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存疑不起诉的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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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存疑不起诉；刑事起诉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摘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就此规定了四项判断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分歧和适用误区。究其原因，一是没有准确理解和把握“两个基本”的定罪起诉原则,二是与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刑事起诉标准有关。“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起诉标准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也有付诸司法实践的现实基础。为了提高办案质量和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应对我国刑事起诉标准予以重建即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公诉权是国家主动对犯罪进行追诉的一种权力。完整的公诉制度毋庸置疑地包含着起诉和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不起诉情形中的一种，是现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和诉讼经济原则的具体体现。其适用的对象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由于作存疑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会涉及到具体的刑法罪名，人们通常将这类案件称之为“疑罪”。存疑不起诉，关键在于如何准确认识和把握疑罪。这是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正确贯彻疑罪从无的诉讼原则，关系到办案质量和司法公正。因此，认真研究疑罪，意义重大。

证据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和前提，不能抛开证据谈“有罪”还是“疑罪”亦或“无罪”。疑罪的核心特征在于证据不足。研究疑罪，始终绕不开证据问题。鉴此，我们拟以所任职之检察院自2003年至2007年作存疑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和一审中级人民法院判无罪的案件①作为基本的研究素材，并结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就存疑不起诉的证据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存疑不起诉的实质乃是证据不足

如何界定疑罪？证据不足的具体体现又是什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诉讼规则》）第286条对此规定了四项判断标准：（一）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二）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三）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四）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在这四种情形中，第一种和第三种指的都是证据本身存在问题而导致这些证据不能采信，而这些证据又是“据以定罪”的证据，也就是案件的主要证据或称基本证据。由于这些“据以定罪”的基本证据无法采信而导致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也就必然导致定罪的基本事实不清。下面结合案例具体分析。

（一）证据能否采信存疑

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我国刑事诉讼体制中的具体分工和作用不同，人们将其称之为流水线式的作业。对检察机关来说，根据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来审查判断、运用证据从来都是这一流水线式作业中的重中之重。对据以定罪的证据采信与否，事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确定罪量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条规定主要涉及到证据资格问题。证据必须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三者缺一不可，反之则不具备可采信性。

1.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和瑕疵，无法采信和查证属实，从而导致证据量上的不充分，案件存疑。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因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故根据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如在唐某某、高某某、林某等人故意伤害案中，在押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均有证据证实在案发现场，但证实唐某某、高某某、林某参与该案的证据存在瑕疵。

2.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无法采信，从而导致证据量上的不充分，案件存疑。证据之间的矛盾是否能得到合理排除，其实质是证据的关联性问题。在一个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往往会收集到很多证据，但如果据以定罪的证据出现不一致、相互矛盾的情况，即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无法采信其中的任何一个，所有的证据便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确实充分地证明待证事实，故只能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决定，存疑不起诉。陈某斌走私普通货物案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在本案中，走私香烟一事是客观存在的，涉案人数虽较多，但只有犯罪嫌疑人陈某斌在案。

（二）证据证明的结论存疑

前面所论述的主要是因证据资格问题导致据以定罪的证据不足而作存疑不起诉的情形，下面着重就证据的证明力不足导致据以定罪的证据不足，故对案件作存疑不起诉的情况进行分析。证据的证明力是指具有可采性的刑事诉讼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或诉讼主张所具备的证明价值。根据犯罪构成理论之通说，犯罪构成包括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四个要件，对于决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缺一不可。②如果证明这四个构成要件中某个要件事实的证据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即不能定罪处理，而应作存疑不诉。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是因构成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或客观方面的要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疑罪处理。

1.构成犯罪主体的证据不足导致案件存疑不起诉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必备的要件之一，因为一切犯罪行为都是由具体的行为主体实施的。我国刑法对犯罪主体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犯罪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如贪污贿赂犯罪，即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行为人；二是有关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它事关罪与非罪。

2.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不足导致案件存疑不起诉犯罪的主观要件，主要内容包括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统称为罪过）、犯罪的目的与动机等与主观方面相关的问题。行为人的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因此被称之为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要件；犯罪的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也称为犯罪主观方面的选择要件；犯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要求必备的主观要件，它一般不影响定罪，但却影响量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绝大多数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其中有部分犯罪还特别规定要具备刑法上特定的“目的”，因此在具体案件中，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主观方面的故意是对其定罪的关键。如费某某等人走私普通货物案。该案从证据看，没有证据证实费主观上知道或应该知道他人组织走私而参与的共同故意。根据费的供述，他登上走私船之前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此行是去走私柴油。

3.构成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不足导致案件存疑不起诉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危害行为、犯罪对象、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其中，危害行为是一切犯罪构成都不可缺少的要件，属于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其余内容如犯罪对象、犯罪结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虽然也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但并不是一切犯罪构成所必须具备的要件，而只是一部分犯罪构成所必须考虑的要件。犯罪客观方面在刑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是否具备犯罪的客观方面，是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没有犯罪的客观方面，就意味着没有犯罪行为，就不存在构成犯罪的客观基础，其他的构成要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对于某些需要以特定的时间、地点、对象、结果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来说，没有这样的要件，也就不能构成某种犯罪。

（1）证明行为人危害行为的证据不足而存疑不起诉。如刘某王故意杀人案。本案是一起三村青年酒后因琐事相互争吵引起相互斗殴的突发性案件。现有证据可以证实持刀砍中被害人王某忠的是刘某彪，砍中被害人刘某金的是王某某，购买作案凶器（钩刀）的是刘某山。犯罪嫌疑人刘某王在双方争吵时在案发现场，其参与殴打被害人王某忠的证据，仅有其一次供述，称打对方二拳，没有其他证据证实刘某王殴打被害人。证人刘某岛证实刘某王在现场参与争吵，同样无法证实刘某王参与殴打被害人。其他同案犯在逃，认定刘某王参与殴打被害人因而成为杀人共犯的证据单薄，不符合起诉条件，故检察院对刘某王作了存疑不起诉处理。

（2）证明行为之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足而存疑不起诉。如容某、容某章故意伤害案。现有证据可以证实被害人容某山首先持铁铲在容某章家门口殴打容某章，二人争夺铁铲过程中容某章打中容某山左眼一拳，没有打中容某山的头部、背部或其他部位。在危急情况下容某章叫喊“救命”，其儿子容某听到其叫喊声并看到其头部流血、正和容某山争抢铁铲时，则持木棍打中容某山背部，并追打容某山至牛圈旁的酸豆树下继续殴打致其死亡。法医鉴定容某山系因钝器重力打击头部导致急性脑功能障碍死亡及棍棒横击致7、8、9后肋完全性骨折、肝脏右肺叶严重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死亡。

（3）证明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的证据不足，即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排它性而存疑不起诉。如冯某某故意杀人案。起诉意见书认定冯某某因怀疑其小姑子姚某某和冯某某的丈夫有私情而报复姚某某，趁姚外出之机将毒鼠强投放于姚喝水的口杯，致姚中毒死亡。冯某某始终供认其有投毒一事，犯罪动机明确，且和买鼠药的地点等相关证据能相互印证。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多数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

二、实践中适用存疑不起诉存在的认识误区

在刑事诉讼中，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和坚持“两个基本”原则是统一的。只有正确把握和坚持“两个基本”，才能准确把握和处理疑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正确理解和坚持“两个基本”，从而不能准确把握和处理疑罪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在此方面，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认识误区有：

1.将不影响定罪的证据当作基本证据。如果这些证据不足或存在不能采信的情况，就认为是疑罪。如谢某某故意伤害案。检察院认为谢某某酒后因琐事持刀刺人致死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谢无罪。检、法两家的分歧何在？法院认为，谢某某的供述和证人证言及提取到的尖刀等证据均不能相互印证，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各种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证明被害人系被谢某某伤害致死，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排他性。检察院则认为：第一，谢某某酒后作案，清醒后意识到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后而感到害怕，在案发当晚首先向其父亲供认用刀刺到了人，然后再告诉其叔叔，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亦如此供述，这完全符合情理，其供述的内容是真实和自然的。谢的供述是直接证据，而且是主动投案后交代的，应予以采信。谢的父亲和叔叔是谢的亲人，他们二人的证言印证了谢的供述，真实性、客观性是无可厚非的。第二，谢的有罪供述与其他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而且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并非孤证。

2.将非合理怀疑当成合理怀疑，从而对据以定罪的证据不予采信。如吴某某等人贩毒案。检察院指控吴某某伙同陈某某贩卖的犯罪事实成立（其中陈某某贩卖89.851克，吴某某贩卖40克）。法院则以二被告人的供述存在很多矛盾，另一涉案嫌疑人“亚弟”在逃，现有材料不能排除本案存在的疑点为由判吴某某无罪。检察院认为，陈某某供述关于贩卖的时间、地点、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细节上是一致的，与吴某某的供述、收缴到的两包、电话通话清单等其他证据材料也是基本一致的。二人供述的不同之处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不存在直接的、无法排除的矛盾和疑点。

3.把证据之间的不一致当作矛盾不能排除，即而产生所谓“合理怀疑”。如陈某某等人故意伤害案。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15年。宣判后陈上诉。上级院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陈无罪。法院判无罪的理由之一是，陈某某在法庭上否认参与作案，同案的其他被告人在法庭上也否认在作案现场看到过陈某某；理由之二是被害人杨某某等人针对被告人陈某某参与作案的陈述缺乏稳定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陈某某参与作案的依据。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某虽然在法庭上否认参与作案，但其在侦查阶段曾作过有罪供述，且其供述的事实当时并未为侦查机关所掌握，却为后来侦查的事实所证实。

5.将应作存疑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作了相对不起诉。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已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人员的执法观念还没有完全从有罪推定的窠臼中脱离出来，认为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已被批捕了，就证明他（她）或他们是有罪的，如果直接对其作存疑不起诉，就有放纵犯罪之嫌，而且将来有可能还面临着国家赔偿的问题，所以有意或无意混淆作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条件，使案件该存疑的不疑，影响了执法效果。这一问题前几年在一些基层检察院比较突出，在此不再赘述。

三、存疑不起诉的司法实践要求重建我国的刑事起诉标准

疑罪和有罪，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它们均涉及到刑事起诉标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起诉标准是确定存疑不起诉和定罪起诉的分界线，起诉标准的确立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实体法意义，在证据量及其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起诉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着案件本身的实体处理；二是程序法意义，起诉标准是检察院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起诉标准也是疑罪判断的尺度。准确把握和确定疑罪，除了应依靠司法人员司法经验的积累、对先进执法理念的执着和追求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还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起诉标准有关。

关于刑事起诉标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没有明确指出，但在有关条文中已有涉及：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29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137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第141条）；合议庭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第162条）。

既然我国已有的刑事起诉标准存在以上弊端，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新的刑事起诉标准。

从近几年来这方面的论著看，主张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观点已逐渐成为主流认识。虽然这一观点仍将起诉标准和审判标准视为同一个标准，而没有科学地作进一步区分，但我们认为，这一标准无论是对检控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其可操作性和普适性都要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更强。首先，从国际上看，目前在刑事司法领域，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普通法系国家，对于刑事证明标准已普遍采取高于民事诉讼的要求，且在不同国家之间只存在表述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即对于定罪事实均采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那么，是否可以说，如果我们在刑事诉讼中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起诉标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和争论呢？答案是否定的。什么是合理怀疑？这又是一个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检察机关认为可以定罪而法院则认为存疑，就是因为对案件中的怀疑是否合理产生分歧所致。因此可以说，要准确把握疑罪，必须正确理解和界定“合理怀疑”。

在司法实践中，某一怀疑是否合乎常理，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也因案而异，具体如何判断，需要司法人员吃透案情，感受证据，正确运用逻辑思维，以人们日常生活常识为依据，对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常态作出判断，使自己的怀疑疑之有据，疑之有理，而不是匪夷所思，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疑罪。

【注释】

法院判无罪的理由绝大多数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实上这些案件亦可作存疑不起诉处理。

参见周国均:《对证据不足不起诉的探讨》，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2期。

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21-222页。

转引自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以下。

参见尚立福:《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亟待改善》，载《中国法律信息网》,2006年5月29日。

转引自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证明规则》，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

所谓“单边带”，是指根据国际协议,短波通信调幅信号的频谱是由中央载频和上下两个边带组成的。将载频和其中一个边带加以抑制,剩下的一个边带就成为单边带信号。本文中即指船用“单边带”通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