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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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典的再一次编纂说明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是一体且不可分割的，不仅涉及实体内容还涉及民事诉讼法，其中还要重点把握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分离的现状。在协同构建民法典和民事诉讼的基础上，编纂更加科学严谨、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现实的民法典。

关键词：民法典；民事诉讼；协同构建

党的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党的在构筑新时代的目标蓝图中清晰地嵌入法治指标和要素，首次建立起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相对接两阶段的法治发展路线图,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宏伟蓝图。自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民法典的编纂就是为了实现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

民事主体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在基本问题的讨论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主体制度强调人的身份，民事诉讼制度说的是有资格参与起诉和被起诉的人。从理论上来讲，二者的关系是完全对应的，但二者又是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的人几乎没有沟通交流，以至于民事主体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相对分离。民事主体是根据民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1]民事主体在长久的历史中发生了演变，经历了从一元到二元的过程，甚至在古罗马时期都不存在所谓的“法人”。一直到20世纪初，德国在编纂《德国民法典》时才第一次出现了“法人”这一概念，确立了自然人和法人在民事上的主体地位。但受到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德国的民法也是不健全的，在法律上出现的非法人社团成为了遗漏品，无法同其他社团组织享有民法权利以及承担法律责任，即无法成为民事主体。民事诉讼当事人指的是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起诉求或被诉，依法受到国家司法的保护或者司法制裁。在我国《民事通则》中，只承认二元民事主体地位，却不承认“非法人组织”的地位。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遍及全国，国内所谓的“非法人团体”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一些法人分支机构、外商独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在经济领域活跃着，不可避免发生了许多纠纷。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也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改革出现的各种问题，诉讼法最终规定团体组织也可以作为诉讼当事人，从而真正导致了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的分离。当然，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调和，其根本解决方法在于通过民法典的编纂，让这些“非法人团体”也享有权利并承担责任。

二、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构建

1.民法典编写对民事诉讼法的引导。作为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法典，其规定应以民事诉讼法为标准。编纂者在编写前，需要将民事诉讼法深入解读，参考其中的要求，对当下社会的民情进行收集了解。当然，在编纂的过程中也不可过于教条，关于民事诉讼法中比较陈旧过时、不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例应及时废止；对于民事诉讼法中不清楚不明确的地方要及时修改，加以完善。2.民法典与民事诉讼的对接。民法典与民事诉讼之间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他们互相制约又相互关联。当下编纂民法典实际上是为民事诉讼法查缺补漏，希望利用二者之间的联系更好地服务于民事诉讼。因此，编纂者在编写时要注意二者的对接之处，设置合理的接口，使彼此运行连接畅通无阻。3.民法与民事诉讼的统一。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应是一体化的，它们所表达的观点概念、法律条规也应是一体化的。因此，编纂者在编写时要考虑全局，不可让二者制度、概念等问题出现表述背离。只有达成概念的统一，才能使其理论也达到和谐一体。4.民法典编纂中的布局。为了防止法律混乱、规范法律的编纂，民法典要与民事诉讼法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程序法与实体法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民法典中也要涉及规范的程序化，民事诉讼法也有许多实体法的规定，因此编纂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内容的衔接，还要对某些程序性内容标注出解释。

三、民法典中证据法的规范设计

第一，规范相关的证据形式。为了规范民事主体的交易活动、保障交易安全，民法在民事行为上设置一些规则和要求。这使之在诉讼过程中，只接受符合形式要求的证据，而那些未满足规范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这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对法律的公平公正大打折扣。因此在民法典编纂时，对各种民事活动规范的内容要谨慎处理。第二，有关推定和拟制的规范。依据生活经验和法律规定，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2]，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升华。与拟定不同，推定的内容允许反方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而拟定是法律的盖章论定。以“视为”作为一些法律条款的标准，拟定是不能推翻和反驳的。在《民法通则》等一些法律条文中，能找到超过10条的拟定条款，这说明法律的某些规范条例还是有待商榷的。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要区分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更要搞清楚推定和拟制之间的差别。第三，有关证明责任分配的规范。证明责任分配是在调查一个真伪不明的案件中，对责任风险进行分配。大陆法系是基于实体法预先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责分配败诉风险，即“谁主张，谁举证”。但是该条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弊端，不具有实施性。经过最高法院的判定和推理，最终还是保留了“规范说”。实则在我国当下民事立法松散的情况下，法律条文之间缺乏基本的严谨性，“规范说”并不受立法的支持和保护，使很多案件都还处于难以公正审判的阶段。因此，在此次编纂民法典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以“规范说”为基础，更为详细地斟酌责任分配规则，使我国的民法更为完善。

四、司法裁判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

其一，物权变动效力。物权变动的原因在我国法律上大体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以当事人的主观意识表示，另一种不以当事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前者需要向社会公示，而后者因受到继承、国家征收、法律判决等客观因素，因此不需要公示。虽然我国的《物权法》已经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但仍有一些细节值得今天在民法典编纂时进行再次讨论。例如，法院的生效调解书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判决生效后，法院的强制执行行为能否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此，当法院在物权变动中发挥着指导作用时，法律应不应当赋予其物权变动的效力？其二，债权确认效力。拍卖“法律判决书”的事件在当下的社会中屡见不鲜，由于这是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许多人认为这是违法犯罪行为。而本文讨论认为，拍卖判决书是藐视司法威严，会对司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从本质上讲，法律判决书的拍卖不过是债权的转让。只不过当下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法对其进行行为规范，如受转让的那一方在交易成功后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此事件在社会中得到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议不下，其根本原因是法律上的不完善，民法在债权确认效力上缺乏足够的研究。因此在编纂民法典时，要尤为注意这些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五、滥用民事诉权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问题

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责任在当下许多国家法律中的界定十分模糊，不仅事关民事权利的侵权，也更使法律所保护的权益受到侵害，即滥用民事诉讼权使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诉讼权利应当是有限度的，一些滥用民事诉讼权的人造成“恶意诉讼”“诉讼欺诈”等不良影响，在法律的判决上，这一块还是空白的。因此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要重视这些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维护法律所保护的权益。民法典的编纂与民事诉讼法是息息相关的，其编写的角度、内容都要以民事诉讼法为基础。它既要与民事诉讼法构建和谐统一，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升华，彻底解决社会上遗留的问题，减少法律上的空白和灰色地带。

参考文献

[1]王德新,魏敏.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分离与统一[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41-45.

[2]王强义.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的分离[J].法学家,1988(2):17-23.

[3]袁惠康.论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7.

[4]谭启平.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有限分离论之反思[J].现代法学,2007,29(5):143-152.

[5]张睿.论民事权利能力与当事人能力的分离及其原因[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25(1):109-113.

[6]鲍忠琴.论民事诉讼调解中当事人的权利保护问题[D].合肥：安徽大学,2014.

作者:黄 珊 罗 璇 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