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理论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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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属于民事诉讼范畴，是一种新型的民事诉讼形式，它的诉讼形式与传统的民事诉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诉的利益、既判力理论和当事人理论等方面。

（一）民事公益诉讼和传统的诉权理论的冲突

传统诉权理论认为“无利益即无诉权。”一般认为：诉的利益是指当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纠纷时，需要运用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时效性。该理论认为，只有直接利益和法律保护的利益才具有诉的利益，才能用民事诉讼的方式予以救济。而我们讲的公共利益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这就导致了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无人能担当民事诉讼原告的局面。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践的发展，传统的诉权理论正在被不断的修正，当事人的间接利益也逐渐被纳入诉之利益的范畴之内。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70年处理一服务组织判决中就采取了利益范围的标准对原告资格加以认定。他们所指的利益范围标准是指当事人的利益不需要是法律特别规定的或法律特别保护的利益，只要主张处在法律规定或调整的利益范围以内，在这种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可以请求司法保护。[1]

传统的诉权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法律规范构成了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和原理，为了做出一个正义的判决，法官法官必须确立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法律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应当被视为优先的利益。[2]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在现代社会,有很多正当的利益不属于法律权利的范畴,在实体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往往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法官通常会以诉权理论来对抗当时人的诉讼权利，导致当时人在自己正当利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无能为力。

（二）民事公益诉讼和传统判决既判力理论的冲突

既判力是指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最后的判决具有不可争议的效果。既判力原则上只对提出请求及所对立的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而对与请求无关的案外人不发生法律效力。而我们所提倡的民事公益诉讼诉讼代表人所代表的主体恰恰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由于我国并没有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导致了我国公民在很多国际赔偿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集团诉讼的既判力只针对可以确定的当事人的利益予以救济，对于确定人数以外的不特定多数人，仍是采用不告不理的原则，在集团诉讼以后，如果有剩余的不特定多数人提起诉讼，则法院会做出援引原判决的裁定，如果不特定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存在无力起诉的情况，那么法院则不会以共同诉讼人的身份主动的对其予以救济。

在美国，针对集团诉讼的诉讼当事人可以扩展到利益受到损害的所有个人、法人和社会团体，在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其代表人出示的证据，确定利益受损害的人数，并把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受损害的所有当事人或不特定多数人，对比以上法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之处。

（三）民事公益诉讼和当事人理论的冲突

当事人理论中的当事人是指因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传统的当人人理论要求当事人与案件有直接的厉害关系，在我国民事诉讼法108条也有相关的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厉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法院在受理案件时有必要审查起诉人和应诉人与诉讼标的之间是否存在实质的关联。也就是说，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才能以原告的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其合法权益。而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民事公益诉讼理论的主要观点。

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消费者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多，该类事实的主要特点是对每个公民的直接损害微小或者没有损害，公民对于这样微小的危害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即使诉讼至法院寻求法律救济并且获得胜利，于自身于社会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实际意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侵犯这些人正当利益的一方所造成的总体损害却是极大的。故学界提出了现代型诉讼的观点，他们认为现代型诉讼超越了个人的利害关系，其争点往往具有公共性而得以社会化和政治化期间存在着公的因素和私的因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一方通常是人数众多、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因此，其诉讼特点具有集团性和扩张性。现代型诉讼所提倡的是，众多的利益合并解决，其中存在的个别问题单独解决，这样即可以救济全体受害人的的利益，又可以节省诉讼费用，降低诉讼成本。

以上论述可以得出，民事公益诉讼是对正当当事人理论极大的扩张，使诉讼的起诉方主体从直接利害关系人扩张至非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我们极力的提倡民事公益诉讼，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利益，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稳定、我们的国家更加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