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导语：诠释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及其启示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清末政府在变法修律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司法体制的改革，通过法律移植引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近代司法机构组织，确立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诉讼原则和规则制度。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历史局限性其失败是必然的，但这次法制改革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通过对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研究希望对今天的司法改革有所启迪。

关键词:清末；刑事诉讼；法制现代化；司法变革

清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法照旧统治下去。20世纪初，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北京，使清政府意识到变法改革的必要性。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清政府被迫于1902年开始变法，艰难地迈开了法律改革的步伐。中国社会承袭了几千年的“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法律体例土崩瓦解，走上了法制现代化的道路。至此，刑事诉讼法在中国开始以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清末法治改革对中国社会，中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以及现代法律的发展变化都起着一定的影响，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对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借鉴其经验教训，推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发展。

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P12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章260条，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2](P318)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回避制度，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年，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内容较完备，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二)近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和诉讼理念的确立

1.建立新的司法机构体系，实行司法独立

从1906年开始，清朝在官制改革中改变了传统的行政官兼理司法的做法，参照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陆续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体系。根据《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把“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3](P557)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且具有法律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1911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规定在地方上设省级高等审判厅、府级(直隶州)地方审判厅、州县级初等审判厅。1909年试行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设立检察机关和警察部门。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和起诉，同时对审判予以监督，警察部门辅助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在各级审判衙门中相应设立。审判、检察机构的独立设置，使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审判权和控诉权相分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审判机关系统和检察机关系统，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司法行政不分的旧体制。同时也萌发了最早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和警察部门。另外还规定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考试任用制度。在清政府公布的《法官考试任用章程》等法律文件中，具体规定了任职条件。同时清政府在各地学堂积极开展法学教育，为司法官员的职业化提供了条件。

2.规定了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及诉讼原则

清末通过引进一系列西方近代诉讼审判原则和具体制度，改革了旧有的诉讼审判制度，采用了西方的辩论主义诉讼制度。一是在诉讼程序中，采用了欧美国家的刑事案件公诉制度、公诉附带私诉制度、保释制度、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承认律师活动的合法性。在审判阶段引入了回避制度、合议制度等制度；在审级制度上，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二是在审判原则上，采用了无罪推定原则、审判公开原则、被告人有权辩护原则、司法独立原则、检察监督原则等现代刑事诉讼原则。三是规定了侦查、预审、合议、公判、上诉、再审、执行等诉讼程序以及强制措施，摆脱了封建司法审判模式，使法律操作程序更趋规范、公正、合理。

3.证据制度的改革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主要实行以有罪推定和口供主义为核心的证据制度，重视口供，口供是定罪的主要依据，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基本上确立了以证据裁判、直接言词和自由心证为原则的证据制度，削弱了口供的重要地位，形成了近代化的证据制度框架。清政府为了彻底禁止刑讯对证据种类也进行了规定，刑讯本来就是与“罪从供定”的证据制度相适应的、为获取口供而设的审讯制度。禁止刑讯关键在于降低口供的重要性，发挥其他证据对定罪量刑的重要性。在《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中，设专章规定了证据种类，刑事证据有口供、检验笔录、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证人的资格、地位、义务等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对于各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引入了自由心证制度，即一方面，各种证据的法定资格作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对证据的证明能力不作规定，而由法官自由判断。这表明，它一方面吸收了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它一方面吸收了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而且很好的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在当时来说，是较为先进的做法。[4](P206-207)对以后我国吸收借鉴两大法系的优秀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4.保障当事人权利为核心的现代诉讼理念的确立

中国古代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则，无视当事人的权利，实行纠问式审判方式。清末的刑事司法改革，引进了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清政府通过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以及后来的几部法律都规定了辩护和律师制度。被告人有权利对自己所受到的控诉进行辩护，并随时可以自己选择或者由法定人为其选择辩护人，在法庭审判时辩护人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自由辩护，有权利行使检验证据、查阅案卷、会见被告和被告通信等行为。被告人对有法定事由的承审官、检察官、书记员、鉴定人、翻译，有权请求其回避而且被告人、辩护人或法定人还享有控告和上告的权利。并且确立了相应的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原则和制度，如审判公开原则，允许被告人为自己辩护、律师制度等；其他如直接言词原则及自由心证原则等在保护当事人权利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虽然有些制度并未实施，但却在理论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

二、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失败

从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之日起，其司法体制的转型进程就显得障碍重重，步履艰难，充分暴露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冲突、矛盾以及改革的急功近利。由于清政府的灭亡，清末刑事司法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清末司法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人才的缺乏，法律人才的缺乏是清朝司法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中央和地方上表现的同样明显，“以目前而论，各衙门司员虽行拥挤，然求其真能办事者亦不多得”。[5](P897)虽然清政府一方面派出留学生到海外学习西方法律，一方面在国内设立学堂聘请国外专家讲授法律。然而法律人才的培养并非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长期的专业学习和全民族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基础的。因而人才的缺乏导致了清末刑事诉讼改革中许多先进的诉讼制度的夭折，如律师制度、陪审制度等。1909年3月法部的法官考试，合格者仅18人，最后录用了32名，这个人数只够省城各级审判厅之用。以至于广西巡抚感叹:“无才之困难，将有较无款而更甚者。”[6](P903)

其次是资金的缺乏及官僚内部权利斗争的影响。清末刑事司法改革虽然引入了西方先进的诉讼制度，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影响，使得改革者不得不在某些制度设计上作出妥协和让步。因而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是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民主与专治相互斗争的结果，是相互妥协的产物。参与制定改革方案的各个利益集团大都各谋私利，它的改革方案几乎是皇族统治者和汉族地主阶级企图保存、扩大自己势力的尝试。在《刑事民事诉讼法》中陪审制度就因为受到多方反对而以失败告终，而1907年的部院之争则是新旧司法体制的直接交锋。改革之前“外省刑案，统由刑部复核。不会法者，院寺无由过问⋯”，[7](P1372)而改革的结果，似乎是两者的职责进行了交换，大理院成为最高审判机关，法部则成为监督机关。为此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辩，最终以双方的妥协告终。资金的匮乏也是失败的关键因素，中央在建立审判厅最初时，就曾让地方政府筹办资金，为解决资金匮乏清政府曾被迫向外国财政借款。资金的匮乏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引起了各方面矛盾的激发，最终导致清朝政府的灭亡。

然而清朝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其政治体制的腐败落后。司法的现代化是以社会发展为基础的，很难想象在封建专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追求司法独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导致了清末司法官员的任免制度、管理制度与传统司法体制下的相关制度毫无差别，司法官员的不独立不可能使得司法体制的真正独立。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互动的，但政治改良却应当是其前提条件。虽然清末政府也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方案，但是却受到了层层阻力，最终未能够成功。

三、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启示

清末法制变革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解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启动过程。说其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是因为清末法制改革是个全方位的法律移植过程，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原则和法律理念的过程。同时在这种法制改革中仍然有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续和沿袭，为中国法律近现代化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没有如统治阶级所愿挽救清政府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在结果上却不幸符合了现代化的潮流，因为他们无意地‘破坏’了旧体制，客观上为创立新体制提供了理由”，[8](P3)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清末修律，形成了仿效日、德的审判独立、控审分离、警检一体化的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这种刑事司法体制为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所继承。并且，“民国成立，法制未定，元年三月一十一日，司法部呈请临时政府将前清制定法律及草案，以命令公布遵行”[9](P992)因此，《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院编制法》等几部法律，经必要的删除修正，一直被国民党政府沿用。直到1928年时，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才制定颁行，而在其中仍能看到清末修律确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子。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清末刑事诉讼法的修汀，使刑事诉讼法摆脱了多年来依附于刑法的工具法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结束了司法与行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古代司法传统，把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刑事诉讼模式首次引进中国。它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开创了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新纪元。

通过对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考察，首先，我们认识到司法制度的变革必须以政治体制的变革为基础，政体不变，则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制度的变革。因此，随着我国目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加深，也会遇到诸如行政权利干扰等种种阻力，要想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根本之道主要在于改革我们的权力机构，使司法既独立又受到权力和社会的监督和制约。司法体制的改革应追求司法中立的法治价值，即司法权与行政权保持中立、司法权和立法权保持中立、司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在官和民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双方之间保持中立。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司法体制本身，而且牵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变革，如党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的合理分立、行政职能按法治要求的转换、社会主体诉讼观念的变革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深化司法机关内部的体制改革；另外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的改革，以此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寻求制度上的保障。

其次，重义务、轻权利，是中国的传统法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意识是根本不曾存在的。刑事诉讼制度更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权威为根本的，司法不过是刑讯威吓的代名词。民众仍然普遍持有轻法厌讼、甘心服从等级权力的思想观，而毫无权利意识，也没有产生对权利的需求。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所模仿的新型诉讼制度，则强调法律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和对国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思想基础的缺乏，使得强行引进的那一套诉讼制度“像油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始终没有与中国社会水乳交融”，[10]在中国社会起作用的，仍然是沿用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一点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现代化改革也是至关重要的。现代化的刑事诉讼制度，它需要刚性的制度、正当的程序、完善的司法机构，这些制度层面的东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通过一场法律变革即可完成。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民主的政体、权利观念的形成以及与法律相适应的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这却是极其艰难的，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最后，清末刑事司法改革采用的是全面移植大陆法系的做法，虽然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和为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的，然而这种做法确实也吸收了大陆法系优秀的法律制度，其对以后的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此中国的法律制度是以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为基础。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主要借鉴和吸收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但是仍应意识到我国是以大陆法系为根本，需要在继续吸收学陆法系的优良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英美法系的优秀刑事诉讼制度。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必须具有两种参照，国内的和国际的，即法治既要合理地割断自身历史又要合理地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神；既要按照世界上法治化的有益经验安排我们的法治，又要在中国国情下具有独创性和建构性”。[11](P456)只有理性的吸收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取得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成功。总之，在当今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应当从清末司法制度变革中学习经验和教训，在继承中国优秀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有利于保护人权的司法制度，走自己的法律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4]尤志安.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张晋藩.中国近代与法制文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光绪朝.东华录[M].

[5]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清史稿[M]·志一百十九，刑法三.

[8][美]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1800年至今的历史回顾[M].廖七一，周欲波，靳海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9]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0]潘大松.中国近代以来法律文化发展考察[J].社会学研究，1989，(2):63-64.

[11]韩秀桃.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