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事诉讼中的检法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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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当前的检法关系中，检察机关的权力相对来说过大。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这种不合理的检法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的司法问题。影响了控审分离、法官中立与司法的终结性，从而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位我国当前的检法关系。本文尝试从分析刑事诉讼中的检法冲突问题来管中窥豹，以提供借鉴。司法改革的制度，司法人员的理念，检法冲突的解决机制等等还有许多方面等待完善和补充。

关键词：检法冲突;检法关系;司法改革

检察机关和法院机关是我国的司法部门，这两个部门的关系影响着我国的司法环境，这两个部门本有关互相配合、互相协调，而现在，检法冲突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检法冲突已经到了让人不得不正面审视得地步。

一、我国检法关系的现状

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对检法关系的定位不合理，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过大，这也导致了实践中我国检法关系的畸形发展。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检法关系的定位

1．以配合为主的检法关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但是检察院与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却具有完全相同的任务：“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与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诉讼活动方式，如三机关都有权收集证据等等。在《刑事诉讼法》中类似这样要求检法机关共同遵守的规定多达20余条。如此，检察院与法院之间的法定职能分工不可能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他们之间的“分工负责”与“互相制约”经常被其“互相配合”所代替，形成了检察院与法院之间以配合为主的关系。

2．检察院凌驾于法院之上

《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确立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赋予了检察院法律监督权。这决定了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与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因此，检察院所行使的权力不仅十分重要，甚至还略高于法院所行使的审判权。再加上检察院还拥有侦查职能、公诉职能，这就导致检察权大于审判权，因而必然会导致检察院凌驾于法院之上。

（二）当前中国检法冲突的表现

1．关于司法解释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拥有法律解释权,在学界,要求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解释权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人提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并不具有法律依据。因为，最高人民法院获得法律解释权的法律依据是1979年7月l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该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同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却没有赋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权,是《决议》赋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解释权。从法律依据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来自于全国人大的直接法律授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权来自于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权的一个转授权。[1]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955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明确了立法解释权专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权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虽然1981年决议几乎包括了1955年决议的全部内容，但有人认为1981年决议并未规定由其取代l955年决议或l955年决议失效。这是明显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阐述。

由于我国立法存在界限不清，规定不细，时常需要补充的特点,而立法机构又极少进行解释工作,才出现了大量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发生分歧成为必然。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人民检察院是控诉和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的检察权到底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至今一直受到质疑,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的检察解释居然可以对抗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审判解释,有公诉权干扰司法权的嫌疑,这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对司法公正也有隐患。[2]不同机关对同一法律作不同的解释,背后可能隐藏着各自的部门利益。它们往往会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解释法律,进一步加剧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破坏法制的统一和司法公正。有学者直接指责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刑法司法解释是检察权对审判权的介入。[3]当然，也有支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声音。

2．关于司法审查

这方面的检法冲突集中反映在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持何看法。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行使控诉职能,均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心太软”,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常常流于形式。[4]还有学者就司法审查的核心问题——批准逮捕，提出检察机关不应该行使这项权力。他认为，公民采取逮捕这种强制措施直接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和诉讼进程,并关系到诉讼的目的能否公正实现,因此,批准逮捕的权力在本质上是司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由司法机关来行使。在我国,也应当由法院这种司法机关来行使,而不是由检察机关来行使。主要理由是如果由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将会打破诉讼中的控辩平等,使得辩护一方的诉讼地位呈客体化趋势,程序的正当性也因此而会受到损伤,而由法院行使批捕权则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5]而这种说法也遭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如果批捕权由法院来行使,会降低侦查工作的效率,贻误侦查工作时机。因此,我国批捕权由检察机关来行使的现状不容改变。相对温和的不同意见是并不认为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与法院或其它任使批捕权相比,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更为适当,因此不失为最优化的权力配置。他建议在没有设立预审法官的情况下,批捕权应当统一交由检察机关行使，同时通过立法赋予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诉对检察捕权进行审查裁定的权力,以防止批捕权的不当行使。[6]总的来说，我国学者提出在侦查程序中构建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控制机制,建立“程序性裁判”制度,使侦查程序中所有的重大限制人身权利和自由的行为都纳入司法审查和诉讼的轨道，这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检法两家谁为主导。在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中,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是检察机关,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措施最主要是指立案监督。陈兴良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引入法院的司法审查程序尚有一定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将目前公安机关享有的立案权、撤案权以及采取拘留、扣押、搜查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权力赋予检察机关,从而形成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有效控制,是较为可行的方法。[7]

二、当前我国检法关系的弊端

当前我国这种不合理的检法关系导致了一系列的弊端，这些弊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法互相配合违背了刑事诉讼的本质

在现代刑事诉讼法中，控审分离原则是调整检、法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强调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之间的分权制衡，一方面控诉职能要受到审判职能的制约。由于控诉职能本身并不具有实体裁判性和终结性，控诉职能对犯罪的纠举，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查，才能最终加以认定；如果法官经过审判，发现检察院的控诉不能成立时，可以判决否定检察院的指控；另一方面审判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控诉职能，首先，在审判程序的启动上，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没有检察院提起控诉，法院不能展开审判，即所谓“没有公诉人，就没有法官”；其次，审判职能的活动范围也受制于控诉职能，遵行诉审同一原则，法院的审判对象必须同检察院起诉指控的对象保持同一，法院不能超出检察院起诉指控的被告人和罪行而作出裁判。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5条（调查范围）第一款明确规定：“法院的调查与裁判，只能延伸到起诉书中写明的行为和以诉讼指控的人员。”

控审分离原则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精神和实质——以程序制约权力，即通过程序机制的设置来确保国家追究犯罪的活动按照公正的程序轨道进行，防止国家滥用刑事追究权、侵犯国民人权。现代法治国家之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控审分离原则，就是基于应当由两个相互独立的司法机构审查是否判决有罪的分权制衡思想。国家在法院之外设立检察院来行使控诉权，就是为了防止作为裁判者的法院集审判与控诉职能于一身，重演封建纠问式模式下，法官自诉自审、严重侵犯被告人人权的历史；而另一方面，国家之所以在设立了警察机关和检察院追究犯罪的情况下，还要设立法院来对警察机关和检察院的追究活动进行审查，其目的正是通过一个相对中立的司法审查机构的设置，来对警察机关和检察院前一阶段工作效果进行审核，防止警察机关和检察院进行不公正的追诉。可见，控审关系或者说检法关系本质上应当是一种制约关系，强调检法之间的互相配合、通力合作，共同打击犯罪，无疑将破坏这一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权力失去制约，并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构成重大威胁。

（二）检、法互相制约背离了审判中心主义

“权力分工一旦形成之后,由于权力的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决定了任何权力一旦不受制约,便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所以/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虽然检、法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制约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检、法之间制约的平等性。从国外通行的诉讼理论来看，虽然强调检、法分权制衡，但这是有前提的，即不能违背审判中心主义。根据社会冲突理论，在社会冲突不能自行消饵的情况下，一定权威的存在是解决冲突的基本前提。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社会冲突解决机制，也是围绕一定的诉讼权威而结构和运作的。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由于承担着终结性的裁判职能而毫无争议地成为权威的冲突解决者。作为诉讼的权威解决者，法官处于整个诉讼程序的中心地位，一切案件纠纷只能由法官作出权威性判决；当事人必须尊重法官的判决，即使对判决结果不服，也不能自行撤销或变更，而只能通过司法救济程序提出请求，由法官的法官（上诉法官或再审法官）进行审查后作出判决，这就是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目的之一是维护法官的司法权威。史蒂文.鲁贝特教授在《司法制约与司法独立》一文中指出：在法官滥用职权、行为有损尊严、存在偏见或不审而判，玩忽职守、无视法律等情况下，要求其承担责任，很明显几乎不会对其独立性造成任何威胁。但在有些情况下，对法官进行惩戒，可能会危及到审判独立，其中最重要的威胁就是根据法官裁判的内容对其进行制裁。尤其是法官善意地将法律适用于疑难案件，但作出的裁判具有争议或不合公众口味，甚至错误时，对法官施加制裁或可能施加制裁，必然导致法官变得胆小谨慎，因为担忧和疑虑使得他们宁愿选择安全的方式而不是裁判的正确。[9]

根据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控诉职能与审判职能之间虽然是一种分权制衡关系，但是，检察院对法院的制约和法院对检察院的制约，在性质和效力上是不同的，表现在：法院对检察院的制约是一种实体性制约，法院因为对检察院的控诉拥有最终裁判权而处于制约关系的上位；相反，检察院对法院的制约则是一种程序性制约，检察院只有控诉请求权或曰程序启动权，而无对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一方面检察院只能就案件提起控诉，请求法院作出裁判，而不能就案件结果直接作出判决；另一方面检察院虽然可以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不服，得提起抗诉，但是检察院并不能直接否定、撤消法院的判决，检察院的抗诉，仍然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对于检察院的抗诉，如果法院认为不成立的，仍然可以判决驳回，因此，决定判决命运的仍然是法院自己。可见检察院对法院的制约，与法院对检察院的制约，在性质上和效力上都是不同的。检、法制约虽是一种双向制约，但却不是一种等位制约，在这一制约关系中，法院明显处于上位，检察院则居于下位。因此，检、法之间是虽然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检察院对法院的制约是一种有限制约，是一种在不违背审判中心主义的前提下的制约。

反观我国的检、法关系，根据配合制约原则的要求，检察院与法院之间是一种双向制约关系，而且在这一双向制约关系之中，检察院处于上位。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对法院进行法律监督，由于监督关系本身是一种上位对下位的关系，这就使得检察院可以在诉讼中居高临下地监督、制约法院。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对此人民法院必须立即纠正。这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法院的具体形式，它实际上是赋予了人民检察院指挥法院的权力，为人民检察院干预法院司法提供了借口。这明显背离了审判中立主义的要求，无疑将严重破坏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

三、对我国检法冲突的化解

通过以上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以统一、全方位的司法体制改革理顺检法关系

近年来，公正司法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司法改革亦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法学界各个学科领域都乐此不疲，献计献策。与此相呼应，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也在不断地开展司法工作的方法、制度和理论创新，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10月20日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年2月15日颁布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但是，综观这些改革举措，“一个明显的缺陷是，由于改革措施大多由不同的司法机关推出，因而难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一个全方位的考虑。更因为相关机构囿于自身权限，难以对不同权力——例如法院与人大、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提出构想，造成盲人摸象式的混乱局面，甚至导致旧弊未除，新弊复生的结果。”[10]

事实也表明，这场最初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后于九十年中后期演化成全国性的轰轰热热的司法改革活动，虽在解决司法机关自身某些突出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深层次上涉及体制调整的问题却鲜有贡献，司法活动中的检法冲突不断升级。因此，司法改革的核心应当是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重新配置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各主体的权力，合理界定司法机关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范围及相互关系，包括司法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司法与立法机关（含地方各级人大）的权力关系、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各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11]这也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提出的“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唯有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减少检法冲突，降低检法冲突的负面作用。

（二）应当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注重司法人员的法理念建设

观念性冲突是检法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又是导致检法利益性冲突、权力性冲突等冲突的深层次动因，因此，推进司法改革，必须重视司法队伍建设，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培养现代司法理念。

最初的司法改革活动，带有自发性质，是由司法机关自我摸索与实践的，且是在各自部门内实施，改革的内容主要着眼于各自的制度建设，对于司法职业的同质化问题以及司法人员的法观念问题并未提上日程。比如，在审判、检察、律师三个制度及行业中，本是为同样的法律适用而分工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却分别依据不同的选任条件，通过各自的资格考试上岗。职业准入门槛的高低不一，是导致司法活动中包括检法在内的不同角色地位冲突的原因之一。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以及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司法的新要求，司法职业非一体化的弊端日益凸现。因此，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实现司法职业同质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是解决、减少检法观念性冲突的最终途径。按照学者们的理解，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由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这一群体由于具有一致的法律知识背景、职业训练方法、思维习惯以及职业利益，从而使得群体成员在思想上结合起来，形成其特有的职业思维模式、推理方式及辨析技术，通过共同的法律话语使他们彼此间得以沟通，通过共享共同体的意义和规范，成员间在职业伦理准则上达成共识。[12]2002年建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已经成为构建这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新的发端，也有利于检、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法观念的融通以及检法关系的和谐发展。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注重司法人员的法理念建设，必将提高司法的品位、水平，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取向。

(三）应当健全、完善检法冲突的解决机制

检法职权、检法关系法定化，有助于从制度层面上减少检法冲突，但是，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在“两大司法机关格局”的司法体制下，在社会转型和司法变革的历史时期，检法冲突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必须注重冲突解决机制的建设。

根据社会冲突理论，在社会冲突不能自行消弭的情况下，一定权威的存在是解决冲突的的基本前提。据此，对于检法冲突的解决机制的建设，有二个思路，一是要着眼于“自行消弭”，二是要“确立权威”。从冲突“自行消弭”的机制上看，就是检法之间要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协调和决策制度，就冲突问题及时进行充分地讨论、协商、努力寻求共识，弥合分歧。事实上，检法之间的这一协调机制，不论是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都始终存在，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建立了工作协商制度，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及其业务部门建立起各种形式的“三长联席会议”制度。检法之间的这种协调机制，不但可以弥合检法冲突，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有效地抑制、减少冲突。检法之间的协调机制，是在相互尊重对方职权的前提下的一种冲突解决机制，具有制度创新的意义，可在进一步总结和规范的基础上上升为正式制度。

检法冲突的解决机制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分案设计是“确定权威”，这里的“权威”既包括“机构权威”，也包括“权力权威”。就前者而言，在我国宪政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无疑是最为合适充当解决检法冲突的机构。比如，对于检法冲突解释如何处理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立法法》第43条也规定了“两高”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就后者而言，所谓通过“确立权力权威”来解决检法冲突，主要是指根据检法职权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区分控诉权、审判权和审判监督权，赋予不同职权以不同效力层次，当两种权力发生冲突时，按照上位权优于下权的原则解决权力冲突。比如，控诉权对审判权具有程序制约作用，法院不得超出指控的事实范围进行审判，此时控诉权与审判权相比，是上位权；而由于法院对检察院的指控拥有最终裁判权，从而在实体上裁判权优于作为程序请求权的控诉权而成为上位权。又比如，对于审判监督权与审判权，前者属于程序启动权，后者属于实体裁决权，分别在不同权力领域中处于上位权。当然，“确立权力权威”原则用来解决检法之间权力冲突，其前提必须是设立具体的权力评判规则。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检察院的司法机关色彩应当逐渐弱化，法律监督权应当逐渐取消，在诉讼领域中维护法律统一实施的使命应当由法院自身的改革加以完成，应当确立法院的中心地位。而这些正是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检法关系的体现。很明显，这一变革将会使法官中立与司法终结性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强化并消除原来作为监督者的检察院无人监督而滥用权力这一后顾之忧！

结语

中国的检法关系今后究竟如何，我们对此难以做出全面的估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但要建立统一的司法改革体系，统一的改革部门，还应当在政治、文化等司法的基础上加以统一。在此基础上构件法律职业共同体，加强司法人员的法理念建设，并健全和完善检法冲突的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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