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讯逼供的成因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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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讯逼供是一种暴力取证的方法,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被我国政府明文禁止。当今，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刑事司法公正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司法文明已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但刑讯逼供现象仍屡屡发生。本文拟对刑讯逼供原因作粗浅的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关键词:刑讯逼供成因对策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长期以来，禁而不止，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泛滥成灾。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主体是从事侦察、检察、审判和监管工作且具有审讯职能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采取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主观上为故意，即明知刑讯逼供违法而故意为之；侵犯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本文拟从刑讯逼供的原因入手阐述遏制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

（一）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许多封建思想、封建意识的糟粕至今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第一，“罪从供定”的封建社会证据制度。“罪从供定”的产生是由于在封建时代科学极不发达，司法官吏没有可靠的手段去获取能够证明犯罪的客观证据。每当被告人拒不认罪之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刑讯逼供，即：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使被告人自认有罪。只要被告人做了招供，便不问其真假，一概作为定案和处罚的证据。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确认了“罪从供定”的原则。第二，封建社会的合法审讯制度——刑讯。即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进行审讯的方法。我国封建社会专制时期的刑讯制度不仅可以用于讯问当事人，而且还可以用于讯问证人。作为封建社会的合法审讯制度—刑讯，是刑讯逼供在司法活动中普遍存在、使用的根本原因。第三，封建社会时期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在“纠问式”诉讼制度下产生的“有罪推定”观念，司法机关依其职权，对怀疑可能有某种犯罪事实存在的人，就可以主动追究，主动进行搜查、审讯。在这种制度下，被告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诉讼权利可言，唯一能享受的到的“权利”就是接受拷问，既刑讯逼供。拷问使得“疑罪”常常作有罪处理，无罪也常常被屈打成招。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

（二）制度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力,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况下。该法第93条又有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规定，这些规定都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三）客观原因。司法活动是一项高成本的活动，从我国当前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整体水平来看，能够给予司法机关配置的资源相对偏低，使得侦查取证技术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司法机关缺乏先进侦查技术,无法适应打击当前趋向于专业化、智能化的犯罪活动。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刑讯被看作是迅速突破案件、推进诉讼进程的有效手段。

（四）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完善。在刑事诉讼中，没有建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它方法收集证据，但对非法收据的证据是否排除法律未作规定。因此，即使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查证属实，依然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五）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在我国，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人权保障是排在第二位的“重要任务”。主要表现有：一是在刑讯逼供中，对其进行肉体和精神折磨，看成是“罪有应得”的观念。二是重刑主义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刑事立法中刑罚结构表现出重惩罚趋向，忽视了犯罪嫌疑人也具有的合法权利。三是对于刑讯逼供行为，社会和司法就给予了较多的宽容，人们以刑讯逼供者的动机纯良、方法不当而加以容忍。

（六）监督不到位，处罚起不到震慑作用，刑讯逼供事后举证难。首先，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过程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的状态之下。其次，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对刑讯逼供行为却很少查处，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足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第三，犯罪嫌疑人难以举出自己受到刑讯逼供的证据，因为受到刑讯逼供的人往往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审讯单独进行，外人无从知晓，即使有外伤、时间拖长一点也就愈合了。除非致人死亡或重伤等无法掩饰的情况，刑讯逼供一般都“很难查证”。

二、减少刑讯逼供发生的几点对策

（一）赋予嫌疑人沉默权。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手段同等原则要求赋予程序中的弱者被追诉者最起码的自我保护和防卫手段。所以,联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国家的刑诉讼法中都规定了被追诉者对抗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在法院判决之前,任何机关无权判定被告有罪。但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利。法律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自愿供述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强迫嫌疑人供述，从而使刑讯逼供丧失了法律上的依据和现实的合理性。司法机关在讯问前应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以及权利被侵犯的申诉途径，当嫌疑人对所提出的问题不予回答时，司法人员应尊重其沉默权。其实，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保护其合法权益，避免自证其罪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这也是西方法制国家实行“无罪推定”的典型体现。我国从没有在法律上确认沉默权，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推定”原则，故而使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事件屡屡发生。

（二）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沉默却又不希望被追诉者保持沉默,最佳选择就是给被诉者以正确的利益诱导:如被追诉者放弃沉默,如实述其罪行,将获得检察官的撤消指控、降格起诉或者法官提出的减轻刑罚的建议,而且一般会得到法官尊重和认可，真正做到坦白从宽。沉默权和辩诉交易制度是相互契合的,忽视任何一个都不能使另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三）改变司法人员的思维模式，加大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中国古代诉讼中一直采用有罪推定原则,即在司法审判前就把犯罪嫌疑人推定为有罪。有罪推定虽是封建时代、落后的、已被现代社会抛弃的理论观点，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我国少数司法人员中尚存在这种思维。要制止刑讯逼供，司法人员必须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式，每一步认知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要遵循先有证据后有结论，不能围绕结论去收集证据的原则。此外，应该加大对司法活动的资金投入，利用高科技提高侦查取证水平。树立以科技情报信息为主导的警务工作观念，建立和强化刑事科技情报信息网络系统，建立完善提取各种实物证据和情报信息收集传递的新机制；运用网络监控、排查和追捕技术、国际刑事侦查互助等高科技手段；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系统，为打击在公共场犯罪的侦查取证提供强大的科技平台；增加基层一线人员力量，配备适合侦查破案的刑侦取证器材如：适合侦查员使用，可以进行拍照、录音、录入资料，无线上网进行查询的小型手持电脑系统，全面强化取证意识，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增加侦查手段里面的科技含量，对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大有裨益。

（四）加强监督和制约。权力一旦失去监督或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现行的司法讯问阶段基本上由司法人员控制，其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导致刑讯逼供发生的重要因素。加强监督和制约首先是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纪检、监察、督察、法制等职能监督部门要密切配合，建立畅通的投诉渠道，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专项检查，进行明察暗访，特别要要深入基层的讯问场所，对讯问活动进行临场实时监督。同时加强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司法机关应主动接受司法机关以外的政党、国家权利机关、国家行政机关、人民政协、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监督；接受社会的监督，即各界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批评、建议、检举、申诉、控告、来信、来访的监督；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进行曝光、批评以起到监督目的。

（五）应确立彻底的非法证据除外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查证属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仅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加以一定的限制，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之外的书证、物证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拒绝使用，因而我国在证据制度上采取的是有限的非法证据除外规则。由于立法者在对待非法证据上的不彻底性，在立法上就留下了一个缺口。这势必会造成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寻找言辞证据之外的证据，把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作为寻找物证和书证的桥梁。这就等于以立法形式告知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但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使用的，因而司法人员要获得言辞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势必会把刑讯逼供作为发现其他证据的一种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刑讯逼供的发生。因此要废除刑讯逼供，需要在立法上移植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对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言辞证据还是实物证据，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六）实行悬案搁置制度。任何一个社会，无论科技如何发达,都会有破不了的疑难案件,但许多人却不愿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在刑事案件发生后，尤其是大案要案发生后，上级机关或有关领导往往要求司法机关限期破案。因为领导们相信案件都是能侦破的，所以他们往往会给司法机关下指标、定任务。但由于人类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以及刑事案件发生的独特性，决定了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而破不了的案件往往是领导批办的案件，这样司法机关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就不可能按正常程序去办案，势必会发生刑讯逼供的现象。要遏制刑讯逼供首先要改变人们的认识，要承认有一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疑罪在古今中外都会存在，关键是对疑难案件采取一种客观态度，不要对司法机关施以压力，让司法机关按正常程序去查证犯罪。对一定时期内侦破不了的案件，应实行疑罪搁置原则。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刑讯逼供不仅我国存在，世界各国普遍都存在，都在寻求适合本国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任何事物和想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刑讯逼供亦是如此，遏制刑讯逼供，需要司法改革，更需要社会改革，在不具有激烈变革的情况下，司法改革注定是渐进的和不彻底的。笔者在本文中浅析了刑讯逼供发生的原因、对策及措施，而这些都是理论上的探讨，真正在实践中还需要司法工作者具体的运用制度和法律来解决，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着难。所以，对于刑讯逼供问题的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事在人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的进行法制改革，严格的按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办事，那真正司法公正的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

参考文献：

[1]扬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余方巍、伊宪亮：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几点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5年02期。

[3]任永春：刑事诉讼中公安侦查阶段刑讯逼供成因及遏制对策；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

[4]潘长文；论刑讯逼供成因、危害及其程序遏制；四川大学；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