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系管理危险驾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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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飙车行为的特殊问题分析；醉酒驾车行为的特殊问题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危险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现象非但屡禁不止、一些危害极重、反响极强、公愤极大的恶性交通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理论与实践纷争的焦点在于行为人的主观责任界定、客观上是否属于交通运输行为并不影响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构成间接故意犯罪不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放任态度、对于行为人就事发之际神志不清、缺乏控制能力的辩解、交通事故非酒后驾车本身所致、现实生活中大量酒后驾车行为并未实际造成交通事故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近年来，“危险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现象非但屡禁不止，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业已成为社会公害之一。仅2009年1至8月份，全国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多达3206起，共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与此同时，一些危害极重、反响极强、公愤极大的恶性交通事故也是层出不穷，频频见诸报端，如“胡斌交通肇事案”、“黎景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等。这类案件不仅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和热议，而且在刑法理论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成为倍加困扰司法机关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而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罪名认定不统一，刑罚处罚不协调的局面。典型的如对胡斌飙车肇事行为与孙伟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判决，前者以交通肇事罪认定，且仅对被告人处以有期徒刑3年；后者则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后经二审改判为无期徒刑。

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而言，理论与实践纷争的焦点在于行为人的主观责任界定，即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这是一个长期存有争议的难题。但除此以外，“危险驾驶”行为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特征，还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若干特殊问题，同样可能影响行为的定性与处罚。

一、飙车行为的特殊问题分析

飙车行为的特殊之处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行为人之所以实施此类具有高度危险性质的行为，其动机往往只是为了寻求个人精神上的刺激性和满足感（如胡斌飙车案即存在该情况），这明显有别于常理之下在从事公共交通运输过程中出于赶时间、赌气、逞能等主观意图而实施的超速行为，进而产生了非交通运输行为是否应当评价为交通肇事犯罪的疑问，即能否因飙车行为并不履行交通运输职能而排除交通肇事罪的适用？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之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了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那么，在交通肇事后，如果行为人并非为了规避责任追究，而是出于继续飙车寻求刺激的动机，不顾伤者安危，致使其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能否排除交通肇事罪的过失态度，转而认定为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属于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间接故意犯罪？对此，笔者的观点是：

1．客观上是否属于交通运输行为并不影响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刑法意义上的交通肇事以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领域的时空条件为依据，是一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1项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第5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法定的“道路”范围之内，离开了“道路”这个特定范畴，便只可能产生责任事故、安全事故等其他性质的事故而并非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亦采取了上述立场。《解释》第8条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据此，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驾车行为本身并未涉及交通运输职能，如偷开机动车并无证驾驶、为寻求精神刺激互相飙车等，但只要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时空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仍可能成立交通肇事犯罪；有的行为虽然本身承载着交通运输职能，但并不涉及公共交通管理领域，如驾驶班车在相对封闭的厂区、校区内接送职工、师生等，即使发生严重事故，也不宜作为交通肇事犯罪处理，可能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等其他犯罪。由此可见，大量发生在城市公共道路上的飙车行为，显然已经符合交通肇事犯罪所要求的时空条件，而其本身是否承载着交通运输职能无关紧要。

2．交通肇事后继续飙车的行为不能简单归结为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犯罪。从本质上讲，构成间接故意犯罪不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放任态度，客观上具有事实上的排他性关系，亦即能够控制因果关系进程，而且还要求这种支配关系是由另一行为引起，而并非单纯的逃逸行为形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在于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消极的逃逸行为本身并不是阻碍救助的客观因素，与最终的侵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这显然不同于将伤者带离现场并弃置荒野等积极加害的举动，后者现实地排除了被害人得到及时救助的可能性，同死亡结果之间产生了“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系。概言之，“单纯的逃逸行为并没有使被害人境遇更糟，最坏只是维持现状而已，而弃置行为则使被害人的境遇更糟”。从形式上看，《刑法>第133条分别将“肇事后逃逸”、“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和结果加重情形，并配置了相对较高的法定刑，旨在遏制肇事者置伤者于不顾的逃逸行径，促使其积极救助受害者，最大限度地减轻交通肇事的危害性，而司法实践以此为据，也基本能够达到震慑犯罪的作用和罪刑均衡的效果，一般没有必要再对逃逸行为单独评价。当然，“逃逸致人死亡”解释为过失致人死亡较为可取，司法解释以“为逃避法律追究”的特定动机为限不尽合理，可能导致量刑处罚上的不协调。

二、醉酒驾车行为的特殊问题分析

醉酒驾车行为的特殊之处同样涉及两个问题：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醉酒驾车者辩称自己在事发之际神志不清、意识模糊，根本不知道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如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即存在该情况），对此，应如何认定主观责任，即如何判断行为人在交通事故发生之时的意志因素？其二，行为人虽有酒后甚至醉酒驾车的行为，但倘若交通事故系其他因素所致，如制动装置突然失灵、车胎突然爆裂、被害人突然横越高速公路等，那么能否将酒后或者醉酒驾车作为认定行为人主观罪过的依据？对此，笔者的观点是：

1．对于行为人就事发之际神志不清、缺乏控制能力的辩解，应当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事实上，这首先是一个证据分析判断的问题，随后才影响到主观责任的界定。一方面，虽然行为人的辩解只是“一面之词”，在性质上属于“孤证”，但在无法通过其他证据予以合理排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出发，采信其辩解，认定意志因素的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进而采取从意识因素间接推定意志因素的方法来判断其主观责任。原则上，可能性在转变为现实性之前，如行为人实施醉酒驾车行为伊始，即意识到侵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相对较高的盖然性，便属于一种“既定可能性”，反之，则属于一种“假定可能性”。此时这种意识因素所具有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直接反映了行为人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程度，而且成为间接推定意志态度的核心要素，换言之，可以从认识到行为结果的“假定可能性”推定过于自信过失“轻信”态度的成立，从认识到行为结果的“既定可能性”推定间接故意“放任”态度的成立。另一方面，倘若另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足以排除行为人辩解的合理性，则考虑不采信这种辩解，认定其意志因素尚存，应以行为人在事发之际的意志因素（主要取决于是否采取回避措施）来界定主观责任。例如，事发之时在场的目击证人提供的相反证言、行为人先下车查看伤者情况或者呼吁过路群众帮助救援，再驾车逃离现场等，都足以推翻行为人事后所辩称的“不知情”。这也是事发之后的行为特征印证先前行为主观罪过的具体表现形式。

2．交通事故非酒后驾车本身所致，则二者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之所以严格禁止酒后驾车尤其是醉酒驾车行为，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驾驶者由于酒后驾驶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而造成交通事故，但这只是表明了酒后驾车行为的危险性较大，引起交通事故的盖然性较高，而并非意味着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大量酒后驾车行为并未实际造成交通事故，也没有受到刑事追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绝大多数行为人即使酒后驾车，仍然可能具有足以回避交通事故发生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如果行为人酒后驾车并非由于其驾驶能力的减弱或者丧失，而是车辆制动装置失灵、被害人突然横穿高速公路等其他不能预见的原因造成事故发生，则因酒后驾车与交通事故之间缺乏关联性而不宜作为评价行为人主观罪过的依据，其行为甚至可能归属于意外事件而不成立犯罪。当然，这并不影响行为人因酒后驾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而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