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大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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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李昌奎案“免死”判决上网后，舆论炸了锅。舆论和司法机关的行为出现了激烈对立。[1]之后，社会上更是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死缓翻案风”，专业审判常不被信任。[2]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司法与舆论出现如此激烈的对立？换言之，司法判决为何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一个得不到公众认同的司法判决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本文旨在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司法与公众良性互动的合理路径。

一、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基本蕴涵

（一）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内涵界定

所谓认同，《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例如民族认同感；二是承认，认可，例如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据此，我们认为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指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承认、认可，这种认同是公众将刑事司法的过程及其结果和自身对该案件的认识与判断进行比对后，对符合自身判断的刑事司法的承认与认可。这一概念应当从两方面来理解：

1.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对刑事司法的过程与结果两方面的认同。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一种“重结果轻过程”亦即“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思想倾向。通常，判决做出来，如果结果“正确”，一般就不会有问题。至于这个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问题，在司法过程中是否严格依据刑事程序法办案，对于这些问题则关注的很少。这一错误思想，导致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虽然法律对于刑讯逼供严加禁止，但司法现状却并无明显改观，改变的只是刑讯逼供手段，从过去明显的身体侵犯发展成了隐性的身体或者精神折磨。正是由于这些司法乱象的存在，以至于每当律师以被告人遭到刑讯逼供为由作辩护理由时，总能得到公众支持，因为在公众心目中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普遍现象，即便办案程序确实合法，司法人员亦难以辩白。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对于案件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实体正确，同时对于刑事司法的过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不仅要求刑事司法的最终结果必须合法合理，刑事司法的过程也应当合法合理。

2.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具体的司法裁判和公众的认识与判断相符，为公众所接受认可。虽然公众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有的老百姓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但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生活在这一社会当中，任何能够理性思考的人都能对案件做出一个大致合理的判断。这一判断结果可能与司法判决不完全相符，但基本的是非对错与合理合法的判决结果相距不会太大。“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什么是黑什么是明，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公众心里自有定数。对于刑事案件公众应当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如果一个行为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那么这个行为就是犯罪。”，“我们不该说一种行为是因为犯罪的才会触犯集体意识，而应该说正因为它触犯了集体意识才是犯罪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犯罪的就去谴责它，而是因为我们谴责了它，它才是犯罪的。”[3]虽然，普通百姓可能并不懂法，但他们能够判断这一行为是否触犯了集体意识，是否能够为他们所容忍，当这一行为不能为他们所容忍时，他们就会谴责它，这一行为就应当作为犯罪处理。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判断的主体是具有集体意识的公众，司法人员只是在行使民众赋予他们的一种职权。在公众详尽的了解案情的前提下，如果司法结果与公众心中的判断基本相符，这个案件的判决就是正确的；如果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公众的判断大相径庭，这个案件的处理一定是有问题的。因此，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公众对于刑事案件的一种判断，是公众对于符合其自身判断的司法过程与结果的承认与认可。

（二）刑事司法须得到公众认同的原因分析

以上是对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内涵界定，那么刑事司法为何必须获得公众认同呢？我们认为，刑事司法应当获得公众认同的理由在于：

1.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源于法的本质要求。法律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群体化、社会化过程中，一种协调人类利益冲突，有利于群体生存与发展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源于人类的“永不满足”[4]的特性，由于人类的这一特性，人与人之间不断出现冲突，为了不至因冲突而灭亡，人类必须遵守这些规则，他们的行为必须被限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之内。“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人都会遵循某些规则，其原因是他们的环境以相同的方式展示于他们；他们也会自发遵循一些规则，这是因为这些规则构成了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人们还会被迫遵守另外一些规则，因为，尽管无视这样的规则可能会符合每个个人的利益，然而只有在这些规则为人们普遍遵守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得以成功所须依凭的整体秩序才会得以产生。”[5]这些规则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是一定群体之内的共识，最初表现为道德，之后表现为法律。法律是一种得到特定群体普遍遵循的社会规则，是普通民众意志的规范化，法律的产生不可能脱离民众的常识，不能违背常理与常情。同样，司法活动也不能违背民众的常识、常理与常情。“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律制度的公正；二是司法是否合于社会意识的公正。”[6]其实，就其本质而言，合于法律制度与合于社会意识是统一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是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共识。合于法律制度也就是合于社会意识，获得公正认同；反之，获得公正认同亦即合于法律制度。一场不能得到公众认同的刑事司法活动，是从根本上对法律的背离，是对司法本质的背离。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法律的本质要求，也是法律源于公众，回归公众的一种表现。

2.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法治的内在要求。早在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对“法治”作过解释，“法治应包含两层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7]依据这一经典论述，以及我国学术界对法治的研究成果，法治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它要求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要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任何人以言代法。其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及其相关的政体问题。[8]“人治与法治之所以值得讨论，就因为它牵涉到统治权力基于什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9]就这一角度而言，在法治论者那里，基本上形成一种倾向，指称法治就是民主，人治就是专制。他们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法治又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要‘人治’不要法治，实质上就是不要民主。……‘人治’与‘法治’二者的分野，就在于前者不要民主，后者密切联系着人民民主。”[10]虽然从学术角度看，将法治等同于民主这一公式过于简单，但这却是对法治实质的一种核心揭示。因此“，依法办案”不仅应当形式合法，还应实质合法———依照法律的实质、法律的精神办案，依公众所认同的常理办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

3.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司法公信力的产生泉源。司法的作用在于居中裁判，公正是其产生之际就被赋予了的生命内涵。司法的公信力最初来源于国家或者人民的授权。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的直接来源是国家的权力分配与赋予；它的最终来源则是民众权力的让渡。这是其权力的最初来源，或者说是对其权力来源的最初预设。在司法机关的实际运行当中，司法需要获得足够的社会权威却不是国家能赋予的，它必须来自于人民。司法是社会纠纷产生之后，个人或者社会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进行公正裁判时，能够发挥裁断作用的特殊机制。一般而言，当双方无法自行解决矛盾或冲突之时，才会选择司法裁判。公信力，首先其主体范围是“公”，这就表明其主体不是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而应当是一定范围之内的多数人；其次公信力的核心在于“信”，必须能让公众相信、确信司法裁判能够解决纠纷，唯有公众“信”了，这样一种“力”才能得以产生。在民事诉讼当中，如果公众不“信”司法，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其他纠纷解决途径，譬如私力救济；而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公众不“信”司法，本分者可能会不断申诉，上访，过激者则可能自行实施报复行为。如此一来与其说司法解决纠纷，不如说是激化矛盾。因此，在司法权的实际运行当中，司法要获得公信力必须使其过程与结果为社会接受，被社会认可。唯有让公众接受，方能让公众信任司法，树立司法公信力。

4.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是刑罚目的的题中之意。虽然在刑法发展史上，关于刑罚的根据众说纷纭，然而，在现代社会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即只能“为了不犯罪而使用刑罚”，刑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每一个刑罚都有其必要的（主要）目的，通过其威慑来阻吓所有人犯罪。”[11]不论刑罚有哪些目的，预防犯罪永远是其主要的目的。要实现这一主要目的，刑事司法就必须获得公众认同。公众认同的主体是“公众”，这一主体范围包括了普通民众与犯罪人。刑罚获得社会普通民众认同，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在社会上就会形成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认识，从而达到一般预防之目的；刑罚获得犯罪人的认同，犯罪人才会从内心接受社会谴责，形成对今后行为的道德自律，进而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一项不能获得公众认同的刑罚，不仅会导致普通民众对犯罪人的同情，而且可能进一步激化犯罪人的反社会情绪。

二、刑事司法公信力缺失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越来越缺乏公信力，公众对刑事司法越来越不信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这是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都应当深思的问题。导致某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根本原因与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这一现象产生的最深层的决定性因素，直接原因本身是由根本原因决定产生的一些影响因素，但它同样决定着现象的最终表象。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则有必要找寻导致司法公信力急剧下降的根本原因，唯有抓住问题之根本，才能将其他问题各个击破，最终药到病除。我们认为，司法公信力急剧下降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其根本原因在于受“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西方的法治思想是经过无数哲人的不断探索发展得来，至今已经经历过无数的检验与修正，其理论自然是博大精深，要准确理解当然并非易事。我国学者在学习西方法治思想时，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对西方法治思想有某些误读，或是断章取义，或是糟粕与精华不能区分，误将错误思想引入我国，其中的一种错误思想就是“精英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以“普通百姓不懂法律”为预设，认为法治的实现在于精英阶层的引导，需要精英阶层通过立法活动制定“良好”的法律，然后将这些法律公之于众，使这些法律成为公众的行为规范。然而，现实生活是不是这样呢？公众是不是完全不懂法律，需要先学法再行动？通过观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就能很快得出答案———事实并非如此。民众不会先学法再行动，甚至于很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但他的行为却从未违反法律规定。因为他有常识，他只需按照自己的常识生活，而不需要法律的直接指引。精英阶层的“法律引导思想”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体现，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很多学者、司法人员总是自觉不自觉的以“精英”自居，动辄要引导民意，教化民众。“不少法律人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自身法律知识和法治理想的骄傲和道德优越，听不出，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民众以激烈语言和情绪表达的他们认定的天理。”[12]例如在李昌奎案当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在解释李昌奎“免死判决”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引领、改造冤冤相报、杀人偿命的传统观念，不杀头不是放纵”。[1]然而，公众并非愚民，公众所需要的不是“教化”、“引领”，需要的是你的解释，一个能够服众的公正的判决。“精英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是南辕北辙的，是一种变相的专制思想。“法律是什么”并非由少数精英或者统治者决定，而应当由人民自己决定，法律的制定不能违背常识，违背了常识的“法律”即偏离了法律本质的，必然难以施行。在西方法治国家，这一错误思想很大程度上已得以纠正，在司法过程中注重民众参与。然而，由于我国传统司法并无民主基础，无论是学者还是司法人员都受到了“精英主义”的影响，有人甚至企图建立法律人自己的“帝国”，其本质就是一种法律人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必然将民众拒之门外，形成了法律人与民众的对立。在“精英主义”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我国还存在以下影响刑事司法公众认同，导致司法公信力缺失的直接原因：

1.司法不透明，判决不说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司法公开透明是防止司法腐败的最佳途径。尽管“刑事诉讼程序一般说来，不过是法律对法官的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已。”[13]但法官在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却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法官的人格和信仰对于法律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它们不仅影响法官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而且影响对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如何进行认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已经发现’的案情事实。”[14]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对司法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严密的监督。刑事判决书，作为一份决定被告人基本人权是否被剥夺，甚至决定被告人生死的依据，自然应当成为公众监督的对象。然而，由于“精英主义”作祟，司法人员认为公众不懂法律，不愿对其解释，甚或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缘由，害怕公众了解司法的具体操作过程。我国司法实践中判决说理非常不充分，通常判决书中所采用的都是“本庭不予采信”、“本庭认为”等结论性用语，而对于具体的判决理由却很少提及。这就导致被告人不服判，公众对刑事司法的监督难以实现，司法公信力难以树立。

2.刑事司法的合法与合理相分离。刑事司法是从侦查、起诉、审判，再到判决执行的一个完整的程序。一个合法合理的判决结果取决于案件最终判决结果的合法合理，同时也取决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合法合理。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应当严格适用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同时还应当合理的适用法律。就法律的本质而言，司法过程当中合法与合理应当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不存在相分离的情况。然而，由于形式主义法治思想的影响，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存在将合理与合法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做法。其实，严格执法并不等于机械执法。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办案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但并非机械按照法律办事。在我国的宪法，以及部门法中通常都有相关的法律原则，这些原则的作用就在于指导具体的司法工作，并能起到协调法条冲突，弥补法律不足的作用。虽然就某一单个法条而言，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似乎依法办事会产生不合理的结果，但当将法律作为一个整体，将法律原则与具体规定，分则与总则，部门法与宪法相统一之时，就不可能存在合法却不合理的情况。关于这一点，许霆案是最好的说明。

3.重惩罚而轻救济，重结案而轻纠纷解决。“现代刑事学科理论体系，含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政策学等，是以犯罪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学科群。各学科联系的主线即犯罪。这一阶段刑事学科理论的研究以犯罪为出发点和归宿，即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围绕着犯罪者及其行为来进行。”[15](p195)这就是所谓的“犯罪中心主义”。“犯罪中心主义”的刑事学科理论体系几乎完全将作为刑事问题主角之一的被害人及其行为抛弃至被人遗忘的角落。而受此影响的刑事司法实践，也几乎完全忽视了被害人的存在。“在严重侵犯私权的公诉中———曾经有被害人竟然不是其中的当事人，没有起诉权，没有上诉权，没有申请回避权等，而只保留了一些旁辅性的诉讼权利，如向侦查机关控告犯罪行为，对司法机关的裁决进行申诉、参加诉讼等。”[15](202)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中心主义”的表现，可以概括为：重惩罚而轻救济，重结案而轻纠纷解决。然而“，刑事之‘事’不仅是犯罪之事，同时还是被害之事”[15](p196)，在刑事司法当中，不仅有犯罪人与被害人这两个“主角”的参与，与之相关的其他人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在刑罚裁量中，利益的参与者主要有：办案法官、被告人及其亲属、被害人及其亲属、双方当事人的律师、公诉人员（随着量刑指导规则的试行，公诉人员因为具有量刑建议权而卷入刑罚裁量活动中）、刑事审判庭领导、法院领导、政法委有关人员、其他有关机构人员。”[16](p115)刑事司法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各种力量为了各自利益不断较力、妥协。刑事司法的目的不能简单的局限于惩罚犯罪人，还应当救济被害人，安抚被害人及其家属，应当努力协调各方力量，不仅要结案，还应当使案件的判决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只有如此，才能使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刑事司法公众认同的实现

要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树立刑事司法的公信力并非易事，很多人也曾为此而不懈努力，然而，我国多年的司法实践业已表明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在此我们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努力，认为要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应当从以下两个层面着手：

（一）价值层面

理念一词属哲学术语，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现象在理性领域内的系统认识与观念，这种认识和观念合乎自然合乎人性，能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事物本质，其重要意义在于理念对具体的实践行为具有指正、引导作用。要改变我国的司法现状，实现司法的公众认同，必须有一种合乎自然合乎人性的法律、司法的正确理念。具体而言，必须坚持两个理念：

1.常识性法律理念。由于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存在一种误解法律本质的“精英主义”思想，受这一错误思想误导，我国的司法逐渐离民众越来越远，越来越背离了法律的本质，要纠正这一错误，我们的法律必须回归常识。法律不是某个人、某些人的法律，而应当是全体民众的法律，违背了公众的常识也就背离的法律的本质。“现代法治，归根结底应该是人性之治、良心之治，绝不应归结为机械的规则之治。”[17]常识是民众行为的基本准则，立法、司法不能脱离常识为民众设定行为规范，而应顺应常识因其势而利导之。

2.坚持以人为本的办案理念。无论是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其核心都强调对“人”的关怀。发展至今，“以人为本”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一个指导思想。然而，在实践中，执行者却往往忽视“人”的地位，过分强调社会的稳定，强调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是打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旗号，为了某些集团利益，某些个人利益，而置民众利益于不顾。这一处理方式，不仅未能解决社会纠纷，而且往往导致事态的扩大，引发民众过激行为，甚至群体性事件。就国家权力分配而言，司法救济是民众所能借助的最后一股国家力量，当司法救济不能公正解决问题时，民众只能诉诸于暴力。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在强调民众利益的同时，对刑事司法提出了高要求。刑事司法不仅要依“法”办事维护民众利益，还应改变过去僵硬、粗糙的执法方式，依“理”办事，采取合理、适当的手段服务于民。

（二）实践层面

在实践层面要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结合前文对刑事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分析，我们认为，之所以在刑事司法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除了缺乏常识性法律理念与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这一根本原因之外，司法实践中未能处理好某些关系是导致司法不能得到公众认同的直接原因。申言之，要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应当协调好以下几组关系：

1.刑事司法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现代社会，新闻媒体是被人们称之为“无冕之王”的“第四种权力”，在我国媒体正通过其对社会舆论强大的渗透力，成为影响司法审判的一种重要力量。社会上甚至流传着“法院不如电视台管用”，“记者比法官管用”之说。2000年，肖扬大法官曾就司法报道提出了六点希望，这一系列“希望”表明：最高司法当局一方面期待公开审判能够推动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又力图将媒体对司法活动的干预降到最低限度。[18]如何处理司法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实现既推动司法公正，又将媒体对司法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我们认为，要处理好这一关系，关键在于信息及时、全面、客观的公开。司法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用以表达，更用以交流。仅有表达，没有回馈，便没有交流，没有交流的语言表达是不能继续议题的表达，是失败的语言表达。虽然语言交流有表达、有回馈，但是，表达与回馈不顺畅，这是有障碍的语言表达。无论语言表达失败，还是语言交流出现障碍，不是语言本身有缺陷，而是语言的表达者自身存在问题。”[16](p156)从过去发生的案例来看，很多情况下，司法不能获得公众认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公布不合理。由于公众关注法庭新闻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有冲突、有悬念的故事感兴趣”，导致新闻工作者在编辑法治新闻时往往对材料有所取舍，甚至存在“不懂法”、“偏听偏信”和“滥加评论”等现象。[18]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过程当中确实存在徇私枉法的违法现象，或者因为司法人员的不自信，对于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恐惧感，不愿接受媒体监督。以至于案件信息公开不足，甚至是有意隐瞒，这就导致了司法与公众的交流存在障碍，司法语言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交流作用。从重庆“打黑”的经验来看，在这次“打黑除恶”行动中，媒体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由于这次“打黑除恶”行动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信息公布及时、公开，使得重庆“打黑”保持了高曝光度，媒体的高调宣传报道，在舆论导向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对重庆“打黑”工作的激励，同时振奋的舆论宣传也鼓舞民众以各种不同的方法积极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形成重庆“全民打黑”的热潮。[19]重庆的司法机关在“打黑”过程当中处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可以说是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典范。在现代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企图隐瞒某些信息欺骗公众已经绝无可能。处理司法与新闻媒体的唯一的最佳途径就是及时、全面、客观的信息公开，接受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这样既能避免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公众，亦能防止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的公众认同。

2.刑事司法与法律监督机关的关系。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其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使命，并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同时，依据刑事诉讼法，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机关一方面扮演着法律监督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扮演了侦查、提起公诉等“当事人”角色。检察机关这一双重角色的设置有两点不合理之处：首先，对于检察机关的行为只能通过其自身监督，以至于监督者无人监督。检察机关不仅对公安机关、法院和监狱可以行使监督权，这一监督权还针对检察机关自身，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公诉部门、批捕部门可以对自侦部门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权力容易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其他机构行使权力可能导致腐败，这需要检察机关对其进行监督，然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自身却并非毫无弱点的完人，他们同样具有难以自我克服的人性弱点，当他们拥有权力之时同样可能导致腐败，所谓的自我监督必然等于无人监督。检察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与公安机关一样，都有可能发生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剥夺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为。因为，作为侦查或公诉人员，案件的结局通常与其有一定的职业上的利害关系，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通常都要求案件侦破或者公诉的成功率。基于这一原因，办案人员就有可能为了案件的侦破或者胜诉而实施违法行为。其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尚不能保证，又如何监督其他机关呢？其次，检察机关一方面以“当事人”角色出现在司法过程中，同时又以监督者的身份对法院行使监督权，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判决。作为一个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检察官在办案过程当中通常都会追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诉讼目标。同时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对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审核机制不合理，无论在侦查还是公诉方面，只要是案件以终止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而告终，就有可能导致检察官的事业遭受挫折，甚至可能危及检察官个人的前途与命运。那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不可能具有中立性、超然性与客观性，而注定只能是在追求公诉成功的前提下的有限监督。当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发生冲突时，法律监督职能就可能让位于公诉职能，甚至可能以监督职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20]要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则必须处理好刑事司法与法律监督机关的关系，一方面完善对检察机关这一监督者的合理监督体系，改变“无人监督监督者”的这一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实现检察机关的侦查、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的分离，解决既是“当事人”又是监督者，侦查、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相互冲突的问题。如此刑事司法的程序性合法才能得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才能得以切实保障，实现刑事司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才能实现公众对刑事司法结果的接受与认可。

3.刑事司法与案件相关人员的关系。刑事诉讼的过程是一个涉及范围面非常广，涉及主体繁多的一个博弈过程，除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相关的诉讼人或辩护人等主体的参与之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亲属、被害人亲属等其它利益相关者同样可能参与到刑事诉讼当中来，并可能对案件的办理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独生子女在犯罪人中的比例增加，为了使犯罪人受到较轻或者免受刑罚，犯罪人的亲属通常会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各种资源影响刑事司法；而被害方为了满足其报复心理或者为了获取更多的赔偿，通常也会动用各类资源影响司法。“传统中国社会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社会，以个人为中心，根据亲疏关系次序展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事实单位化管理，30多年后渐成所谓的‘单位社会’。差序格局社会尚无根本改变，单位社会又覆盖过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在单位都需要考虑各种关系：在单位里与同事的关系；在单位与上、下级的关系；在社会上与兄弟单位的关系；在社会与同学的关系；在社会与同乡的关系……‘关系’多不仅意味着机会多，而且意味着‘资源’的丰富。在中国没有多少人敢轻视‘关系’。”刑事司法人员作为“单位社会”中的一员，当然也不敢轻视“关系”。因此，每当遇到有人对所办案件打招呼或者直接以利益相诱影响司法时，司法人员一般都难以拒绝，拒绝“就意味着降低自己在关系圈中的威信，意味着损害关系网，削弱了自己的关系资源库，使自己的发展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拒绝还意味着需要接受体制外的生命、健康威胁与体制内的政治打击。”[16](p116-117)由于“单位社会”的存在，人情关系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吃一顿饭，拿一条烟”在社会上成为司空见惯的普遍现象。然而，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正是从这小贪小拿开始，逐渐成为了令人震惊的巨贪。由于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认定属于定性加定量的入罪模式，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普通的犯罪行为，也适用于贪污受贿罪的认定。1979年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略罪的补充规定》规定立案标准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刑法修订后规定构成犯罪的数额一般为5000元。而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在实际办案中的一般情况是贪污、受贿金额达5万元以上的才立案，追究刑事责任，职务犯罪的起刑点不断提高。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抓大放小”的反腐模式是导致我国反腐工作成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担负着国家管理工作、掌握着公权力的群体，所承担的义务与普通百姓是不同的，对这些人的要求应当远远高于普通民众。因此，在构罪标准上不应有过高的数额限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防微杜渐小贪必然发展为大贪。我们认为，“关系社会”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要改变这种司法受“关系社会”影响的局面，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民众参与、舆论监督、借鉴香港反腐的“零容忍政策”，[21]防止案件相关人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影响司法公正，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

4.刑事司法与犯罪人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保护人权，无论是一国国家机关之设置，还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都不可能脱离这一理由而存在。背离了这一理由任何国家、国家机关、国家法律制度的存在都将不具有正当性。国家人权保护的对象，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守法者的人权应当受到刑法的首要保护；二是犯罪人虽然触犯了刑律，但其公民身份并未因此而改变，仍属国家人权保护的对象。这是刑事司法与犯罪人的第一层关系，即刑事司法在惩罚犯罪人的同时，也应当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在刑事侦查阶段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保护，防止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在刑事审判阶段应当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给予辩护人充分辩护的机会，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并认真考虑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改变辩护走形式的状况；在刑罚执行阶段应当充分保障服刑人的权利，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改造，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为其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刑事司法与犯罪人关系的另一层关系即国家对犯罪人的惩罚关系。

由于犯罪人的行为为社会公众所不能容忍，以至于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要剥夺其基本人权。然而，惩罚并非刑罚的目的，惩罚是为了预防犯罪。不公正的司法或者过于严酷的司法，可能使民众对犯罪人产生同情之心；也可能使犯罪人因不公正而产生报复心理。要实现犯罪预防，除了刑事立法应当合理，符合民众的基本常识，符合常理之外，刑事司法也应当合理合法，唯有如此，刑事司法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同。一方面，刑事司法应当严格按照刑事程序法的规定执行，以形式公正获得民众与犯罪人对侦查、审判、执行程序的认可；另一方面，在刑事司法过程当中应当合理执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使犯罪人认识自身错误，彻底悔悟重新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