对‘契约自由’的干涉程度相比,直接诉讼并未真正地侵犯船东互保协会的权益”。

(二)国际公约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及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采纳

近年来,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强化船东责任,给予受害方更充分赔偿的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都引入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并附加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制度支持,涉及的责任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①、《国际船舶燃料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74年海上运输旅客及其行李雅典公约的2002年议定书》、《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的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因此,有学者主张在IMO新近制定的国际公约中,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采纳“应视为理所应当”[4]。由此可以发现,第三人直接诉讼在国际公约中并非普适的概念,而是在某些涉及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强制责任保险加以规制的领域,通过列举的方式逐一规定,从而逐渐覆盖各类需要强制保险的责任风险领域。

(三)英国国内法对于强制责任保险领域先付原则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取舍

有人质疑:国际公约的规定是否和英国《1930年法》的适用存在重叠关系?英国如何在履行国际公约与维护国内司法判例之间取得平衡?适用了20年的权威先例是否要在一夕间全部推翻?英国国内法的重新修订澄清了以上质疑。以《油污责任公约》为例,英国1995年《商船法》明确规定:“本法所规定的强制保险合同不适用《1930年法》”②,从而在油污责任领域使《国际公约》优于《1930年法》,而不存在重叠关系。同时为了履行国际公约,英国《1995年商船法》又通过二次立法的转化方式赋予公约以国内法的效力,以专章的形式对强制保险作出了符合公约的修改,要求涉及油污责任的保险合同必须满足公约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即履行强制责任保险和允许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义务。③由此在油污责任领域,国际公约的规定得到优先适用,从而否定了先付原则的效力。在解决《燃油公约》中涉及的直接诉讼的规定时,英国《商船法》采取了与处理《油污责任公约》相同的做法:即英国《1930年法》对于《燃油公约》强制适用下的保险合同同样无效。在燃油污染民事责任领域,第三人同样可以对船东保赔协会提起直接诉讼。尽管除《油污责任公约》和《燃油公约》外的其他公约暂未生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英国批准这些公约,船东保赔协会的先付原则也随即要在这些领域受制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随着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触及的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先付原则对于船东保赔协会的保护作用将受到严重的减损。

(四)船东保赔协会的实践回应

即使先付原则在上议院的司法判例中得到了肯定,但是国际公约与英国国内立法的双重规制使船东保赔协会在强制责任保险领域难于以先付原则作为抗辩理由,第三人直接诉讼已经成为先付原则法定的例外事由。同时,由于国际公约所涉及的责任均为保赔保险的承保范围,船东保赔协会的规则必须做出修改。现实操作表现为:船东保赔协会在规则书中明确协会将代表船东支付其责任项下的费用和支出,以满足《油污责任公约》对于船东资格证书的要求。④船东保赔协会通过对船东签发“蓝卡”(BlueCard)履行担保人或保证人的义务,第三人由此获得直接诉讼的法律依据,先付原则不再成为第三人索偿的障碍。

四、英国《201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对于先付原则在非强制责任保险中的适用的修订

(一)英国《193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的制度设计

作为普通法奉行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如果被保险人投保的是其对第三人的责任风险,当责任发生时第三人只能向被保险人提起赔偿请求。当被保险人遭遇破产清算时,第三人的权利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即使他获得了判决支持,其损失也难以得到实际弥补。1928年英国接连发生的案件正是这种现实困境的集中反映:第三人一方面无法从破产债务人手中获得补偿,一方面缺乏法律或是公平原则的依据向保险人求偿。为了对此问题提出更公平的解决方案,英国国会于1930年颁布了《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正如法案使用如此一个长标题以表明其立法目的一样①,该法为非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提供了法律依据②。但是由于TheFanty案的判决先例地位,法案中赋予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不足以对抗船东保赔协会的先付条款。

(二)英国《201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的重新定位

在《1930年法》中,第三人在得到要求被保险人赔偿的判决前不能对保险人提起诉讼,为了简化程序防止恶意拖延,英国国会于2010年3月25日颁布了《201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以下简称《2010年法》)用以取代之前的法律。在《2010年法》中,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诉讼权利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第三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提起赔偿请求而无须事先对相关被保险人提起诉讼以确定其责任,但是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责任确定以前,其对保险人的赔偿请求不具有执行力。③《2010年法》在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上较之《1930年法》更为完善,但是是否足以对抗先付原则?《2010年法》作出了明确规定:转移给第三人的权利不受制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先行解除责任的先决条件④,即英国在非强制责任保险中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对先付原则的优先地位。然而这种优先地位是否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保险,即海上保险尤其是保赔保险是否也遵循这种规定?委员会在起草《2010年法》的时候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大部分委员支持一般性的废除先付抗辩,他们质疑保赔协会的互助性保险是否事实上依赖其会员的清偿能力,同时指出在实践中已经出现许多保赔协会不依赖先付原则而对第三人进行赔偿的案例。但是持反对观点的委员们指出:废除先付条款会动摇船东保赔协会的根基,甚至可能会造成船东保赔协会集体出走英国,故应予以保留。[5]最终《2010年法》采纳了后一种观点,保留了先付条款在海上保险中的一般效力⑤。在起草过程中,委员们特别指出在死亡和人身伤害领域,仅仅依靠船东保赔协会自觉的放弃先付抗辩的实践不足以充分保护第三人的权利,有委员称甚至遇到过保赔协会企图以先付条款进行抗辩的真实案例。鉴于生命健康的特殊属性及对人权的保障,先付条款的一般效力也有适用例外———即在海上保险之死亡和人身伤害领域先付原则不得作为对抗第三人的理由。⑥由此英国《2010年法》在非强制责任保险领域,仍旧遵从先付原则优先适用的传统,只是对于人身伤亡做出了不适用先付原则的例外规定。

由以上分析得知,英国对于先付原则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之间的冲突并非采取“非此即彼”的立法模式,而是构建一种对立并存的平衡模式。在对遵守国际公约与维护船东保赔协会稳定发展的考量的基础上,英国国内立法依托强制责任保险和非强制责任保险的分类,辅之以司法判例的影响和国际公约的规定,制定了明晰而又谨慎的法律规制格局,为现实的法律争议提供了明确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强制责任保险领域,依生效的国际公约以及国内法的规定,遵从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人直接诉讼的制度要求,先付原则不具有抗辩效力,用以维护涉及人类和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在非强制责任保险领域,仅就海上保险而言,秉持先付原则的一贯优先效力,肯定司法先例的判例法效力,但在人身伤亡责任保险中不予适用,先付原则不能作为抗辩理由。力求做到法律对于一般经济生活最后调整性的要求以及优先保障人权的法律价值追求。以强制责任保险与非强制责任保险作为划分标准的依据在于:前者囊括的责任多为有关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包括生命健康、海洋环境、资源利用等等,需要倾斜性保护;除此之外的非强制责任则无需特殊保护,仍应遵循契约自由的基本原则,由保险合同双方依具体需要自由缔结、自愿投保。可见这种划分方式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哪一方的利益应当受到特殊的保护”。[6]作为海上保险业的传统大国和强国,英国的“二分法”立法模式既充分考虑到新形势背景下第三人对船东保赔协会直接请求权发展的必然趋势,也顾及了先付原则在行业内业已形成的“惯例”传统以及英国作为保赔协会大国的国家利益。先付原则在英国立法与司法的实践演进中,不但没有被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完全取代,反而与之结合共同作用于保赔保险,更具包容性与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