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立法机制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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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林立华工作单位：徐州医学院

一、产品责任立法概况

从时间上讲,产品责任法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发展较晚。在对产品责任进行立法时,许多国家纷纷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框架,在侵权行为法体系内建立特殊的产品责任侵权制度,在产品责任制度中引人无过错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以期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在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平衡。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目前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还未制定出一部完整的产品责任法,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分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然而,这些法律条文的规定大都过于简单,不易于操作,而且有些条文措辞欠妥、突出反映在“产品”和“缺陷”这两个概念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关于产品责任的争议将日益增多,而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零散分布状态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尤其在《产品质量法》中规定产品责任问题容易使人误将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同产品缺陷引起的产品责任相混淆。所以,目前在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是十分迫切的。

二、产品责任立法中对“产品”概念的界定

确定产品责任,首先必须明确产品责任立法意义上对“产品”概念的界定,这对是否承担产品责任至关重要。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给“产品”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本法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同时,《产品质量法》第73条还规定:“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由此可见,我国“产品”的概念内涵是:第一,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不仅是指有形的物质,同时也指无形的物质;第二,不包括初级农产品以及非工业用品;第三,不包括建筑工程等不动产;第四,不包括军工产品。在这里,尽管《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定义比较明确,但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法学界比较集中的疑义在于两点:第一,“加工、制作”的含义过于广泛、笼统,不利于操作;第二,使用“销售”一词欠妥。有些产品并非直接由销售渠道进入消费者手中,由此引发的产品责任如何负担则成为争议焦点,因此,有人建议改为“流通”一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将不断涌现,产品责任法应确保其对消费者提供的保护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同步,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抛弃陈旧的观点,将更多的新产品纳人产品范畴之中。对照欧美国家“产品”概念,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2条规定,“产品指一切动产,即使被组装或安装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中的动产也包括在内,但农业原产品和猎物除外”。该条采用排除法,虽不够准确,但仍有可借鉴之处,如“不动产”一词的使用,远比我国《产品质量法》使用“建设工程”一词妥贴。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6条规定:“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它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因此,使用“不动产”这一法律用语代替“建设工程”更为科学。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把“产品质量不合格”认为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原因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制定《民法通则》时,部分学者对“瑕疵”和“缺陷”的概念混淆,将“瑕疵”概念定义为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而事实上,依据《合同法》属于瑕疵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对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不一定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缺陷产品,而在产品责任法上属于有缺陷的产品,也可能在《合同法》上并无瑕疵,属于质量合格产品。另外,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缺陷是指不符合标准。”这里把“不合理的危险”作为缺陷的标准是十分科学的,但后半句又把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缺陷衡量的依据,这就为衡量产品是否有缺陷提供了双重标准。而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是综合多种因素制定的,并不以产品无危险性或具有安全性为唯一标准。因而,符合国家、部门、行业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性。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无疑会令某些使用具有不合理危险却符合某些质量标准的产品的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此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国家若想在所有新产品投人流通之前,都制定相应的标准,是十分费时费力且可能出现指导标准偏差的情况。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应确定统一的产品缺陷衡量标准,即以“不合理的危险”的存在为基本标准。

三、产品责任立法中对“缺陷”概念的界定

按照《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之定义,所谓“缺陷”,指产品含有对使用人或消费者人身或财产之不合理危险。可见,所谓“缺陷”,是指对于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有危害性,它包括4种情况:第一,设计缺陷,指因设计原因而造成缺陷;第二,制造缺陷,指设计并无缺陷,只是制造加工过程中疏于监督、控制使部分产品具有缺陷;第三,指示缺陷,指未对产品的安全使用提供充分的指示和警告;第四,开发缺陷,指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是决定何种损害应由加害人赔偿,何种情况下,加害人可不负赔偿责任。它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因素、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国家法律政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产品责任的发生多为有高度工艺技术缺陷的结果,难以防范。加害人是否有过失,被害人也难于举证。这就使得过失责任原则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时能力有限,即对既不拥有足够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又不具备雄厚的财力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调查的消费者来说,举证是困难的,在道义上也欠公平。而对产品的担保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费者的证明负担。因为根据明示担保,只要产品存在合同中规定的明示担保情况,消费者就可以得到赔偿;根据默示担保,即使合同中没有规定,按照普通法或制定法规定的默示担保义务,也可以要求制造商对产品缺陷赔偿。但是适用担保责任虽然不需要原告证明被告有错,但它仍要原告证明产品的制造者或者卖方违反了产品的明示或默示的担保责任,这种证明也越来越复杂,于是逐渐出现了严格责任原则。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严格责任,是美国法院创造的一项侵权法制度。1963年的格林曼诉尤巴电力一案,被公认为标志严格责任制度得以确立的里程碑。对此,加州最高法院在判对严格责任规则作了准确的表述:制造商将其产品投人市场,明知其产品将不经检验而被使用,则此有缺陷商品所致人身损害应由制造商承担严格责任。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可以加大对产品危险的惩治力度,因为严格责任原则只允许被告通过证明以下事由而提出抗辩:一是生产者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二是产品投放流通时引起的缺陷尚不存在;三是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四是产品不是为了经济目的而生产、销售。同样,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也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如《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中,生产者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类似于上文所提的前3条。我国之所以采取严格责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严格责任有提高效益的功能。它通过降低与事故有关的成本来提高社会效益,即鼓励产品在抑制危险方面的投人;抑制危险产品的消费;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分散损失。第二,严格责任有实现公平的功能。它通过恢复受害人的权利和实现受害人的权利实现公平。我国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以严格责任会加重企业的负担,影响企业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产品的出口。这些说法显然夸大了产品严格责任的负作用,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经济的高速发展,绝不允许以损害消费者权益为代价,反之,这种以损害消费者权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扭曲发展。所以,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而言,必须建立严格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