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为背景下的民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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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它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实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来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1]

它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它既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具体到法学领域，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把握和对以人为本核心思想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民法的人本主义定位，为民法典的制定及民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

一、民法的历史沿革：发扬人本精神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典型阶段，民法（典）都大放异彩，成为其他上层建筑与其他法律无法取代的一个重要部分。民法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从其发展历史上考察可以初见端倪。

民法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juscivile）。市民法最初仅适用于罗马市民，万民法（jusgentium）适用于非罗马市民。后来非罗马市民逐渐获得罗马公民权，两法的区别逐渐消失。罗马法的理论体系对私有制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极大的影响，以至欧洲大陆各国根据拉丁语（juscivile）分别将民法定名为droitcivil（法）、civillaw（英）、Zivilrech（t德）、（俄）,都有市民法律和公民法律的含义。[2]民法的“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罗马法的市民法中，它指公民、国民、人民。罗马法揭示了两个最基本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第一，它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承认这种追求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第二，这种对利益追求的认可不光是观念上的，而且是规则和制度上的。[3]这种关于民法的最初的规定就已经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们权益的实现、追求的满足。之后，民法的发展进入了“身份—契约—身份”的形式链条。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研究古代法，认为社会之进步有其不移之轨迹。起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局限于家族，各成员均有其特定的身份，而整个社会秩序即以此身份为基础。随着社会日益进步，家族日渐解体，社会秩序遂以个人与个人间合意所形成之关系为基础。个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独立单位，任何关系的产生均以个人意思为依据，即所谓“身份到契约”之说。发展到后来，社会目光由抽象人格之关注再到具体有差异的个体重视，又出现了所谓的“从契约再到身份”之说。不过，前后所讲的“身份”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尽管这个链条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结构上升，但是无论其如何运动，连接的因素始终是“人”，是民法中的“民”。

以人为本是民法的本质，人本主义是民法发展的源动力。日本学者田中耕太郎指出：“私法中最基本的概念是人。”[4]作为典型的私法，民法上的“人”的概念和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古罗马的市民法与万民法中的罗马市民与非罗马市民，到现代民法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民事主体制度关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的发展历程①深深影响着整个民法的内容体系乃至框架变化。之所以会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而把民法界定为典型的私法，很大程度上也归结于民法的主体——“人”具有私的特性，而民法正是调整“人”之间的私权利（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所以，从民法发展的脉络考察，可以说民法从始至终都体现出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二、民法的精神实质：坚持人本主义

（一）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2004年3月主席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阐述。

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主席所有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都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5]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映射到法学领域，与民法中的以人为本或者人本主义是同一表述。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认识民法的本质、定位和价值取向，就是要大力弘扬人本精神。

（二）充分领会民法的本质

民法的本质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呢？西方学界普遍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法，这种观点在中国社会也同样适用。[6]

现在，中国的人们仍旧生活在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种社会状态中。在我国，政治权力畸形发展、空前强大，人民不被视为市民社会的主体而被当作政治社会的分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本末关系认识上的偏差变成了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所以在治国理念上，一定要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分开来，理清它们的本末关系。“民法”这个词完全是舶来品，民法文化、民法精神、民法伦理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是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这种认可最有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市民社会观念，使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目的，由此来培养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慢慢进行渗透，我们才可能最终走上把民法规定的权利作为任何法律制度，包括政治社会存在的目的。

具体来说，在人本主义的光辉之下，为了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与确保其人身安全，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的基本理念，确保对其财产行使自由收益及处分的权能，并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的侵害，基于人的本位及人的尊严，必须坚持以下民法的基本原则：（1）平等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无论自然人还是法人，无论其经济实力强弱，无论所有制性质如何，任何一方都没有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特权。（2）自愿原则。民法规范应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国家不应过多干预。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体现。（3）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主要是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法律形式的合同关系的要求，当事人在民事交易活动中应本着公平原则确定相互的权利与义务。（4）诚实信用原则。该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具有道德。（5）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权利人行使权利超过正当界限，有损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为权利的滥用，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些原则是民事法律规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民事司法的基本准绳，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流通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三、民法的理论实践：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7]

具体到民法领域，就是民法要以市民或私主体为本位，以尊重、保护市民的私人利益、自由意志，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创造力，维护其精神安宁为出发点。民法以市民社会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直接目的。民法赋予人（市民）各项权利，“其中既包括人格权与身份权，又包括财产权，既有精神权利，又有物质权利”。民法应以私主体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或社会为本位。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及财产关系，其调整方法强调平权（平等权利），其调整目的即精神旨归是重点保障个体私权而不是公权。

（一）指导民法典的制定

在市场经济已经建立并日趋完善的今天，制定一部具有自由、平等精神与权利理念的民法典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关键之一。“民法典尊重个人权利的最好和最重要的体现，是它对先于和高于实在法的法原则的承认。”因此，民法典必须大力弘扬私权神圣、私法自治的精神，还原民法应有的理念。从民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体现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条明线，而在背后则隐藏着一条追求人的独立、解放、自由、平等与人格尊严的暗线。作为民法典制定者的当代中国立法者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科学合理地制定承继历史脉络和符合当下国情的能引导21世纪潮流的民法典。

经过法制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个人自由和私权神圣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已深入人心。但是，作为民法发展的最集中表现形式——民法典，其中必定要明确规定私法自治原则，以彰显民法的现代价值理念，同时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交相辉映。私法自治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人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是具备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的能动性主体，能够运用其理性参与实践，去认识世界乃至改造世界。[8]

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对于人的个性与理性能力有充分的认识、理解与尊重。对个人而言，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法律尽量不要限制其行动，使其享有充分的意思自主权利，从而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这种自主的生活状态就是自治，私法自治原则即为对此种状态的肯定和确认。

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的民法尊重私域，践行私法自治的理念，给社会成员独立的私人空间，在生活中自由地构筑私法秩序，充分地发展人格，张扬人的自由本性，培育中国自己的私权精神与私法文化。

（二）承认主体的人格独立

现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人，并不仅仅是指生物学意义上有生命体征的生物人，而更多的是指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人，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各类民事活动，产生、变更、终止私法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从古至今的文化传承都提倡服从和安排，过分强调国、家等“大我”观念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个人，即“小我”的价值。同样，中国的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而言总带有一种强烈的家长主义色彩，习惯大包大揽，习惯命令服从，习惯由上至下的贯彻执行。很明显，这样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与现代民主法治的观念相矛盾，必须予以转型。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我国民法文化与制度的转型提供了方向。民法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功能是为人服务，即在承认、尊重私人的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法律保护。民法必须承认所有的民事主体之自由、独立、平等的人格，并通过理念建设和制度设计贯彻落实这种价值观念，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想的实现开创道路。

（三）强化私权的保护

民法在本质上是权利法，应该以权利本位为依归。财产权与人格权是私权的两种基本类型。人皆有物欲，人性中包含利己倾向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延续生活、维持生命，人必须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生产资料，财产权即由此产生。以人为本要求法律承认并尊重这种财产权，通过完备的财产制度来保护人正当合法追逐私利的行为。民法典作为私法的代表，理应在保护私人财产权、尊重人性方面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同时，人要在社会中生存、发展，除了拥有生命、健康等自然要素之外，还必须拥有名誉、隐私、尊严等人格利益，此为社会人成立之伦理属性。因此，保护此类人格利益也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民法应当强化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比如《物权法》第64和65条，对私人财产的列举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在所有权这块大蛋糕中，国家和集体所有权可以通过列举的方式列明，而私人所有权则应该是剩余的部分。这样的法律条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对私人财产还欠缺足够的尊重。同样，对于人格权的保护，目前普遍的做法是明确列举人格权的种类。由于这种列举是封闭式的，所以将来那些随着社会发展新出现（确切地说应该是新发现）的人格利益就难以得到民法保护。

（四）培育私法文化

中国数千年的法律传统都是以权力为本位的，长期忽视人性、压抑人性的后果就是私权意识的淡薄和私法文化的缺失。毫无疑问，这种淡薄和缺失对于个人的幸福是十分有害的。在现今社会，个人的幸福感与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且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并非是一种此长彼消的关系，两者并非水火不容。哈耶克曾经指出：“仅仅把公法看作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把私法看作只是保护私人私利是一种真理的完全颠倒，认为只有致力于公共目的的行为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一个错误。”故而，如果任由这种权力至上的理念肆意践踏独立人格的尊严，私法精神将荡然无存，市民社会将日益衰败。

私法文化是市民社会特有的文化，也是市民社会的精神特征。民法中的私权神圣、私法自治理念是私法文化的精神源泉，是尊重个人人格独立、个性自由、财富进取心的重要体现。[9]

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私法理念，使民众从内心深处真正形成私权意识和权利观念，重塑国人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繁荣私法与私法文化，从而真正发扬人本精神，昌盛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