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单方法律行为效力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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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总则》第171条和《合同法》第48条未作区分，概括地将无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交由被人决定。此种规范模式因忽视单方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的规范意旨不能完全实现，同时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制产生体系评价上的冲突。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需结合《民法总则》第171条第2款和第158条的规范意旨予以确定，方能实现体系上的融洽。另外，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其无权的效力有所不同。

［关键词］单方法律行为；附条件单方法律行为；撤销权；私法自治

一、序论

《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的，属于无权。无权的法律行为在被人追认后自始对被人生效，若未经被人追认则自始无效，即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是否追认①。《合同法》第48条也有类似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民法总则》维持了这种立法模式，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仍然实施行为，未经被人追认的，对被人不生效力。”《民法总则》在无权行为的效力上的立法和《合同法》保持了体系上的一致，似乎并无问题。但无权行为的效力是否应当是无争议的，一律的效力待定，是有疑问的②。法律行为依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数量可分为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已被学界普遍接受，虽然我国未对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以单独条文作出分类，但具体条文对不同法律行为的行使方式和生效要件的规范体现了此种分类③。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于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多方行为暂不做论述。单方行为仅需一个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行为成立。如《民法总则》第147条至151条规定了重大误解方、受欺诈方等有权请求撤销已生效的法律行为，而无需得到意思表示相对人的同意。同样的，对解除权、抵消权的行使，法律也作出类似的规定，如《合同法》第99条规定，在满足抵消条件后，任意一方可向对方主张抵消，而无需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双方法律行为不同，依《合同法》第13条之规定，合同的成立采要约承诺的方式，即合同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相对人仅处于表示受领人之地位，法律行为的内容和生效时间仅由意思表示作出一方决定。在双方法律行为中，相对人有权依其意思表示决定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成立什么样的法律行为以及法律行为生效的时间。简言之，在双方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具有选择的空间。单方法律行为或因为保护表意人之真意，或因为相对人表示同意，或为简化交易过程，即使将相对人置于被动的地位也并无不妥④。但如果将此种被动的地位置于不确定的状态中是否合理值得怀疑。因此，即使《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在该问题上做到了体系上的一致，但采该规范的正当性以及和相关规范的衔接仍应当探析。

二、无权之于单方行为的特殊性

（一）相对人权利之规范意旨。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第2款之规定，在行为人为无权时，相对人可向被人催告，被人可在一个月内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善意的相对人在被人追认前可撤销其意思表示。该款规定赋予了被人追认和拒绝追认权，一般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在无权中，若使该法律行为直接无效，必有害交易流通和制度之价值，故比较法多原则上使无权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在被人追认时，法律行为至成立时有效，在拒绝追认时，法律行为自始不生效力。法律行为是否生效以及生效时间完全由被人决定，对相对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因此，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法律同时赋予一般相对人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相对人可通过向被人催告，尽快结束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但催告仅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缩短，并不能完全终止。善意相对人因相对于一般相对人更具有保护性，因此法律赋予其撤销权，使相对人得依其意志自由脱离不确定的法律关系①。（二）撤销权规范意旨的缺陷。由前述可知，法律通过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和撤销权，让相对人不至处于过于被动的地位，善意相对人更得以随时终止法律关系不确定的状态。但《民法总则》第171条与《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却无法完全实现该意旨。单方法律行为包括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包括形成权的行使，如解除权、撤销权、抵消权，法定人和被人同意、追认和拒绝等。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有悬赏广告、动产所有权的抛弃等。不同于双方法律行为，在单方法律行为中仅存在一个意思表示，法律行为自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后即成立，若不具有效力上的瑕疵，则即时生效②。当该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相对人只能被动的接受。（a）甲未经乙同意，以乙之名义向丙发出购买手机之要约。丙承诺。（b）甲未经乙同意，以乙之名义向丙发出解除手机买卖合同之意思表示。在案例（a）中，丙可向乙为催告，在乙追认时，合同自始约束乙丙，在乙拒绝时，丙可向甲主张无权人责任。如丙为善意，在乙拒绝或追认前，可撤销其行为。而在案例（b）中，因单方法律行为之特殊性，丙仅能受领甲之意思表示。因丙不存在意思表示，即使丙为善意，仍无撤销之可能。则乙丙之间的合同可能会因乙追认继续有效，也可能因乙拒绝追认而终止，并且时间是不确定的。丙若要脱离该不确定状态，仅能求助于催告权，而在乙未作出追认或拒绝前，该不确定的状态仍将继续。《民法总则》第171条虽规定被人在相对人催告后的一个月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但相对人仍要处于较长的由他人决定自己利益的状态中，不仅使相对人蒙受巨大的不利益，也严重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由此观之，《民法总则》第171条与《合同法》第48条的规范意旨未完全实现。（三）比较法之观察。《德国民法典》对于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规制。《德国民法典》在第177条对无权的效力做了概括的规定，无权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同时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在第178条规定了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另设第180条规定了无权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在单独法律行为的情形下，不准许无权的。但在单独法律行为实施时，单独法律行为所需相对的人不就人所声称的权提出异议，或相对人赞同人无权而实施行为的，准用关于合同的规定。单独法律行为系经无权的人赞同而对其实施的，亦同。”③由该条规定可知，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不得无权，无权的，原则上无效。但是行为人在作出此类行为时，相对人表示同意或者未对行为人的权表示异议，或向无权人作出本应向他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且无权人同意的，则适用无权双方法律行为的规定，即效力取决于被人追认。盖在此三种情形中，相对人愿自涉风险，无保护之必要④。《日本民法典》第118条采同一立法例。至于《德国民法典》为何要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无权特别规制，有学者认为，在该类法律行为中，相对人是毫无抵御能力的，只有使之无效，方能保护相对人之利益。另有学者认为，从第三人的利益出发，悬而未决的状态和随即出现的对第三人而言不明朗的法律状态应当被避免，因为与合同的情况不同，此时第三人最多只是作为表示受领人而被动参加到交易中的①。拉伦茨认为，无权为他人而为的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在第180条第二句和第三句规定的三种情形中，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相应的，相对人也应享有双方法律行为中的相对人的权利，可向被人为催告，以摆脱法律关系悬而未决的状态②。日本有民法学者持同样观点③。

三、无权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171条未区分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将无权的行为规定为效力待定，此种规范模式虽存有疑问，但是否应采德日的立法方式，还应从我民法的体系内来回答该问题。在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中，依《民法总则》第171条之规定，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即法律行为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被人的意志。若单方法律行为可附条件，则在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中，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不确定的客观事实④。通过比较上述两种制度可以发现，与让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某种客观事实相比，让某个人决定法律行为的效力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相对人来说，是更加不利的，因为除了法律关系更加不确定外，被人一般从其个人利益出发来决定法律行为是否生效，而在附条件的法律行为中，在设定条件后，行为人将不能影响该条件是否成就⑤。由此观之，若单方法律行为不允许附条件，那么似乎更加不允许被无权。既如此，则应当首先明确单方法律行为是否允许附条件。在《民法总则》生效以前，《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合同法》第4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依《民法通则》第62条和《合同法》第45条规定，似乎无论是双方法律行为还是单方法律行为都可以附条件。但《合同法》第99条第二款第二句规定：“抵消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因为抵消权属于形成权，⑥那么《合同法》第99条对于抵消权之规定是否适用于其他形成权的行使呢？在《民法总则》生效以前在规范上是存在疑问的，但学界已普遍认为形成权行使原则上不得附条件⑦。《民法总则》对该问题作出了回应，第158条第一句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法律行为原则上得以附条件是意思自治的选择，但有些法律行为若允许附条件，则与此类法律行为的性质不符。如撤销、解除、追认等形成权的行使，本就为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确定而设，若允许该类法律行为附条件，不仅使法律关系更加不确定，还会使相对人处于不利地位，盖原则上不允许该类法律行为附条件⑧。但若附条件经过相对人同意，或条件之成就取决于相对人，应允许附条件，属私人自治之权利⑨。根据前述，形成权之行使原则上不允许附条件已无疑义。依形成权行使方式可知，行使形成权之行为属有相对人之单方法律行为，但除形成权行使外，尚有无相对人单方法律行为，而国内学者对此类法律行为是否允许附条件鲜有论述􀃊􀁉􀁒。对此问题的回答，仍应回到不允许形成权附条件的规范意旨上。形成权不允许附条件，如前所述，盖与形成权性质不符，意在维护法律秩序和保护相对人利益。在单方法律行为无相对人时，如动产之抛弃，似无作此限制之必要，可允许附条件。但若存在利益受该行为影响的第三人，对该第三人保护应和相对人等同待之。综上来看，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应是无效的，但是不存在需保护的相对人或第三人时，可允许附条件。在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中，若允许该行为的效力交由被人决定，因个人的主观意志相较于条件之成就，于相对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对相对人更加不利。此时若允许单方法律行为无权，将造成难以容忍的体系评价上的矛盾，即为何对相对人危害较小的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不被允许，而对相对人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利益的无权却被允许呢？此时，若允许无权单方法律行为将造成难以容忍的体系上的评价矛盾，故原则上也不应允许单方法律行为的无权。

四、无权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构造

虽然无权和附条件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但二者于相对人利益的影响上具有共同的特征。无权的行为，在被人追认之前，该行为效力处于不确定状态。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条件成就之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亦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对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制似可借鉴附条件单方法律行为的规范原理。根据前文所述，为保护相对人之利益，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不允许附条件，但在相对人同意或条件之成就取决于相对人是，允许附条件。在相对人同意时，属于相对人自愿承担不利益之风险，法律不应做过多干涉。在条件之成就取决于相对人时，由相对人决定法律行为是否生效，不会有害于相对人利益①。在对无权的行为的效力构造时可借鉴该价值取向。原则上，为避免使相对人处于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中，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应使无权的法律行为无效。在相对人自涉风险时，可准用双方法律行为的无权的规定，使该法律行为效力待定，相对人同时享有催告本人追认之权利。在相对人的利益不受影响时，也可准用双方法律行为效力之规定。相对人自涉风险的情形如相对人明知行为人无权而不表示异议，或向无权之人作出应向他人作出的意思表示。在此两种情形中，因相对人明知人无权却不作表示或作出愿意自涉风险的意思表示，故即使相对人因此陷入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中，也不值得被保护。而在《德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的，相对人未对行为人权表示异议的，也应准用双方法律行为之规定。从文义来看，似乎只要相对人未对行为人的权表示异议，则应承受法律关系不确定之状态，如做此解释将使相对人负较高的注意义务，同时对于他人的行为因法律之规定被迫作出回应，有违私人自治原则②。因此，笔者认为，无论相对人是否对行为人权表示异议，都应当使该无权之单方法律行为不生效力。如前文所述，单方法律行为包括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在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应对相对人利益进行保护。在无相对人时，无权的效力应当如何，应当分析该行为是否会对他人的利益状态产生影响。史尚宽先生认为，若行为未对他人利益产生影响，应使行为无效，盖相对人利益没有受到该行为影响，本人若想使该行为生效，本人再次作出同一表示即可。如该行为对他人之利益产生影响，即使是无相对人之法律行为也应将效力交由被人决之③。从该论述中可以看出，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应从保护被人的价值取向出发。而基于前述，该观点似有不妥，盖若仅考虑被人之利益，置相对人利益于不顾，实有违公平原则，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由被人决定，违反私人自治原则。笔者认为，在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中，如无利益受到该行为影响的第三人，使该行为效力由被人决定，也不不妥。因该行为未对任何他人利益产生影响，将效力由被人决定也符合节约经济之目的。在有第三人利益受到该行为影响时，此第三人具有实质意义，该行为应视为有相对人之单方法律行为，史尚宽先生的这一观点，实值赞同。盖第三人利益既受该行为之影响，也应受到保护，与受到该行为影响的相对人应无不同。综上所述，在无权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可以借鉴附条件单方法律行为的规范价值取向。在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中，原则上应使行为无效，若相对人自涉风险，可准用无权单方法律行为之规定。在无相对人的法律行为时，若有利益受到该行为影响之第三人，该行为的效力应和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做同一规制，在无利益受到该行为影响的第三人时，可让该行为的效力由被人决之。

五、结语

《民法总则》第171条第1款与《合同法》第48条第1款未区分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概括的将无权的行为的效力交由被人决定，此种规范模式未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导致规范目的不能完全实现，且造成体系评价上的冲突。相较于附条件单方法律行为，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对相对人利益的影响更甚。“如果民法代表着一个统一的、无矛盾的———基于平等原则等正义公理所建构的———评价体系的话”①，那么在单方法律行为不许附条件时，也不应允许单方法律行为的无权。《民法总则》第171条第1款在适用时应作限缩，原则上仅在双方法律行为无权时适用。单方法律行为无权的，原则上无效。例外的，在单方法律行为中，若有相对人且相对人不值得被保护，或无相对人且无利益受该行为影响的第三人时，准用双方法律行为无权的规定。《合同法》第48条在适用时也应保持一致。如此方能体现法律对被人和相对人的平等保护，同时实现体系评价上的融洽。

作者:王宁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