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公评价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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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司法不公的内涵，廓清司法不公的客观评价标准，对于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确立司法权威和树立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不公的内涵

我国理论界关于“司法”一词的含义，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广义说，认为司法是指适用和执行法律活动，凡是能适用和执行国家法律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可以称为司法机关。二是中义说，认为司法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该说目前是我国的主流学说观点。三是狭义说，认为司法指法院裁判纠纷的活动，司法权也就是指审判权。我国立法对司法的界定。第一，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出现“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词。在国家根本大法层次上未对“司法”作出划一的规定。第二，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从该条的立法本意来看，显然认为应该对司法和司法权作广义理解。本条实际上是立法对理论界司法广义说的一种限定性规定，未包括律师、公证和仲裁等人员。一般认为，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一种，是一种动态的法律运行的公正。具体而言，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将程序法和实体法公正地适用于具体的人或案件的国家特殊活动，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能够导致司法不公行为的主要是国家司法公职人员，利用行使司法权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上述限定性的司法广义说，也即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的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职务犯罪而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其中应当还包含司法过程中律师、公证和仲裁等具有中介、自律性质的人员同前述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司法权形成的共同犯罪而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

二、评价司法不公的两种类型

评价司法的公正与否，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评价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其指向的实践性和可再评价性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对同一评价客体，由于不同评价主体自身素质和认知水平的差异，各评价主体所站的角度和所持的标准不同，则评价结论会不同。因此，在评判司法不公过程中，要慎重分析两方面的因素。

（一）评价的主体类型某一项司法决定或某一司法作为总会招致诉讼内外两类主体的评判，一类是内部性主体评价，即介入司法诉讼过程中的人的评价，具体包括案件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者自身的评价；另一类是外部性主体评价，即诉讼活动外的其他主体的评价。内部性主体评价。案件当事人由于与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鉴于自身利益考虑，其评判某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结果必然不一，也很难客观；其他诉讼参与人也会由于立场、认识层次、认识深度以及自身素质的差异，对同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的评判得出不同结论；司法者自身，案件的承办人和其他司法人员由于个体法律素质、修养和经验的千差万别，对某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的看法和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别。外部性评判。许多因素影响司法公正的外部评判，如不直接触及该案件的司法过程，其判断的客体就具有间接性和传闻性，判断客体可能已经失真；关注者或者评价者有自己的价值视角，这种特定的价值视角会形成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不同认识；判断者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与裁判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这样一来，裁判者与利害关系人和非利害关系人之间对裁判过程和结果的正义性的认识也就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导致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对某一司法决定或司法作为公正与否，因评价主体利益冲突、价值取向、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内外有别，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

（二）评价的对象类型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首先表现在个案裁判出了问题，因此关注个案评判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要兼顾类案评价。在个案评价中，判断一起案件办理的公正与否，往往难以把握，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人的因素、法律因素、评价标准因素等等。在判断司法公正的过程中，要对比个案和类案处理，进行类推思维，采用法律推理等方法，予以全面综合的评价。由此可以进一步探析导致个案处理差别化甚或司法不公的原因，深入分析其背后是否存在职务犯罪问题。

三、司法不公的评价标准

上述两种评价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只能为我们分析论证司法不公提供参考，为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提供线索。要真正客观判断诉讼过程中一项司法决定或一次司法作为的公正与否，应当具有一定标准。下面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分别予以阐述。

（一）司法不公的实体判断标准

实体公正主要是指通过诉讼过程而体现出来的案件处理结果（包含诉讼过程中的阶段性处理结果，比如立案、逮捕、起诉等等诉讼各环节）的公正。司法不公的实体判断要素主要有：

1.客观。无论刑事或者民事案件，实体上处理的客观性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实体法的行为客观存在，违法的前提是实施了某种实体法所禁止的行为。二是危害后果的客观存在。三是各类法律责任的客观存在。

2.法定。实体处理必须符合法定原则，这一点在刑事法域尤为重要，也即罪刑法定原则。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一项公正的刑事实体裁判必须符合实体法关于犯罪和刑罚的具体规定的裁判。在民商事案件的裁判要注意约定在先，利益衡量等裁判原则和方法。

3.适当。在实体处理中，适当性是指责任与违法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均衡的关系，即权利、义务和责任均等或大致均等。

4.一致。即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以及“判决的外溢性”。就实体裁判定罪而言，要求法院对犯有相同性质之罪的人均应确定相同的罪名。就量刑而言，要求法院对犯有同等危害程度之罪的人课以同等的刑罚。民商事案件的裁判同样有此要求。

5.个别。就刑事法域而言，裁判的个别性最终要落实在具体的刑罚裁量之上，即根据犯罪者个人的具体情况酌情判处刑罚。

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完全排除一些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制约因素，并由此导致司法不公的现象。比如，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与经验、发现事实真相的科技水平等等。但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案件事实真相是可能的。尤其是，要严厉打击那些违反证据规则、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玩弄花招并以此为托辞、深藏在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

（二）司法不公的程序判断标准

程序公正的一些基本标准是据以判断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程序标准。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及其派生的程序公开、平等。主要是指当事者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到程序之中并参与决定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除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国家机密外，一般情况下采用程序公开。在公开场合和条件下辩论和质证，程序活动过程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社会公开进行并告知保障参加机会。程序中的决定者无差别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给予同等的参与机会，包括提供证据的机会、论辩的机会等等。

2.和平和人道。在程序中，不得有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暴力取证罪、虐待等非人道的行为。在程序运行中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其中包括个人隐私的尊重。

3.中立、自治和理性。这主要针对程序决定者来说的。决定者的利益、态度甚至外观均保持超然和不偏袒任何一方；程序的决定排除外部干扰，在决定结果的产生方面只承认程序内的所有信息，惟程序具有决定作用，排斥程序外的其他因素的考量；在法律程序中证据分析与法律推论过程均须符合理性的要求，而不能是凭直觉的、任意的和随机的。

4.诉讼及时。要求诉讼活动严格遵守法定的期限，不能无故拖延，否则证据容易消失，裁判结果难以及时作出，被害人（原告）难以及时得到慰藉，被告人（被告）难以及时摆脱讼累。

5.司法终局。指裁判具有最终的权威。对被害人（原告）来说，他有权将其受到的冤屈诉诸法律，不受其他非法意志的阻扰；对被告人（被告）来说，他是否有罪或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根据就是法庭作出的最终裁判，其他任何个人、组织或机关都无权作出决定。以上程序和实体标准，是判断司法不公的要素，也是查办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重要判断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