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解散公司制度立法改革建议

导语：强制解散公司制度立法改革建议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都可以衍生出许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未能有效地解决具体裁判标准不明确，观点亦不统一的难题，立法改革势在必行。在分析问题和借鉴域外立法发展的基础上，建议了立法改革思路。

关键词：公司法；强制解散公司；立法改革

一、复杂的现实与含糊的法律

现实生活中，公司股东之间的矛盾复杂而多样。有的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埋下祸根”，例如持股比例为50%∶50%，又没有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僵局解决机制（案例1）。有的是大股东“一股独大”，对小股东不理不睬，小股东不满而起诉。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原告，不仅有小股东，也有持股比例90%的大股东（案例2）。现实很复杂，相对而言法律却很含糊。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有《公司法》第182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公司法第182条设置的公司强制解散的三个必备条件，每一个条件都可以衍生出很多争议。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一个判决公司强制解散的指导案例（案例1），可惜该案例的说理不充分、指导性不强，未能令人信服。更有意思的是，该案例中的被告“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虽然被生效判决强制解散，但是经调查发现该公司至今仍然有效存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颁布一个不支持公司强制解散的案例，也对某些法官有某种“影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通过司法解释使得公司法第182条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4]2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效果并不理想，“具体裁判标准并不明确，实践中观点亦不统一”①。《公司法司法解释二》颁布后，遵循该解释的指导案例还没有颁布，公开查询到的一些案例中裁判观点存在明显不同。这就是法律工作者所面对的困境。

二、“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认定标准

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一个必备条件是“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该条件看似简单，理解和应用时却很复杂。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最高人民法院是这样解释的：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该司法解释在公司法182条条文之外，创新地提出了“两年”“股东僵局”“董事僵局”，但是仍有很多事项没有被解释清楚。较为突出的两个问题如下：问题一：“经营管理”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企业的行为可以两分为对外和对内。按照公司法的用词，对外的行为，似乎应该属于经营②，通俗地说就是做生意；对内的行为，更多地属于管理。经营与管理，两者关系密切，因此，日常生活中两个词语经常是合在一起使用，在公司法中也大体如此，例如：公司法第49条（“有限公司可以设经理,……，行使下列职权：（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在公司法的法条中使用一个常用语，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注意在认定标准中这样使用常用语可能出现的争议或不同理解。显然如果公司法的条文是“经营和管理”，肯定好过于“经营管理”。或许简单的“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是更优的表述。有的法官认为，司法实践中的审点在于判断该“困难”是公司经营困难、管理困难抑或两者兼具，《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明的前三种情形均指向“管理性困难”，对“经营性困难”未作明确。③也就是认为“经营管理”是两个概念，由两个部分构成：“经营”和“管理”。在解读公司法的“经营管理”时，应该不局限于只考察公司内部管理情况，而完全不理会公司对外经营情况。因此，笔者同意“经营管理困难”应包含“管理性困难”和“经营性困难”两个方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似乎把重点放在了“管理性困难”，也就是公司内部机关是不是正常开会和作出会议决议（讨论时一般常被称作“股东僵局”“董事僵局”或“组织性功能障碍”），完全没有述及“经营性困难”，以至于出现了将其解读为“经营管理困难”“主要是”“管理困难”并据此判令公司解散的案例（案例1）。公司既存在经营性困难，同时也存在管理性困难，两者之间可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自然可以作为论据来强力支持强制解散公司的判决。但是，现实并非全部如此。一个存在管理性困难的公司可能并不存在经营性困难，公司可以一如既往地做生意、甚至生意更加好，那么，仅仅因为存在管理性困难就被强制解散合适吗？如果管理性困难必然导致经营性困难，那么还有必要在法条中出现“经营”一词吗？笔者认为，必须承认公司僵局在程度上有差异。有的僵局使股东层面和董事层面无法作出重大决策，但是在公司经营方针已定、继续执行此前的预算方案（按照惯性运行）时，不必然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困难，这就是“伪僵局”。实践中遇到不少这样的例子，股东或董事吵架不能出决议，而管理层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困难不应被理解为是决策困难，而应是公司经营困难，只有出现经营困难，才是公权力必须介入处理的“真僵局”。问题二：该如何认定困难的“严重性”？管理性困难，范围简单，比较容易界定。经营性困难，就不好界定了。按照常理，我们是怎么判断一个公司出现了经营困难呢？我们往往考虑它的一些警示性信号，例如：发不出工资、拖欠供应商账款、产品滞销、资不抵债、收不抵支、被列入失信名单或者经营异常名录。如果判案的法官考虑得更全面，还可以进一步关注公司是属于短期的经营不善，还是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是否具备扭亏为盈的能力等。这么复杂的考量，法官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应该由法院聘请专业机构来判断，还是由法官来判断？在认定时，应当对“严重经营管理困难”的认定标准采用更加严格的尺度还是宽松的尺度？是应该组成多个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来判断，还是只需要一个法官来判断就足够？好多问题待解。

三、“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

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二个必备条件是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如何认定“重大”，与前述第一个必备条件中的“严重”的认定类似，也是个难题。能划定具体的认定标准吗？具体案例中，是应该组成多个法官或者人民陪审员的“大合议庭”来判断，还是只需要一个法官来判断就足够？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难题：一是“继续存续会使”，这是“逼着”法官去判断公司的未来会怎样。除非已经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法官有能力作出预判吗？对证据有哪些要求呢？是否需要司法评估和鉴定？这个事情能被评估和鉴定吗？还是法官自己拍脑袋认为就足以？二是如何认定已经有损失或者可能有损失？去寻找哪些表象？这个标准指的是公司出现亏损、还是亏损无力被扭转？还是指公司财产被滥用、浪费？三是“损失”是否必须与前述的“困难”存在因果关系？四是起诉的股东利益受损，还是全体股东的利益受损？考虑到公司法第182条和司法解释完全没有提及“股东压迫”，似乎应该认为这里是从全体股东的利益角度去考量的。如果是这样，当公司经营正常、不断产生利润时，法官能决断强制解散公司吗？五是对于是否会发生股东利益受损，除了明显存在纠纷的对立股东的意见外，其他中立的股东（如有）的意见是否需要考虑，还是只需要法官来“独断”？六是“股东利益”是一个什么概念？公司法没有对股东利益下定义，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④也是含糊的。有的法官认为，股东利益可分为“公司管理控制权益”（表决权、知情权等）和“投资收益权益”（分红权等）两方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可以写一本书的。七是受损害的是整体的股东利益，还是只要损害股东的某一个具体利益就足够判决了？不能参与重大决策，难道就是受到了损害吗？

四、“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认定标准

强制解散公司的第三个必备条件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个条件做解释，有点费解。难道是这个法定条件规定的足够清晰根本不需要解释，还是实在含糊不清难以解释？难道是在暗示法官在判决时根本不需理会这个要件？有的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可能更多的是形式审查”，“该前置性程序的意义更多在于其导向性”⑤。有的法官认为：“该要件并不要求原告股东在诉讼前穷尽全部救济途径，否则将因欠缺现实可操作性而在客观上废止公司解散之诉。法院认定原告股东已通过其他多种途径仍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状态且符合其他法定要件的，经组织调解无果后应及时依法作出判决”⑥。有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只有穷尽一切可能的救济手段仍不能化解公司僵局时，才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⑦。有的法官认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立法本意是促使原告在起诉解散公司之前尽力化解公司矛盾，也是法院判定股东之间矛盾是否已经不可调和的标准之一。在案例4和5中，法院显然没有认为这是形式审查，而是要求股东们必须先协商、尝试其他方法，否则不会判决解散公司。有的法官认为，“应当包括内部途径与外部途径两个方面：内部途径，如申请召开会议（股东会、董事会）、协商内部股权转让、请求公司收购股权等；外部途径，如请求行业协会或行政部门等第三方进行矛盾调解、股东提起知情权或股东权益受损责任之诉等”。⑧有的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强调了法院的调解，似乎可以理解为如果法院调解失败就算是“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

五、结语：立法改革势在必行

通过前文的分析足以发现，看似全面、“既要又要还要”的公司法第182条实际上不具有可行性。法官在适用公司法第182条时，即使有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的帮助都感到无所适从，已经足以证明该法律的立法是不尽如人意的。不具有可预见性、含糊不清的法条实际无法被人们所遵守，也就失去了实用价值，成为停留在纸面上的法条，甚至有机会变成“恶法”。因此，对公司法第182条进行立法修改，势在必行，在当下国家大力改善营商司法环境的背景下尤其有必要。笔者提出以下粗浅的立法改革建议：思路一：司法强力干预，“两年不能开好会就解散”。这个思路的要点就是“简单易懂可行”。简化公司解散之诉的法定条件，规定只要满足最基本的条件法院就有权解散公司，这个条件就是：董事层面或股东层面的决策困难，具体体现为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大）会、公司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公司董事长期冲突导致的董事会僵局。在允许司法强力干预商业活动的前提下，“新法律”所规定的强制解散公司的必备条件非常的客观和简单，提供一个简单的裁判标准，避免无休止的关于困难、重大等事宜的争论，简化了原被告的举证负担，法官审理时不再需要考量复杂因素，当事人在诉前就能对诉讼结果有一个很好的预判。“新法律”必然“迫使”投资人在设立公司时就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考虑将来某一天公司容易被强制解散，预先设计一些解决机制避免风险。“新法律”必然“迫使”股东们在发生争议时更加倾向于采取低成本的其他解决措施来化解矛盾，例如股权回购、股权转让、和解等。思路二：司法谨慎干预，以“委派管理人制度”代替“强制公司解散制度”。这个思路的要点是彻底废除现行的强制公司解散制度，代之以“委派管理人制度”。新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发生公司僵局时，法院有“指定权”，有权委派“管理人”接管公司，或者在出现僵局的股东层面或董事层面“管理人”享有超级投票权，帮助作出决策、打破僵局。与第一个思路类似，这个思路也是希望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机制。法院应当帮助经济人，而不是替代他们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二选一”（强制解散或接管）之间选择委派管理人接管公司的方式化解僵局。在破产重整等救济机制中，实践已经证明在法院监督、在债权人和股东的监督下，管理人的妥善管理是可以有效地帮助公司走出困境的。思路三：司法谨慎干预，提高强制解散公司的“门槛”。这个高门槛，就是除了必须存在僵局外还要求必须出现亏损，只有在公司持续亏损并且近期没有扭亏的可能等前提下，才允许强制解散公司。与现有法律制度中的“重大困难”“重大损失”相比较，公司持续亏损并且近期没有扭亏的可能是比较客观和容易查证的。新制度的逻辑是，强制解散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鼓励。如果有足够证据显示管理困难会导致公司出现经营困难（失去竞争力、丧失商业机会、不断损失资金等），才符合强制解散的前提条件。思路四：司法不干预，废除强制解散公司制度。废除强制解散公司制度的理由是：第一，该制度没用。具体表现在原告胜诉概率很低，也没有多少解散的案例；胜诉判令解散公司的案例也有很大争议，难以有指导案例产生。第二，该制度不经济。公司解散时会产生很多费用，资产出售价格也较市场价格低很多，很少有投资人会避开“清算损失”。如果深入调查或许会进一步证明，法院判决解散公司以后，原告可能反而后悔或者经济上根本没有受益，“出了一口气赔了一大笔钱”。“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强制解散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六、典型案例

案例1：涉及“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认定，判决解散公司（原告林方清与被告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2010）苏商终字第0043号，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原告林方清和戴小明（第三人）是被告“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都是50%，林方清担任总经理兼监事，戴小明担任执行董事，后来实际经营由林方清负责（包括掌握公章等）。原告以多年不能召开股东会会议、股东纠纷为理由起诉要求解散公司。诉讼期间第三方组织的调解失败。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且解散会导致员工失业等不良社会后果，驳回起诉。原告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解散公司，认为：（1）“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从组织机构的运行现状入手加以综合分析”，连续四年没有召开股东会和形成有效的决议，股东会机制失灵；执行董事戴小明管理公司的行为不再依据股东会决议而是其自己的个人意志，公司执行机构的运作也不正常，公司的监督机构（监事）实际上无法发挥监督作用。（2）公司法所说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主要”是指“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内部障碍”，“不应理解为资金缺乏、亏损严重等经营性困难”。（3）公司的经营管理困难“有可能”“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以及股东权利实现通道的顺畅，进而对股东的权利构成严重损害”。林方清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处于被剥夺的状态”，“投资设立凯莱公司的目的无法实现，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存续，林方清的合法权益将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3）“过于冗长的前置程序可能使得公司司法解散机制形同虚设”，起诉前已通过其他途径试图化解矛盾，也进行了调解，均无成效，“股东已穷尽了了其他救济途径仍无法打破公司僵局”，不需要原告继续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矛盾。案例2：涉及“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认定，判决不解散公司（中国裁判文书网，原告陈红艳与被告陕西新西部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田春生公司解散纠纷，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2018）陕01民初651号）陕西新西部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于2009年成立，原告陈红艳持股比例为90%，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第三人田春生的持股比例为10%。两个股东是夫妻，但是在2014年原告陈红艳曾经起诉离婚、败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列举的四种情况归纳为两类：一是公司权利运行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利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有效决议，即公司僵局情形。二是公司的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不善、长期严重亏损，已基本丧失扭亏为盈的能力，造成股东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法院查明原告陈红艳已拥有控股权，不会出现僵局；有证据显示公司经营运转正常；认为原告在无证据证明公司业务经营已发生严重困难、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且无力扭亏为盈的情况下，仅以存在股东冲突、其他诉讼纠纷为由请求强制解散公司，既不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公司自治为主，司法谨慎干预”的基本原则。案例3：涉及“经营管理严重困难”的认定，判决不解散公司（中国裁判文书网，原告陈梅、林进年与被告阳江市海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海盛公司”）、第三人苏耀荣公司解散纠纷，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阳中法民二终字第119号）海盛公司于2008年成立，原告陈梅持股比例为30%，担任监事；原告林进年持股比例为10%；第三人苏耀荣持股比例为60%，担任法定代表人。2013年6月，海盛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只有苏耀荣参加，会议决议罢免林进年的总经理职务，聘任苏耀荣为总经理。2013年7月，林进年、陈梅诉请撤销海盛公司于2012年6月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后败诉）。2013年8月，陈梅和林进年起诉要求解散公司。一审法院驳回起诉，认为：（1）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虽然体现了公司股东之间失去了相互交流协商及信任的基础，但解散公司并不是解决上述僵局的唯一办法和途径，现行公司法有足以维护股东各项权益的规定和制度，两名股东未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直接以解散公司的途径达到上述目的，有悖于以上法规精神。（2）海盛公司成立后，收购和承租共计7座加油站，7座加油站虽未对外开放营业，但海盛公司目前的经营和管理运行正常，每年都通过工商年检。同时海盛公司与他人签订多份合同且正在履行当中，加油站正在办理或完善相关的国土证、经营性证照的过户手续或变更手续，如果判决解散公司，则势必造成加油站经营资格永久灭失的后果，加油站将不可逆地丧失经营的可能性，不仅浪费油站资源，而且还严重损害海盛公司的利益，亦最终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及他人的利益。（3）苏耀荣持有公司60%的股份，可以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证明股东会机制仍可正常运行，原告与其他股东之间的矛盾不会影响股东会机制的正常运行，也不会导致公司在管理上出现严重内部障碍。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为：（1）海盛公司在2011年到2013年召开了两次股东会，并形成了两次股东会决议，不存在连续两年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形。（2）虽然三位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但苏耀荣持有公司60%的股份，可以行使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不会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发生重大困难。（3）海盛公司仍然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解散公司会导致油站资源浪费，损害海盛公司和其它股东的利益，虽然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但原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案例4：涉及“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认定，判决不解散公司（中国裁判文书网，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与被告焦作市润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王文安等十二人公司解散纠纷，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2017）豫0802民初564号）焦作市润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营业期限至2018年12月10日。原告杜绍营、杜威、张剑锋合并持有公司60%的股份，杜绍营曾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因涉嫌利用工作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在2017年8月23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被免去了董事长职务，变更为“王文安”。2017年1月25日，第三人王文安以杜绍营涉嫌职务侵占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2017年9月被正式立案受理。原告杜绍营与第三人王文安等曾因股权转让、增资决议等事项诉诸法院。第三人王文安等12名股东均表示不同意解散。

作者:孙阳 单位: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