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博借贷法律特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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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后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呼吁经济多元化，避免产业单一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产业单一的问题仍然没有显著改变。博彩作为龙头产业，不仅是澳门的主要税收来源，支撑着澳门政府和社会的运转，也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成为某些刑事犯罪的孳生地。根据澳门检察院统计，非法移民及其相关罪行、不法赌博、高利贷、侵犯人身自由、洗黑钱及有组织犯罪等，始终是澳门的多发犯罪，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不法赌博高利贷为例，自2003年以来，每年立案数都在250宗左右，一些人抓住赌客赌输后急于翻本的心态，借钱给赌客抽取高额利息，进而禁锢、胁迫债主还债。以2009年的一宗高利贷案件为例：嫌犯甲、乙及丙合意合力，彼此分工，以来澳赌博的韩国人为目标，向赌客借出款项作赌资并抽取不法利息。按照彼此的计划及分工，嫌犯甲主要负责在澳门各赌场内寻找韩国赌客，嫌犯乙及丙则主要负责看守赌客直至清还欠款，而嫌犯乙还负责租赁用于看守赌客的住宅、记录及保存借贷数据等其他细节工作。一次，在某娱乐场的赌厅内，在一名韩籍女子的介绍下，嫌犯甲向被害人借出l0万港元作赌资，借款条件是将在被害人的赢局中抽取赢款金额的50％作为利息；倘若被害人将借款输光，将每三日收取1万港元作为利息。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条件后，直至被害人将上述借款全部输光，嫌犯甲共抽取了大约10万港元的利息。同日，嫌犯甲将被害人带往其位于澳门的住所，在此后二十余天的时间里，被害人一直被嫌犯甲、乙及丙轮流看守，并将住所大门反锁而被禁止自由离开。另一被害人也是以基本相似的情节被禁锢，并遭受毒打。此后，嫌犯甲多次使用属于被害人的银行卡从自动柜员机提款共5．15万港元，并将之据为己有。案发后，三嫌犯因此被控触犯：《刑法典》第219条第1款及于第8／96／M号法律第13条所规定并处罚之为赌博之高利贷罪；第152条第2款a项所规定及处罚之加重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第219条第1款及于第8／96／M号法律第l4条所规定并处罚之文件的索取罪；第148条第1款所规定及处罚之胁逼罪；第198条第1款a项所规定及处罚之加重盗窃罪；第6／97／M号法律第6条所规定及处罚之不当扣留证件罪。

事实上，赌博高利贷由来已久，甚至衍生成一个行业，这些放债人民间称之为“大耳窿”，④他们以在赌场向赌徒放债为业，以私刑为讨债手段，这些利用赌徒“翻本”心态的高利贷与赌场共生存，也因此成为博采监管的重要内容。“自费赌博，至多会把人输成穷光蛋，而一般不足以使人走绝路。因赌博而烧炭跳楼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因为欠了赌债。

赌博之害实则赌债之害。而赌博高利贷之害实则赌债之害中的害中之害。”②正如前述案例所表明的情况一样，这种赌博借贷不同于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借贷。从放债人的角度来看，赌博高利贷是一种“跑了和尚便跑了庙”的生意，离开了非法拘禁及暴力等犯罪手段，这生意便很难做成。为打击或减少因赌博高利贷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澳门第8／96／M号法律第l2条规定“一、凡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获得财产利益，向人提供用于赌博的款项或任何其他资源者，处相当于高利贷的刑罚。”《刑法典》第219条规定放高利贷为犯罪。⑧《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了“在消费借贷合同中，如订立之利息高于法定利息之三倍，则视有关合同具有暴利性质”。在澳门，法定利率由政府以行政命令不定期调整并公布。根据第29／2006号行政命令，现行法定利率以及无指定利率或金额时订定的利率均为九厘七五。既然赌博借贷是这个行业的衍生品，规范及限制就成为政府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为了澳门博彩事业的正常发展，杜绝或减少因此带来的弊端，澳门颁布了第5／2004号法律《娱乐场博彩或投注信贷法律制度》，该法第16条规定：“按照本法律的规定获赋予资格的实体，在从事信贷业务时作出的事实，不视为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号法律第十三条所指向他人提供用于赌博的高利贷，该条规定的效果亦不适用于该等事实。”因而使博彩借贷合法化，并成为法定债务的渊源。

根据澳门《民法典》规定，债务分为法定债务和自然债务。第1171条规定：“特别法有所规定时，赌博及打赌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涉及体育竞技之赌博及打赌，对于参加竞技之人亦构成法定债务之渊源；如不属上述情况，则法律容许之赌博及打赌，仅为自然债务之渊源。”第396条规定：“单纯属于道德上或社会惯例上之义务，虽不能透过司法途径请求履行，但其履行系合乎公平之要求者，称为自然债务。”也就是说，对于自然债务，由当事人自发给付，而不能依法强制给付，自发给付的也不得请求返还。在澳门，除了赌场以外，赛马、赛狗、即发彩票、体育彩票等都是法律容许的赌博。假如在没有特别法规定的情况下，赌客用上述博彩经营者借贷资金进行赌博，这种债务就属于自然债务。第5／2004号法律第4条规定：“按照本法律的规定提供信贷，则产生法定债务。”同时该法律亦规定了提供信贷的实体和中介人的资格，以及合同形式，而该等合同的内容及其修改拟本，也必须获得政府的核准。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借贷关系均不具有法定债务的效力。自从该法律实施后，信贷实体不仅可以借用司法诉讼手段在澳门法院声请追讨债务，对于境外的借贷人，还可以选择有管辖权的境外被告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在一宗借贷人为台湾籍投注者的案件中，信贷实体选择台湾地方法院诉讼追讨有关款项。台湾法院在判确认了台湾法院的管辖“符合‘被告应受较大之保护’原则”，“原告已选择就对被告最便利之法院起诉”。同时确认有关信贷“所生之争议以澳门地区之法律为准据法”。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有充分辨识能力之完全行为能力人，应知悉赌博行为系澳门地区法律所允许之行为，而仍于澳门地区向原告借贷款项从事赌博行为，为尊重澳门地区之法律秩序，被告之行为白应受到澳门地区法律之规范”，因此被告辩称赌博行为所生之债违反台湾公序良俗不可采纳。有关判决显示，台湾对待博彩合法化地区合法借贷的这一态度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适用外国法时公序良俗的审查问题，法官在另一涉及美国内华达州博彩案件的判决中(台湾“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30号民事判决)阐明，适用外国法不得有悖于本地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系指适用外国法之结果，与本地公序良俗有所违背而言。并非以外国法本身之规定作为评价对象。仅从个案而言，原告获得了胜利，保护了本身的合法权益。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案件不仅成为澳门博彩业信贷实体境外追债成功的先例，法官的有关司法见解对于博彩为非法的司法辖区，或许也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