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权论文
时间：2022-09-15 06: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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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农村有着蓬勃的发展态势。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法人应当具有法人财产权。此处的财产权是一个权利的集合，包括了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财产性利益等内容。但是有一些财产权，则因农民专业合作社权利能力的限制不能被其享有。
农业合作社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默拉比大帝时期(公元前2067—前2025年)，汉默拉比法典就允许获得了经济自由和独立的农民在合作的基础上管理土地。但是真正被称作合作制之父的是威尔士人罗伯特·欧文，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起源于1844年，一帮英国的纺织工人建立的RochdaleSocietyofEquitablePioneers，这个协会还在吸收其他协会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Rochdale原则，如今美国的合作社还是在这个原则的修正版指导下运行。我国在建国之初也曾经讨论过合作社的引入，并且在1950年7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后来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变化，我国的合作社逐渐发生了异化。合作社运动和化运动让现在的人们一提起合作社就想到那个令人心有余悸的年代。本文所讨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同类农业生产者或者同类农业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互助性组织，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所说的合作社不具同质性。
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称农民专业合作社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各地专业合作社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吸纳的农户数量也占据了可观的比例。目前全国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总数超过15万个，成员的数量达到2363.5万，占全国农业总户的9.8％，占农户总数的23.3％，接近1/4。如此众多的合作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新形势下农民致富、农业发展，农村改革的一股全新力量。然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并没有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规范，甚至连部门规章都没有，有的只是《农业法》中的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过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很多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活动。但是，农民合作社是不同于商事公司的一类组织，在登记、税收、反垄断的豁免方面都应有不同于普通公司的对待方法，合作社作为一种特殊主体需要特别的对待。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浙江省2004年出台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并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成为我国首部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文件。该条例的出台使得浙江省范围内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设立、组织运作和解散等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全国人大农委从2004年9月开始在《农村经济管理》上发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系列立法专题研究报告。2005年8月4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征求意见稿)》(草稿)出炉，2006年6月，初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2006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该条规定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采用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规定了合作社可以行使权利的客体，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合作社对这些权利客体所享有的权利。这种规定方式回避了对合作社法人在财产方面享有的权利的概括性规定，没能给合作社的财产权以适当的空间，本文意在通过分析合作社法人在财产方面的权利，以期在理论上完善合作社的主体地位，避免实践中因理论不清而出现无谓的争论。
一、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
合作社作为一种法人，已为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明定，此即意味着合作社应当具有法人所具备的权利能力。“在财产法上，法人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的范围是一致的，即它不仅可以作为财产权的享有者，即权利主体，而且也可以作为承担着，即法律义务的归属主体。在履行义务时，它以属其所有的财产，而且仅以其财产承担责任。”这是法人在财产权层面一种当然的状态。然而，仅此并不足以回应本文的题目，也没能对我国理论上一个特别的概念——法人财产权进行准确的解读。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理论上十分明确的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权概念因我们将其合并成了一个词而有了别样的内涵。
(一)法人财产权的解读
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和性质的争论是随着我国提出“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一概念而展开的。与该概念相伴相随的则是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面对“国有企业中的资产属于国家”的政治性前提下，理论界曾就企业法人所有权的内涵和性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用益权说、经营权说、结合权说和双重所有权说等等观点。可以说，过去这一争论在理论上还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已经将其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新修订的《公司法》第3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删除了原有的《公司法》第四条第3款“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使法人的财产权利得到了回归，对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和性质的认识不必再受国有资产归属的掣肘，解释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和性质有了更加自由的空间。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权利以其标的物为标准，可分为非财产权及财产权。后者指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可再分为债权、物权及无体财产权(智慧财产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就财产权而言，除以人之身体劳务为给付之债务外，法人均得享受权利，负担义务。因此，法人自可享有财产权无疑。而法人财产权，即为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权。这种理解，即避免了解释的随意性，保障对法人财产权的解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致出现学者所批评的“法人财产权的概念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法律概念”；又保证了对法人财产权性质认识的一致性，不致出现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使“法人财产权”制度成为一种“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制度”。至此，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也就明了了：“它不是一项具体权利，而是一个权利束，是具体法律权利的上位概念。”它具有综合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就外延上法人财产权应当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财产性利益。这里的财产性利益指的是具有财产的性质而又无法归入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范畴的利益内容，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等等。
(二)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的内涵与外延
合作社作为法人，当然应当享有法人应当享有的财产权的全部内容，即合作社应当享有法人财产权。此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应当符合前述法人财产权的内涵。有学者尽管也认为，“随着合作社法人地位的确定，合作社当然拥有法人财产权”，但是理由却是“法人财产权是一种物权，且由合作经济组织直接支配”。该观点与本文就法人财产权的内涵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论者认为，“从内涵来讲，法人财产权与企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权)是一致的”。首先，作者的论述有自相矛盾之处。两个概念的内涵一致意味着这两个概念具有等同性，按论者的说法，“法人财产权即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是物权”。此种说法显然违背了物权法上十分重要的一项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定主义系物权法构造重要基柱之一，切不可轻易违背。无论如何进行物权的分类及细化，我们都无法找到企业经营管理权这一内容，因其从本质上即不符合物权的特征。其次，认为法人财产权即为企业经营权过于武断。最后，若认为法人财产权是一种物权，则物权成为财产权的上位概念，理论上的困境无法摆脱。
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当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易言之，凡是法人财产权所包括的内容，都应当为合作社所具有，从抽象意义上应当这样认识，也只有这样认识，才能让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得到真正的体现，不致让该项规定成为一纸具文。但是，合作社作为法人，总是无法避免权利能力的限制，并由此导致有些权利不能被合作社所享有，后文将予详述。
二、合作社的财产归属
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作为权利的组合，包括了物权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非所有权莫属，而就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中的所有权部分，立法及理论都有诸多值得探讨之处。
(一)立法上的认识与评价
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发表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业研究报告(五)》中，就合作社财产归属的认识十分混乱。该报告中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员仅对自己投入企业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而且不能任意支配与转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属于组织所有，任何一个社员都不是财产权的所有者，依法分配的财产才可以归到社员名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一般来源于社员股金、积累资金和银行贷款，也有少部分其他资金，这些财产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独立支配的财产，并以这些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社员不得拒绝以这些财产对外清偿债务。”
现在来理清一下这份报告的逻辑，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来自于社员的股金等。既然称为组织的财产，就应当说承认了财产的所有权主体是组织。因此，说“组织的财产属于组织所有，社员不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是正确的。但是，“社员对自己投入的财产还享有所有权”，则纯粹是将法律关系变得飘忽不定，社员既然将财产投入合作社，就意味作为出资，该财产属于合作社了，社员如何还会对这部分财产享有所有权，果然如此，那样就出现了一个物上有两个所有权的局面，这与我们传统民法上的“一物一权”原则相悖。在阐述了社员对财产享有所有权后，使用了“而且”这样的词汇。“而且”一词表示递进的意味，后句的程度应该比前句更加严重，既然享有所有权就应该可以任意支配和转让，这是所有权制度应有之意，“不得支配和转让”是对所有权制度的限制或者说违反，此处绝非递进的关系，而应当是转折的关系。如此显见的语法错误出现在这份报告中，只能说反映了报告撰写人对于民法上所有权理论的认识尚待加强。另外，如果出资的形式是货币出资，货币的所有权是完全以占有为判断依据，怎可说他人控制下的货币为自己所有。
原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征求意见稿)》(草稿)中的表述，与上述全国人大农委的报告有着一脉相承的默契。该草稿中既承认了社员对出资的所有权，又认为合作社对合作社财产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最终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这种错误的认识被纠正过来。法律中没有了一个物上两个所有权的表述。该法第4条第2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关于社员对出资所享有的权利已经被删除了。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避免了一个物上有两个所有权的窘境，但是还是未能彻底的将合作社的财产归属厘清。就上述所列财产，恐怕不是无主物，那么它们究竟属于哪一主体所有，合作社、社员、还是其他?该法中回避了所有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就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作出规定，而仅仅列举了合作社对财产所享有的三项权利。可这三项权利正是所有权所具有的四项权能中的三项，最能体现所有权特点的处分权也被包括进来，既然如此，三项权利的列举又和《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的所有权有什么区别呢?法律没有列举收益权，是不是合作社对于这些财产没有收益权?显然不能这样认为。收益，指收取所有物之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而言。尽管法律上没有认可第4条第2款的各项财产为合作社所有，但是对于这些财产的收益恐怕很难认为不属于合作社。因此，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能规定合作社对于第4条第2款各项财产享有所有权，但是实际上所规定的恰恰是所有权的内容。其实，完全可以直接规定合作社对于第4条第2款所列举的各项财产具有所有权，退一步讲，如果实在不愿意如此，也可以如《公司法》那样，使用法人财产权的概念，而不必采用如此迂回的方式。也许法律起草者们担心如果写成合作社对这些财产具有所有权，就是剥夺了农民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会引起农民的疑虑和抵制。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时展到今天，能够团结起来组织或者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思想观念上早已经不再停留在法律起草者们所设想的那种不肯放弃任何自己的财产的状态了，既然他们能够加入合作社，就应该对加入合作社所带来的财产关系上的变化，自己承担的风险和可能获取的收益有所认识；而对于那些本来不打算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这样回避法律关系的界定意图拉拢也是枉然。这样的规定只会带来法律关系上模糊，一旦就财产权属发生纠纷，解决起来必然面临法律规定不完善的问题并进而引起法律解释的巨大困难。(二)理论上的观点与探讨
理论上，有学者认为，为了一方面维护合作经济的特征，一方面使其产权制度有现代性，满足建立现代合作制经济的需要。立法中，可作以下制度安排：第一，在产权所有制形式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坚持“民有”原则，这种“民有”应该是一种“联合所有”，即约定共合所有。资产一旦进入到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就享有集体的终极所有权。组织成员可以通过虚拟量化比例和数量来获取利益。财产的最终归属权实质上应为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所有，形式上则有合作经济组织依法依章程行使，本质上要明确“联合所有”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上述理论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商榷：第一，所有制形态上论者主张“民有”、“联合所有”，即约定共合所有。作者并没有具体解释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教科书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上，无法找到作者提出的概念。作者应该就所提出的概念给予读者基本的定义。农民合作组织法作为一部商事组织法，创建一种民法上没有的所有权制度，似乎有些难度。第二，作者一方面认为合作经济组织享有集体的“终极所有权”，另一方面又认为财产的“最终归属权”应为合作经济组织成员。作者没有说明“终极所有权”、“最终归属权”所指为何。按一般的汉语意思，所谓终极所有权就应当是财产的最终归属权。论者在这里将这两种——从文义上看是一种——权利赋予不同的主体，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明或理由。第三，作者强调“联合所有”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通过考察《民法通则》第74条可以发现，该条所称的劳动群众集体组织和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都不是今天立法上所讨论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该条正是集体所有制在民法上的根据。今天所说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资源联合、民主控制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跨越村、乡，甚至县等行政区划而组建，另外法人也可以成为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这些特点都无法归人到《民法通则》第74条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当中。至此，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论者将现今立法上讨论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改革开放前合作化运动以及时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混为一谈了。
综上，既然承认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就应该尊重现行合作社的活动实践，尊重民法财产和所有权理论的结构，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等所有以合作社的法人面目获得的财产，在未分配给社员之间，都应该归合作社法人所有。
三、合作社法人财产权的其他外延
除了所有权外，法人财产权还包括定限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及财产性利益。分析合作社法人财产权中所有权以外的其他内容，即将合作社法人财产权的外延加以细化，对于补充立法的不足，清晰的确定合作社在其他财产权上的可能性和内容无疑具有重要的助益。
(一)定限物权
定限物权系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具体包括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应参与民事交往，能够对外签订合同，在对外签订合同中如果为确保债权能够得到实现而设定担保物权或因债权关系而产生法定担保物权，应无否定的道理。问题在于合作社能够享有用益物权。对于合作社法律并未限定其出资方式，而是将此项权力授予合作社章程。因此，对于农民以一定年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的，合作社法未予反对。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此提供了制度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应当承认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获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能，因此，也应当承认合作社用益物权的主体适格性。而对于我国目前农村而言，很多地方的合作社正是采用此种方式，实现大规模土地的集中耕种，以提高生产效率，解放农村劳动力，这也是解决我国农业生产力低下问题的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
(二)债权
合作社法明确规定了合作社以“上述财产”(内容已如前述)对债务承担责任，认可了合作社承担债务的可能性，这也就没有理由否定合作社享有债权的资格，合作社不能仅承担债务而不享有债权，因为在大多数债的关系中，债权债务都是双向的。此外，合作社对外从事交往也是合作社生存不可或缺的，对外民事交往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债权，如果否定了合作社的债权人地位，将会使合作社法人地位失去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
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对于这三方面的权利，合作社也应当具有。商标权是合作社保护自身及成员产品的重要标识，是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十分重要的因素。例如，上海老港瓜果蔬合作社就拥有“田乐牌”注册商标，为自己的产品创造了不同于其他同类产品的标识。合作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技术探索，研究出了新的动物和植物产品的生产方法，申请专利的，按照《专利法》的规定可以授予专利权，合作社应当具备专利权人的资格。著作权在经济生活中虽然不大可能被合作社享有，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主体资格，因为合作社作为法人成为著作权人的能力已被著作权法所认可。
(四)财产性利益
法律上总有一些权利和利益不被既有的分类所包含，于是就产生了诸如“财产性利益”这样的兜底性概念。就公司股权究竟性质为何，争论良久也未有定论。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社员权，但股权当中有财产性的内容是没有争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享有股权(股份)?本文认为，合作社不能享有股权。合作社虽然作为法人，财产权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也要受到合作社权利能力的限制，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此即表明合作社的本质是互助性经济组织，其宗旨在为成员提供服务。这便将合作社对外投资限制在了合作社的权利能力之外。因此，合作社不能享有股权及合伙企业中的份额这样的因对外投资而产生的财产性利益。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完全否定合作社法人财产权中财产性利益的内容。我们的法律和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而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能力又必然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如果有新的财产性利益出现而又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作社的性质的，就应认可其能够成为合作社法人财产权的外延之一。
四、小结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现今农村社会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消除了实践中合作社法律地位和活动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但是，该法只有区区56条，与《公司法》219条的规模相比简直只能称为大纲，很多重要的制度没能在该法中得到体现。这与我们的合作社历史并不久远，立法和实践经验尚不成熟有关。同时，这也与我们的理论认识没能达致应有的深度有很大的干系。立法机关研究报告中的说法不符合法律的逻辑，违背了民法的基本原则。一些学者的认识也没能起到辩明是非的作用，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奇的概念并没有理论和法律上的支撑。法律已经出台，寄希望于修改法律以达到完善在短期内已经不具有现实性，因此解释的任务就摆在了学者的面前，如何解释法律指导社会生活就成为当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即是这样一份工作中最先纳入研究视野的内容，其对于解决合作社主体地位的充分性，合作社对外交往的适格性，合作社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明确性等问题具有基础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