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司法权威缺失的因素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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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前法院收案数逐年上升，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2004年为5060184件，2005年为5139888件，2006年为5188858件2，每年都显增长趋势。有人据此认定群众对法院的认同感在增强，司法权威处于上升状态。笔者以为，全国法院的收案数逐年上升，只能说明需要司法调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与司法权威没有直接联系，正像医院的病人增多，只能说明民众健康水平下降，病人增多，而说明不了医生的医术高明一样。

一、我国司法权威的现状

权威一词，词典的定义是“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与威望”。威望产生认同，力量产生服从，就是对权威决定的自觉服从并切实履行。根据这一定义，笔者以为，司法权威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司法裁决应当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服从，二是做出裁决的司法机关强大有力，司法人员具有崇高的威望，受到社会普遍尊重与信任。然而，我国司法权威这两个要素都缺失。不仅司法裁决得不到认同或服从，而且司法机关弱小无力，司法人员不被尊重，人身与职业没有保障，与司法权威的要求相差甚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1、司法裁判不被认同，涉诉信访案件居高不下。据统计自2005年至2007年3年期间，全国法院共接待处理申诉、申请再审的群众来访798.87万人次。其中接待群众群体访9728次、14.88万人；办理人民群众来信203.84万件，解决上访老户案件76695件3。平均下来，每年接待群众来访266万人次，办理来信67.9万件，解决上访老户25565件。另一方面，从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案件510万件情况分析，一审服判率为90%左右4，即459万件一审判决生效；51万件通过上诉二审终审判决生效；这51万件二审案件，引发每年群众来访266万次、来信67.9万件，这些来信来访通过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数万法官的复查后，进行分类处理，申诉无理的予以驳回，申诉有理的予以再审改判。2004年全国法院再审改判案件16967件；2005年再审改判15867件；2006年再审改判案件15568件。再审改判的比例约占二审终审生效案件的3%，占全部生效判决0.3%。

从再审改判的数量与申诉、申请再审的信访件相比分析，绝大多数的信访件是无理的，这些无理的来信来访，因为不断重复而造成每年的来信来访量远远大于二审终审审结的案件数的怪现象。也即，绝大多数正确的终审判决不仅得不到认同，而且引发了数量极其巨大的信访量。2004年至2006年，全国法院三年再审改判的案件总数48402件，而最高院通报3年解决的信访老户计有76695件，从最极端的数字分析，就算再审改判的案件都属于信访老户的，仍然有28293件信访老户不是通过再审改判得到息诉的。

这个需要花钱买平安的数字，已经经过两次打折，一次是假定再审改判的案件，都是属于信访老户的（实际上涉诉信访老户多为无理，再审改判中初信初访占绝大部分），再一次是假定未经再审改判而息诉的老户只有一半需要花钱买平安（实践中这个比例绝对偏低），是个非常保守的数字。笔者所在的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或是群众法治意识，均处于全国中游以上，但每个基层法院每年至少要对二三个信访老户花钱买平安。按照这个口径统计，全国法院每年则需要对1万以上的信访老户花钱买平安，以达到息访息诉。

实践中，每年再审改判的15000多个再审案件至少由以下3个部分组成：确有错误的二审终审案件；已经再审改判过的案件，重新再改过来；可改可不改的但迫于信访人多次上访，以及各级领导批示的压力而改判的案件。这三个部分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实践中第一种情形应当占多数，第二第三两种情形也绝非个别。按照保守的估计，就算第一种情形占了三分之二，每年也仅有10000件二审终审错误的案件，需要再审改判。然而，因为这1万件的错案，不仅引发每年来访266万人次、来信67.9万次；而且导致司法机关每年至少要对5000件以上判决正确案件，需要花钱买平安。

2、司法裁判不被服从，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主要体现在民商事、行政执行案件。全国各级法院近3年审结的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分别是2004年为4415936件（其中调解撤诉率为31%、判决率69%），2005年为4455891件（调解撤诉率为32.1%），2006年为4487459件（调解撤诉率为（55.06%）。相应地，三年来的执行收理案件数分别是，2004年为2150405件，占当年度判决70.6%；2005年为2413280件（其中旧存360445件），占当年度判决72.6%；2006年为219625件，比当年度的判决数2017562件还多。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分析得出：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的绝大多数案件，无法得到自动履行，就是一审判决生效没有上诉的案件，绝大多数的被执行人仍然不自动履行；2006年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就连当事人合意的，经过法院确认的调解书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得到自动履行。也即，绝大多数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不管当事人是否上诉，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服从，需要动用强制措施或者告知即将采用强制措施后，才能有效执行判决内容。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司法裁判不被服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3、法官人身没有安全感，暴力抗法时有发生。根据统计，2005年上半年，江苏全省发生伤害以及围攻、辱骂、威胁等极端方式要挟法官的暴力抗法事件80起，围攻法院16起5这些暴力抗法事件几乎发生在司法机关履行职责的所有环节，当众撕毁开庭传票、谩骂正在庭审的法官、围攻殴打执行干警，劫走被司法拘留的被执行人，甚至蓄意谋杀法官6。被侵害的司法机关人员有法警、也有法官，还有院长。

另一起是广东四会人民法院莫兆军法官被捕事件。莫兆军在审理李兆兴状告张坤石夫妇等4人借款纠纷案件中，因张坤石夫妇辩称借条系被李兆兴等胁迫所写，但无法提供证据，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莫兆军在履行了法官应尽的告知义务后，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判令被告张坤石夫妇等人返还1万元欠款及利息。执行期间，张坤石在法院喝农药自杀身亡。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该借条确系张坤石等人被李兆兴等胁迫所写，检察机关据此以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为由予以逮捕9。

事实上，司法权威不被国家机关认同或服从，用不着举出如此典型的例子，在行政审判中，行政机关法定人不出庭，不主动履行法院生效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而法院的领导机关、监督机关对生效判决批示要求重新复查，也并不是个别案件。笔者所处的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审结的二审终审案件1351件，同年度由人大、政法委以及检察院等有关机关转来要求对生效判决进行复查的信访208件，占终审案件的15.4%。

综上，司法机关正确而生效的判决不仅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者服从，司法人员不仅没有具备裁判者应有的威望与力量，相反地，司法生效裁判引来了大量不服裁判的信访，为了摆平其中一些信访老户，做出正确裁判的司法机关还需要花钱买平安；对司法机关裁判不予认同与服从的不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而且也有相关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可能遭遇来自民间的暴力抗法的侵害，也可能遭遇来自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侵害。换言之，当前司法权威的缺失是全方位的。

司法权威的全方位缺失，并不是我国法制的传统。如果我们从更宽的历史角度来审视，我国司法权威并不是一直都缺失。封建专制时代，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法官由行政长官兼任，皇帝兼任最高裁判者，以及普遍采用的刑讯逼供等司法专制体制，使司法具有绝对的权威，丝毫不逊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最基层的法官被称为“灭门的县令”、“破家的知县”，司法具有令人恐怖的权威。建国之后，司法机关曾经被定义为“人民民主专政机关”，同样由于令人畏惧而具有绝对的权威。

二、司法权威缺失的原因探究

长期以来，司法权威的缺失的原因被简单地归结为司法不公与司法人员腐败。而司法人员的腐败与业务素质低下则是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根据这种观点，司法缺乏权威的原因主要是司法人员的原因，通过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与消除司法人员腐败，就可以确立司法权威。

这种没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司法机关在从“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旧角色，转变为颇具现代司法特点的“社会矛盾调节器”新角色时，没有建立起与现代司法特点相适应的司法体制。下面，笔者试图从三个层面来探析司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一）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不易被认同，导致司法权威缺乏必要的社会思想基础。

权威的基础是认同，极限是信仰。比如宗教，由于信仰，而具备无上的权威；比如自然科学根据定律推导出来的结论，由于认同，同样具有绝对的权威，人们虽然从未看到地球是圆的，月亮绕着地球转，但对这两个结论却坚信不疑。但司法活动不是宗教，也不是自然科学，司法活动遵循的是司法客观规律。司法客观规律决定司法活动必然导致法律人与普通民众在观念上产生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客观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司法公正之内的客观不公正、国家意志与地域民众意志的冲突。

1、客观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公正一词，词典的定义是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公正的这一定义，反映在公众对司法的要求上，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客观公正。

司法意义上的公正，与客观公正既有所相同，又有不同，它是个舶来品，英文为“justice”，与正义的语义相同。客观公正是公众追求的目标，司法公正是法律人追求的目标。客观公正与司法公正的主要区别有以下两点：

第一，对“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解不同。公众追求的客观公正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法律人追求的司法公正以法律事实为根据。从哲学上看，客观事实是不可再现的，只能无限接近。进一步对具体案件来说，因为只能投入有限的司法资源，因为必须受到司法效率的限制，因为必须受到调查手段的合法性限制，法律事实对客观事实的无限接近，就成了有限的接近。

这个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可能导致客观公正与司法公正相互背离，所谓的司法公正，就不能为公众所认同，就成了司法不公了。

第二，对“以法律为准绳”的理解不同。客观公正追求实体公正，要求在查明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实体法，得出公正的结果，达到“讨回公道”的目的。但司法公正要求法官不能为追求实体公正而穷尽手段，违背法律程序；恰恰相反的是，司法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得出实体结论。司法公正的这个原则，称为程序公正（过程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结果公正）原则。

如果说法律事实的主观性、多样性、阶段性与客观事实的客观性、唯一性、完整性相矛盾，是由于人的局限性可能导致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背离，属于客观的，人类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程序公正优先原则的设计，体现在查明案件事实上，则是人为地在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设置了一套调查方法的限制。主要有：证据来源合法限制，时限限制，举证期间限制，法官调查权限制等等。

比如，不能采用刑讯逼供方法取得证据是程序公正的一个基本要求。尽管这个通过刑讯逼供而来的口供可能如实地反映了犯罪事实。又比如，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实施后，当事人超过指定期限举出的证据，除了属于新发现的证据以及另一方当事人愿意质证两种情况外，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尽管这个证据不仅真实可靠，而且来源合法。上述这两个例子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遵守司法程序。但正是由于法官遵守程序法，排除了违法证据与超期证据，导致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背离，在法律人看来，这种司法是公正的；在公众看来，司法是不公正的。

莫兆军法官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原告李兆兴向法庭提供了被告书写的借条证据，被告辩称借条系被胁迫所写，按照公众追求实体公正的理念法官应当调查清楚。但这种“应当”是公众认为的，而不是法定的程序，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没有提出申请，法官如果进行实体性的调查，恰恰是违法的，是属于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莫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办理案件，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公众看来，不仅成了司法不公，而且涉嫌了犯罪。

2、司法公正之内的客观不公正。从上述分析，我们已经明确，法律事实只能接近于客观事实，而无法重现客观事实。接近的程度如何，也即由证据推断出的法律事实可信度如何，直接决定了法官对法律事实做出如何判断。刑事诉讼采用的是绝对优势证据（也称严格证据）制度，也就是基本上能够排除“合乎情理的怀疑”，如果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如果运用数字来说明的话，实践中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使法官认为被告犯罪的可能性要达到90%左右，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采用百分比数字对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接近情况进行描述，纯粹是为了表述方便。证据形成什么样的法律事实，是法官内心对证据的判断认定结果。表述为语言则是：事实清楚、基本清楚、不太清楚，或这种可能性比那种可能性要大等等。

3、国家意志与地域民众意识的冲突。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社会习俗差异很大，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与某一地域范围内的群体意识可能基本一致，也可能发生剧烈的冲突。比如，按照婚姻法规定，一方当事人背叛夫妻感情，发生婚外恋，并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法官判定是否准予离婚并不是分析当事人有否过错，而是分析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

客观公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司法公正之内的客观不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司法活动；国家意志与地域民众意识的冲突，则主要体现在采用成文法审判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大陆法系发达法治国家，采用司法对立法的审查原则，从客观上缓和了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冲突，而我国立法尚未纳入司法的审查范围，无法缓和这种冲突。

结论：司法公正与民众通常认为的公正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民众以通常的客观公正标准来判断司法公正，对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极不公正的，而且两种公正观念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司法权威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的最重要观念原因。这两种公正观念的冲突是内在的、客观的、隐蔽的，只有通过司法活动才能表现出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是司法活动本身能够解决的，只能通过普遍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来缓解，而不能反过来通过破坏或者违背司法客观规律来迎合民众的意识。

（二）现行司法体制，促使司法权威没落

权威的第二个来源是服从。从语义上分析，权威的第一个来源“认同”相当于心服，第二个来源“服从”相当于口服，前者是主观意识，后者为客观行为。毕业于美国维特比特大学法学院的戈尔，在总统竞选失败时的声明，对“认同”与“服从”做了很认真的区分。他说：“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极不认同，但我接受这项裁决，接受下周一选举人团所将确认的结果。”从司法的角度看，戈尔对司法权威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司法裁决只调整人的行为，而不是意识。因此，司法权威的要求，也仅是服从而无需认同。

司法权威说到底是国家政治权威的一部分13。中国封建社会的司法，由于专制的暴力性，使民众因惧怕而产生服从。当今世界法治国家的司法，则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之上，不是应用专制的暴力与恐怖，而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采用一整套令人信服的程序设计与保障，构建起现代司法制度，从而使司法裁决得到普遍的服从。

1、司法机关独立性的缺陷。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宪法的立法层面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实行人民代表的制度基础上，司法与行政各自独立。但从现行的国家权力配置层面看，司法根本无法独立于行政。政府班子成员一般有三个人在党内兼有职务，正职是党委副书记，常务副职是常委，还有一个副职是党委政法委副书记，这三个人都可以视为司法机关的领导，可以发号施令。

司法机关从属于行政机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机关的经费问题需要同级政府拨付。汉密尔顿说：“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14汉密尔顿这段论述立法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同样适用于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当司法机关的经费依附行政机关的拨付时，也就等于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有了控制权。

在现行的司法运作层面，司法机关仍然依附于行政机关，并接受具体行政机关的指挥。司法权设置的最初目的，在于约束行政公权力，在民众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时，予以救济。这个救济手段具体体现就是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

司法独立性的缺陷，必须导致司法裁决不仅不被认同，也不被服从，从而直接损害司法权威。

2、司法中立性的缺陷。司法没有独立性，就必然缺乏中立性与统一性。司法中立性，要求诉讼的基本框架是，以裁判者为中心、由原告（或控方）被告（或辩方），组成等腰三角形，裁判者与原、被告处于等距离，不偏不倚，处于中立地位。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者做出的裁判，自然容易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同与服从。然而，由于司法独立性的缺陷，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要听命于侦查机关的指挥，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以裁判者为中心，变成为以侦查与起诉联合起来的控方为中心，等腰三角形的形状受到严重扭曲，裁判者在控方（又是指挥者还是监督者）强有力的控制下，必然缩短与控方的距离，加大与辩方的距离，成了没有规则的三角形。

中立性丧失的结果，必然导致司法裁判，不被认同。

3、司法统一性的缺陷。司法统一性的缺陷，表现为司法权地方化与司法权实质上并非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在我国，司法机关的经费采用四级保障制，四级法院的经费，由相应的四级行政机关予以保障。这种司法经费保障体系，使得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依附，不仅体现在最终的国家层面，而且也导致各级司法机关对各级行政机关的依附。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及税收体制之下，各级各地政府虽然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利益上可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

司法权的统一性缺陷还体现在审判权在实质上并非由法院统一行使。近年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就个案问题的监督力量呈现强势趋向，个别地方人大还专门出台了个案监督的规范性文件。

此外，由于代表司法权威的外在物质的缺乏，比如基层法院没有规范的审判法庭，甚至负债累累，拖欠工程款，拖欠汽油费、维修费，诚信信誉扫地，更遑论权威。

（三）司法不良环境，加速了司法权威的没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司法公正是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司法权威最终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需要以司法独立性为前提的完善的司法体制的保障，这种保障使得司法裁决尽管不被认同，仍然需要服从。尽管这样，我们仍然难以想象，在现代法治体制下，一个基本不公正的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得到它所需要的权威。因此，司法公正虽然仅仅是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但也是它的生命线。是司法权威所需要的最基本内在条件。

然而，司法公正与客观公正不同，与社会公平正义（本质上属于道德层面）也不同，判断司法公正否，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法律问题。只有法律人才能对司法是否公正，做出比较公正的判断。但偏偏在我们这样一个法治意识还比较薄弱的国家，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法官的“法官”，判断法官做出的裁判是否公正，几乎所有败诉的当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指责法官的不公。

结论：对司法公正判断，在内容上的多元化，以及主体上的多样化，不仅让普通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产生歧义，从而影响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而且也使得审理案件的法官，处于可能被指责、可能被免职、可能被抓捕的地步。这必然使民众丧失了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加速了司法权威的没落。

三、司法权威的拯救

党的十七大会议第一次将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并列写入党的文件，提出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权威、公正、高效成为司法机关面向21世纪的主题。时至今日，司法机关通过近30年的努力，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上有了明显的提高，权威成为比公正高效更加重要更加急迫的现实问题。没有司法权威，再公正高效的判决也不过是一张白纸。

司法权威说到底是政治权威的一个方面，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或许有人认为，欧美国家的司法权威主要来源于公众出于内心的服从。这个观点并不错，但这个结果正是国家长期运用强制力保障的结果。例如，20世纪50年代，当美国阿肯色州拒绝在该州小学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时，联邦最高法院在库柏诉阿伦一案的判决书中重申必须服从法院的决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决议必须执行。这一判决刚下达，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把国民警卫队派往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执行法院的裁决。

关于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学者专家已多有精辟见解，也有煌煌巨着，归纳起来主要有建立精英法官队伍，逐级选拔法官，提高法官经济待遇；废除再审制度，建立三审终审制；司法独立、司法权由法院统一行使；人大要正确行使监督权，不能对个案进行监督，尤其不能将人大变成各级地方的实际终审法院等等。笔者对这些意见，除认为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以外，基本赞同。此外，笔者以为要拯救目前渐趋没落的司法权威，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下，可以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一）落实宪法立法规定，形成司法实际独立于行政的局面

1、加强司法机关在党内的地位。司法机关与国家任何机关一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之下，一个国家机关的地位如何，集中反映在党内的地位。针对这种状况，提高司法权威的最能迅速见效的途径就是提高司法机关的党内地位。宪法规定，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大之下设立政府、法院、检察院。据此，可以在地方各级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前提之下，政府、法院、检察院的正职兼任党委副书记。司法机关在党内地位的提高，既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结构框架模式，又能在政治上形成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局面。

2、司法经费由立法保障。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依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法经费、法官工资依附于同级政府拨付。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必须在经济上独立。具体办法可以分成两步，第一步，基层法院与中院的经费，由省里统一保障；省院经费由中央保障。第二步，四级法院的经费统一由全国人大通过预算拨付，形成司法机关在经济上不依附于行政机关，从根本上摆脱行政机关的干预。

保障司法机关的业务经费，当务之急就是为基层法院解困。目前，一些地区的基层法院经费紧张，法官工作偏低，不能按时发放，队伍不稳定，甚至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负债累累，被新闻媒体曝光，信誉扫地，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及时为基层法院解困，是挽回受到损害信誉，维护司法权威的急切问题。

（二）在立法层面，扩大司法审查权，形成司法对行政进行有效的监督。

1、修改刑事诉讼法，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模式。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模式，是经过各国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是落实诉讼等腰三角形规则这一诉讼客观规律的惟一模式。它能从根本上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排除刑讯逼供，落实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审判模式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实行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搜查等强制措施，必须进行司法审查。

此外，根据等腰三角形的诉讼规则，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院应当退出以支持一方当事人为目的的抗诉角色。

2、修改行政诉讼法，逐步将行政“抽象”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当前，行政诉讼法仅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才能提出诉讼，对“抽象”行为不能提出诉讼。所谓的“抽象”行为，按照有关解释，就是涉及不特定人的利益。然而，我们知道，一个形式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总是需要引用“抽象”的行政文件，也即“抽象”行为实为具体行为之源之本。“抽象”行为与具体行为相比，影响更大更广泛。

对行政立法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可以从源头上杜绝民众因为对行政法规、规章的不满，而造成对司法裁判的不认同与不服从，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有利于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营造维护司法权威的良好环境

从最高法院近3年的报告情况看，生效裁判正确率达到99.7%，除执行案件外，审理案件基本上在法定审限内结案。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得到比较好的落实，维护司法权威，使公正高效的司法裁判得到执行落实，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以下几点：

1、法院是司法是否公正的惟一评判者。一个案件是否达到司法公正，评判的标准应当是法律，而不是其他；评判的主体应当是法院，而不是其他机关——如果我们承认法院是惟一拥有审判权的机关的话。法定监督机关当然有权提出监督意见，但这种意见只能提供司法机关参考，而不能作为结论依据。目前，我国的法定监督机关经常依照自己对司法公正的理解，轻易做出评判定论，如果法院不能采纳监督机关的意见，往往就被指责是“有错不纠”，“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更有甚者，一旦裁判不合监督机关之意，直接追究主审法官的个人责任，对司法权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比如，李慧娟事件；比如，莫兆军事件。

笔者以为，监督机关在对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时，不能逾越底线，将参考意见变成决定结论，交由司法司机执行。在对法官个人的监督上，除非法官发生了违反职业操守行为，比如收受贿赂，直接由纪检、检察机关介入，其他发生的被认为属于司法不公问题，应当先由法院组成的法官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对确属违法违纪行为，再由法院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否则，经常处于社会矛盾焦点之中的法官，就极容易成为下一个李慧娟或莫兆军。

2、维护司法权威，就是公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司法救济权利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当宪法与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不能实现时，司法是惟一有效的救济途径。司法权威的缺失，意味着社会矛盾将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意味着公民的救济权利越来越难以实现。拯救司法权威，并不仅仅意味着拯救司法机关的权威，它更大的价值体现在拯救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服从司法裁决，维护司法权威，实质上就是维护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损害司法权威，实质上就是损害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它最终导致公民在权利遭到侵害时，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营造维护司法权威的良好氛围，实质上就是营造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氛围。

3、加大执行力度，切实维护司法权威。“执行难”与司法权威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司法权威缺失的重要标志，就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反之，“执行难”又进一步导致了司法权威的没落。“执行难”的案件主要体现在民商事、行政案件中。

结束语：本文对司法权威的走向，采用了“没落”的字眼，这绝非笔者故作惊人之语。一个极易观察到而又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司法机关无论在司法公正、服务态度，或是人员素质结构，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显的提高，而与这种进步提高趋势相反的是，司法权威日渐削弱渐趋没落。这个事实是笔者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动机。

司法权威曾经一直是司法机关羞于启口的字眼，笔者所能见到的司法机关文件中，很少提及司法权威，即便偶尔提及，也常常是援引更高领导的讲话，似乎提及司法权威就是司法机关本身在争取一己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