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事件证人保护管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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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法律对证人保护缺乏预防性措施。无论是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大多规定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仅限于事后处置，只有在证人受到打击报复并产生一定后果后才能启动保护程序，忽视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致使证人拒证现象愈演愈烈，制约了刑事证人制度的功效。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证人保护制度不仅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关键词]：证人保护制度缺陷制度构想

证人证言是人类司法活动中使用最早也是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证人作证对于保证案件事实的认定和程序的公正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司法实践在证人不作证的现象非常严重，理论界对证人作证的立法规定也诸多指摘。造成证人拒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证人履行义务？如何保障证人的权利？如何使中国的证人制度摆脱困境和尴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在诉讼理论上对证人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在实践调查中的基础上对证人制度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甚至对以公正和效率为目标的整个诉认程序进行公思[1]。

一、设立证人保护制度的重要性：

（1）、设立证人保护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实现公正、文明、高效目标的必然选择。它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只有对各种措施综合运用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既是证人自身安全保障的需要,也是国家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更是公民宪法权利得到保障的具体体现。它对于维护证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有效地发现和打击犯罪,进而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证人保护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存在对证人的恐吓、伤害行为,这种行为使证人面临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威胁,它严重影响着刑事司法的正常运作。因此,只有对恐吓证人的特点加以具体研究,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使证人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我国现有法律关于证人的保护从实体到程序上都有所规定,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并不能对危害证人的消极因素进行有效控制。

（2）、证人保护制度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证人保护制度对于促进证人作证，进而提高刑事指控的成功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证人保护是维护证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证人参加刑事诉讼，并不是因为与诉讼有利益关系，而是与法院形成一种法律关系。在履行义务后，法院也应该履行对证人保护义务。丹宁勋爵曾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作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能指望证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言吗？”其次，证人保护是对打击报复证人行为的一种遏制，是防止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伤害的必要手段。其三证人作证是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作证法律关系是证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法律理应保护证人的安全。证人保护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作证证人的基本权利，促进证人制度良性循环。

二、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据一些专家学者统计的调查资料显示，全国各地法院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高的不超过10%，低的不足1%。2008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以《一证人作证后遭报复四处流亡证人安全谁来保护？》为题对两年前肖敬明在浙江宁波为一起刑事案件作证后，屡遭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举家流亡进行了报道的案例。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法律未能对证人出庭作证建立真正的保护机制，使得证人产生厌讼、畏讼心理，不敢出庭或不愿出庭作证，从而导致控辩式诉讼模式流于形式。由于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是基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被诉，其结果将关系到重大人身利益甚至生命，被告人对不利于已的证人实施报复行为的可能性比民事诉讼更大，特别是在控方证人的证言不利于被告人的时候，极易引发被告人对证人的仇恨，从而对证人进行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一方面是对人身安全的需求，一方面是对司法正义的要求。因此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也应保障证人的安全，尤其是证人及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样证人才能放心地作证。

在我国法律法规对于证人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如《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我国《刑法》30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条也规定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处罚方式和力度。与实体相比，诉讼法的规定相对详细。《刑事诉讼法》第43条强调，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第49条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该法第56、第57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证人作证。第8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上述法律条款构成了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从程序法到实体法的规范体系。确定了证人保护的范围、保护主体、保护内容、处罚措施。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保护主体过于笼统，没有明确责任。《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相提并论，没有具体分工到位。“大家负责”成为“无人负责”，这种指派责任的方式或导致资源浪费，或造成相互推诿。保护证人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无论是审前保护，如为证人提供安全隐蔽场所、住所迁移，还是审后保护，为证人改变身份、住址等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没有专门经费保障的情况下，很难期望上述三个部门会真正关注、执行证人保护计划。

其二是在证人保护范围上不同法律立法还存在矛盾，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保护仅限于证人本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护范围是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这两者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也使得作为刑事法的《刑法》和作为行政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脱节。这必然会使那些对证人近亲属打击报复的行为逃脱应有的惩罚，或者惩罚力度不够。此外，现行法律过于注重对人身安全的保护，却忽视对财产、名誉、心理方面的保护，这也是一个漏洞。

其三保护手段和措施有限，主要限于对证人遭受打击报复后的事后补救，缺乏预防性保护。审判是一个系统工程，证人无论在审前、审中或审后均有可能遭到威胁、报复，而仅注重事后保护无法彻底消除证人的恐惧，没有预防性的保护措施，等到证人已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再获得法律救济，这一矫正正义也非其所愿。

上述问题表明，零散的证人保护规定不仅造成法律体系本身的矛盾，还会使证人陷入求助无门的境地，也无法鼓励普通公民的作证。一个运作良好的证人保护制度至少应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证人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和关怀，而不是作为达到诉讼目的的一个工具；第二证人的安全受到必要的合理的保护，使证人具有安全感；第三证人保护机构各司其职，卓有成效，能够最大限度地预防危害证人的事件；第四，社会群体对于证人保护制度的状况感到基本满意，愿意为诉讼程序服务。

三、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构想

为了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促进证人作证，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借鉴国外和地区关于证人保护制度基础上，立足我国现实情况，合理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人保护制度势在必行。下面就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1）、设置专门证人保护机构，明确职责。我国目前证人保护任务赋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极易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相互推诿的现象。证人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证人保护工作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地开展。因此有必要建立政府领导下的证人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可设立在公安机关，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装备，形成一支专门负责证人保护工作的队伍，综合协调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证人保护工作，并特别注重审前和审后的保护工作。为提高保护者执行的责任感，对于证人保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公安司法机关执行人员在证人保护方面的失职、渎职行为，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

（2）、扩大证人保护对象及范围。证人的保护的范围不宜过窄，不仅保护证人本人而且应当包括其近亲属；但也宜过宽，保护范围过宽会加大我国司法活动成本上升，加重证人保护制度所承载的社会负担。因此，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适当地界定证人保护的对象和范围。第一证人保护的对象可限定在证人及其近亲属和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具体包括配偶、直系血亲、二等内旁系血亲和姻亲，与证人订有婚约或者在身份或生活上与证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其他人。此外，对于告发、检举者，即使没有在以后的程序中成为证人但如果确有保护必要的，也可以与证人享受同等的保护。第二证人保护的范围不仅限于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同样应包括名誉权和财产权。

（3）、证人保护启动程序条件和要求。证人保护，采取以证人申请为主，证人保护委员会主动介入为辅的启动程序。证人无论从何种渠道得知其权利可能或已经受到侵害，可以向证人权利保护委员会申请启动保护程序，保护委员会经过审查，并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一般性的保护措施由证人权利保护委员会决定，通知相关部门执行。特殊的保护措施，应经过证人权利保护委员会负责人研究决定，以将有限的资源用到必要的保护上。证人及其近亲属提出证人保护申请，应以书面方式提出，内容包括证人姓名、住址、作证案由、作证事项、请求保护理由、请求保护方式等，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先行口头提出，事后补交书面申请。

（4）、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2]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直接言词”原则，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5)、完善保护手段和措施。证人保护制度应当贯穿于整个刑事程序中，无论是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直至案件完结之后，证人保护制度都在运行。具体的保护手段和措施直接关系到证人保护的效果。[3]根据涉及案件性质和保护证人的需要，可以将保护措施分为一般保护措施以及特殊保护措施。一般保护措施分为：1、落实保密制度。当代犯罪呈现科技化、信息化、暴力化、有组织化趋势，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也日益增强，他们企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妨碍证人作证，从而达到逃避法律惩罚的目的。证人在接受调查取证时，最担心的也就是自己的身份和住址被暴露或者公开的问题。因此，审判前做好对证人身份和地址的保密工作就十分重要。具体的可以采取变通住址登记、隐瞒真实身份的做法；2、对证人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证人保护，在一定程序上就是保护案件信息源，保护证人通过感知了解到的关于案件的信息不受干扰。对证人感知案件信息有可能造成干扰的情形主要有：新闻媒体的关注报道、来自犯罪嫌疑人方面的说情、暗示、恐吓。为保护证人的信息源不受干扰，可以考虑对证人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并且尽快对其调查取证；3、建立证人回访制度。对履行了主要作证义务或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有可能受到侵害的证人，证人保护委员会要实行定期回访，一方面给证人以安全感受，另一方面也让周围群众感受到证人保护部门确实在履行证人保护义务，从而达到震慑犯罪，防止证人人身及其他权利受到侵害目的。特殊保护措施分为：1、是为重点危险证人实行贴身保护和作证后保护制度。特别是对贩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恶势力犯罪等案件，必要时可由公安机关派出专门警力24小时保护，贴身保护期间，除非获得证人保护机构准许，证人不得离开指定地点；证人保护机构对作证后的特殊证人应进行一系列的身份更换、工作安排、居住安排、生活保障等后续工作，使证人的利益得到真正保障；2、是建立易受伤害证人的保护程序。可以借鉴英美等国家的经验，大力推行证人服务制度。旨在为这些易受伤害的证人提供关于程序指引、心理辅导和作证援助的服务，让证人克服障碍坦然作证。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变形、变声，采用现代化双向视听传输技术，保护儿童证人、因恐惧而易受伤害证人等特殊证人的身心健康。当需要恐惧证人通过电视线路作证时，证人、检察官可以向法官申请，法官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动议，批准恐惧证人通过现场电视线路接受盘问。与此同时，还可以建立证人人身财产的保险制度。证人因对案件作证人身遭到侵害或者是财产受到损失的应当给予经济补偿，但仅依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和国家的补偿，不一定能保障证人得到及时和完全的赔偿。可以建立一种证人保险制度，由保险公司作为国家赔偿的一种辅助手段。具体操作可以参加人身意外伤害险的方式进行，对于证人认为其人身财产有可能遭受作证所带来的侵害时，他可以向证人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请，由国家为其提供保险。

四、结语

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既是证人自身安全保障的需要,也是国家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更是公民宪法权利得到保障的具体体现。它对于维护证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证人出庭作证,有效地发现和打击犯罪,进而维护司法权威。法律的公正不在于个案的极端正义，而在于诉讼程序上的充分救济，一个缺乏程序正义或者说丧失诉讼权利的裁判必然是一个不公正的裁判。对证人实施保护主要基于证人这一特定身份所遭致的特殊风险而需要国家积极介入。为了鼓励证人积极履行作证义务和保证证人的合法权利，也为了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我国有必要构建一个以事前和事中保护为主，事后保护为辅的证人保护制度。刑事诉讼的正义制度离开证人作证是无法实现的，最大限度地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正义成本的必然要求，因此，构建一套切实有效地可持续性地保护证人及其亲属安全的法律规制是社会一般正义的必然要求。让我们期待我国证人安全保护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家弘.证人制度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P65

[2]陈光中.诉讼法学新探.[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P15

[3]牟军.证人拒证行为的刑事立法及对策探讨.[J].现代法学.2000.(3)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