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机制论文范文10篇

一、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立法机制特色及探讨意义

1.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立法机制特色

想要探究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立法机制特征，首先就应探究平潭综合实验区自身拥有哪些特征。

（1）实验与试验的区别

其实细心的人不难发现，以往我国在设立经济特区时使用的是“试验”区，而唯独这次平潭综合实验区使用的字眼是“实验”区。媒体的报道一直将二者不加区分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实验与试验二词虽然在一般表述或某些语境下可以相互替换，但在此处却是不能相互替换的。认真研究在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试验”一词仅《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中出现了两次，其余均为“实验”。这就令人意识到在《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中将“实验”与“试验”区别对待。接着看下出现次数较少的“试验”二字，其中一次便是《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规划》对“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的解释：“围绕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在开发规划、经营管理、利益共享等方面先行试验，创新经济、社会、行政等管理制度，探索两岸合作新模式。”这是最为权威的对平潭综合实验区发展原则之一“先行先试”的解释。不难看出，此句中出现的“试验”是对先行先试的解释，而“先行先试”一词根据据开篇的论述即为实验区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因此笔者在此大胆地做一总结：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相关的用词中，具有两岸特色的“试验”才是“先行先试”，才能成为“实验”区。

（2）法域之冲突

一、协商参与立法机制的理论简析

协商参与模式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民众参与各种决策的互动模式，既不强调民众是否通过中介参与立法，也不强调民众的参与对立法结果是否有实质性的影响，而是强调在立法的过程中，为了达成共识，各个协商主体之间的理性沟通和对话。在这种观念中，协商参与立法就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协商主体，为了证明其所阐述的论点或论据而相互陈述的过程。[1]现代社会中日趋多元的个人利益最终得到了尊重，并且相互妥协让步之后达成了共识。简单地说，协商民主理论构成了对协商参与的理论依据。[2]

（一）协商民主的概念

关于协商民主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在当今学术界比较流行或相对比较认可的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决策体制，或者说是决策形式。”如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时通过公开讨论———每一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听取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第二种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如瓦拉德斯认为，协商民主“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4]第三种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如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指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库克也指出：“如果用最简单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4]这三种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其中都共同包含了协商民主的主要内涵。一是协商主体的多元性。法律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公共决策，其不仅要实现国家的治理，而且也要合理的表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5]二是协商过程公开、平等化。三是协商范畴的广泛性。社会生活中的公共决策都要求有不同利益主体的参加，尤其是重大的立法决策，更是要进行充分的阐述和辩论。

（二）协商民主的现实意义

一是促进合法决策。公共决策的特点就是它将影响到在其规则范围内的所有人，因此，一种合法的决策将各方的协商作为其合法性的根本条件，公共决策的合法性来源不是预定的个人意志，而是它形成的程序，即协商本身。二是限制和规范公权力的运用。“从实际情况看，处于行政领导第一线的国务院，由于了解实际情况，承担大部分立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其它机关或个人，可参与起草法律草案，但没有立法提案权，立法严格依据立法程序，从而使中国立法越来越多地带有官僚法的特点。”[6]由此可见，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强势集团在其自身利益的迫使下很难做出公平公正的立法，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部门牟利化之后，[7]难于保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性。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协商民主对公权力的私用、滥用起到一定的规制。三是引导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讲求人人平等，尊重人权，每个人都理性的参与公共事务。而协商参与正是公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强调理性对话、达成共识，协商参与理论的引进也进一步发展了公民社会的理论和实践。而公民社会的形成对我国的现行立法机制将会有重大的改善，能够使兼听各方利益表达成为可能现实。

一、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理念一般情况下，政策的形成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即始于法案的制作，终于对法案的通过。在近代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依法律行政”一直是支配性行政原理。根据三权分立的精神，政策应该形成于权力机关，执行于行政机关，裁判于司法机关。在这种意义上，行政的作用仅仅体现为“执行”。然而，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及行政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在整个国家政策形成过程中，行政机关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狭义的“执行”。

在现代福利国家，伴随着行政介入领域的显著扩大，行政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的行政原理需要重新架构。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计划行政领域，基本上采取了如下构造：法律并不直接、具体地进行利害调整，而是仅仅提供利害调整的平台，将实际的利害调整任务委任给行政过程。这样，委任立法不断增加，行政权力迅速扩展，各国普遍出现了从“依法律行政”向“依计划行政”乃至“依程序行政”的原理转换。人们对福利的不断追求，导致行政权力运作的专业化、技术化并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决定了传统上专属于代议机关的立法权逐步转移为行政权力，这就相应削弱了代议机关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支配的力度。于是，寻找和确认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规范、制约机制便成为必然和必须的了。

首先，在作为“全体国民的总体意思表示”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无论是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制的美国，还是一直延续议会至上主义的英国，乃至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大多数法律案都是由行政机关提出的，整个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左右和操作的。所谓代议机关制定法律，只不过是最后采取由代议机关通过的形式而已。例如在日本，内阁提出的法案占国会制定法律的法案的大半，且其运作过程几乎是纯行政性的：首先是各省、厅将政策立案，然后经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和议员之间协商、执政党审查等，最后由内阁将法案提交国会，在委员会及全体会议上进行审议和通过。①从国民主权、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的观点来看，这种权力运作模式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民主主义原理要求行政权力的运作必须在“全体国民总体意思表示”的范围内、以民主的方式、以尊重国民权利的手段来进行。

其次，在行政机关具体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行政”的“决策”过程或者阶段往往被定位为专属于行政裁量的领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行政运作机制。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排除外界参与，甚至排斥法治主义的适用，使得本来应该以实现国家或者公共利益为目标，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的行政机关与广大民众的沟通渠道越来越狭窄，也成为滋生官僚主义和许多官僚走向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有关立法过程乃至其他行政过程中的公开、参与机制也就逐渐显示出必要性和重要性。

再次，民主主义原理的普及和完善，促进了行政过程中的各种参与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在现代行政法学原理下，民主主义原理得以在各个行政领域贯彻，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乃至一般民众参与行政管理政策形成过程，成为民主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现代国家为行政权力的运作设置了种种民主参与机制，包括行政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计划编制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立法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执法过程的参与机制、行政监督和救济过程的参与机制乃至整个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于是，行政公开、行政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得以确立，并不断得以推进，人民在行政立法乃至一般的行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

最后，运用传统的手法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局限性也佐证了参与机制的重要性。在近、现代国家的宪法中，大多都规定了主权在民或者人民主权的原理。然而，由于间接民主制或者代议制的发展，使得国家权力的行使往往并不能正确表达甚至脱离人民的意思表示。尤其是伴随着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各行各业乃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传统手法，即立法统制、司法统制和行政的自我拘束等手法都呈现出局限性。尤其是代议机关对行政权进行统制的局限性，凸现了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对于行政权力的制约和规范作用，也佐证了对于实现宪政民主的重要意义。我国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人民主权的原理。《宪法》第2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便是对这种宪法原理的制度保障，它要求把握民众的需求并不断提高民众的满足度，通过民众直接参与行政过程，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的目的。

摘要：权利救济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权利救济并不理想，我国权利救济存在以下题目：在立法上，权利救济体系存在缺陷，国家补偿责任立法不完善；在司法上，司法执行和保障体系并未有效构建实施；在法观念上，公民普遍缺乏法律证成意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应当从以上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利救济体系国家补偿责任法律证成意识

所谓权利救济，是指当事人权利受到现实损害或存在现实危险状态时，可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补偿来阻止损害继续发生或恢复先前权利圆满状态的行为。救济是权利的保障，作为权利的“护身符”，权利救济应为保障权利的实现发挥积极作用。

一、完善权利救济立法

权利救济体系是相关救济制度有机结合，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利救济体系。这是由于，中国在立法中对西方制度的过度移植，忽视了中国国情以及国家制度特性。即是说，我国立法依靠着西方的制度体系，未深进调查中国现实状况，致使权利救济产生对这些法律的顽强“抗体”。因此，立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权利救济体系。

权利救济体系有必要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一，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牺牲来保存集体利益具有正当性。立法有必要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重新反思救济理念，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补偿责任制度；其二，第二性权利救济失位。国家的强制力保障方面存在“瑕疵”，国家强制力并未有效保护弱者或受害方的权益，使得当事人第一利益秩序破坏，不得求助于第二利益秩序的保障，国家有必要为其“瑕疵”行为负责。也就是说，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理想，司法的终极性并非良态，司法救济存在无救济、救济不当的弊端，反而致使权利者的二次伤害。其三，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在社会主义分配的公道性，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实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此，司法下权利救济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即是国家补偿责任存在。当然，不可否认，国家补偿责任的实现基于社会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基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构成部分。国家材料是“通过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身选择”而分配给他们的。国家的公民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国家补偿责任带有明显的社会救济性，它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特性，依靠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起完善的救济制度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在落实国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战略决策，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动员、鼓励、引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把自己的努力同国家的扶持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和教育文化进行了具体部署。上述举措，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对于我国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说，立法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模式在探索中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区域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经由紧急救济计划和依靠民政救济系统使贫困户渡过生活难关，属救济式扶贫，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经由推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拉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属区域式扶贫;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今，通过把扶贫对象从区域改为单个家庭，即以富县转为富民，依靠大项目及重点工程辐射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属开发式扶贫。持续有效的扶贫开发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然而在三种扶贫机制作用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却出现了与经济发展相反的逆势。

救济式扶贫阶段，因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只能通过调解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扶贫。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地群众难以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大多只能依靠扶贫专项资金解决温饱，客观上滋生了被救助群体依赖思想的产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温饱尚无力解决，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更无从谈起;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调整了扶贫工作方式，扶贫工作从单纯的外部性输入转为内部性的经济开发，在国家各部门相应政策的引导下，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探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脱贫道路，依托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事业，这一扶贫开发策略虽然找到了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之路，但在地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被破坏性开发而疏于保护的现状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隐忧。随着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和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持续重视，各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贯彻落实。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少数民族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矛盾情况。

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趋向以投入了多少资金、建设了多少设施、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扶贫政策很少关注少数民族群众民风民俗、心理流变、手工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很少立足于民族和地域特点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在一些地方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不仅让路于地方经济发展，有些甚至成为了过度开发和资源消耗的牺牲品;个别地区甚至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保守封闭、落后简陋的标志，人为加以破坏，削弱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价值。当前，扶贫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滞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和自然的因素，同时也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综合分析，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和具体做法上存在误区。

(一)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认识上存在误区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移民搬迁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迅速脱贫致富，取得了显著成果。〔1〕但从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必须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文化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世代居住的独特地域是少数民族维持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但在这些地方，文化多样、风景优美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领导，将少数民族群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视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惜以改变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作为扶贫、减贫的有效措施，最终堕入了“越扶越贫、越贫越扶”的怪圈，同时也引发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救助依赖性增强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可否认，当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先发展经济、后保护文化”的错误认识。实际工作中，都愿意把投钱、给物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级“经济发展优先，其他工作让路”的错误思想。

(二)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做法上存在误区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地处偏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也相对薄弱，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能根据自身实际和文化优势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式，只能听从主管部门和投资单位对当地的发展规划。近年来，在扶贫开发政策的激励扶持下，一些地方借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走上了发展民族旅游和特色产业的发展之路，既保护和弘扬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又使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2〕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过度包装、任意曲解、商业炒作等现象层出不穷。推倒旧的、翻盖新的，减掉难懂的，加上好看的……，种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曲解、破坏等乱象屡见不鲜。极大地破坏了民族传统文化原有的深层次文化内涵。若要彻底改变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中的这些短视现象，广泛听取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建立有效的立法机制将扶贫开发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变博弈为共赢应是今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

发展经济与传承和创新民族优秀文化，是一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多以“意见”、“措施”等形式出现，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要想改变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困境，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做支撑。扶贫开发工作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乱象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我们应该看到，一项法规的出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要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思考摸索，这就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和相关部门，提高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引导和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确立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意识。“人治不如法治”，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必须从制定法律法规、健全监督机制、培养立法人才等方面入手，全面做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立法工作。

一、完善全国人大立法制度:全国人大立法与常委会立法的关系

按照我国宪法，全国人大制定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目前在制定基本法律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争议。就民事基本法律而言，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婚姻法》、《物权法》、《合同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但是同样处于民事基本法地位的《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却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就刑事法律而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由全国人大制定，但是修改的情况却差别很大，虽然按照我国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下，部分补充和修改基本法律，但是近年来的立法实践表明，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如何在行使这一权力时不越权，不侵犯全国人大的立法权，却存在许多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1997年刑法修正和1996年、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是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其他的修正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如果说通过常委会的修正主要是由于它们不涉及全局性的、大量的条款的修正，只涉及刑事法律中的个别问题，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修改了50个条款，包括总则和分则，取消了13个非暴力经济性犯罪的死刑等重要问题，只拿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是否太草率了?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基本法律?显然不能认为一切民事法律都属于民事基本法律的范畴，但是哪些属于民事基本法律，哪些又不属于?显然也不是一切刑事法律都属于刑事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许多有关刑法的决定，都不属于刑事基本法，是否属于刑事基本法似乎只能以刑法典为标准，这一标准是否能运用于其他领域，民法领域还没有编纂民法典，又应以什么为标准?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部分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谓部分修改当然不是全部、整体修改，但是在多大范围内算部分修改，如果大部分都修改了，只是保留少部分，是部分修改吗?上述两个问题都需要在完善我国人大立法制度时加以细化。更重要的问题不在操作层面，而在指导思想层面。完善全国人大立法的思路，不是使全国人大立法权虚化，而是必须实化。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时吸收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虽然能部分解决常委会立法“去精英化”、“去贵族化”的问题，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草案时，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但他们并没有表决权。要解决法律人民性的根本问题，关键在于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人民选出的代表的立法权，而不是代表再选出常委会委员行使被代表的立法权。改革现行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制度，从长远看必然会牵涉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产生方式、名额、代表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的会期，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人大常委会制度的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领域之一，需要看准方向，一步一步地来。应该看到，我国现行的人大立法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妥协的产物，一方面是人民代表制度，反映的是代议民主，但是由于人大代表数量多，会期短等原因，则不得不采取常委会制度，委员精干，会议频，但常委会立法不是人大代表直接立法，再加上人大常委会委员产生程序的问题，容易使常委会实际操纵立法，使人民当家做主落空。如何趋利避害，是人大立法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从近期看，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要进行大手术恐怕不现实，需要按照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严格按照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区分，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的立法权的界限，尤其是在修改基本法律问题上，一定要尊重全国人大的立法权，真正使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的权力落到实处。总之，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不是诸如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自治那样的基本社会制度，更不是其他一般社会制度，而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社会制度，就绝非权宜之计，而应把它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从长考虑，从全局考虑，认真对待。

二、完善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人大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能只集中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上，还必须注意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世界各国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和中央权力的去集权化趋势，同议会立法相比，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在整个立法体系中越来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大陆法系，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立法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议会独自享有立法权，议会的立法是最主要、最普遍的法源，其中各种法典又据于中心地位。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立法内容日益专门化、复杂化，需要有特殊的知识和专门的技术，同时也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处理社会紧急情况，首先是行政法规大量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议会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本应属于议会立法范围内的规范性文件，即授权立法或委任立法。1958年戴高乐第五共和国宪法在此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使行政机构不是代行立法权，而是具有完全的立法权。该宪法第34条中把由议会立法的领域列举出来，而在第37条中规定，除了第34条所保留的议会立法领域之外，都属于行政立法领域。通过这一规定，议会的立法权成了例外，虽然它仍然包括最重要的领域，而行政机构的立法权则成了通例。1958年法国宪法的这一变化赋予行政机构的立法一种特权地位，即它可以不遵从议会的立法程序，从而使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行政机构的专家所垄断的工作。法国学者卡博尼尔(JeanCarbonnier)在评价这一变化时认为:“这代表了某种复归，如果不是回复到查士丁尼安类型的立法的话，至少也是回复到法学家法。”①在普通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行政立法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大。许多学者认为，这一趋势同大陆法系行政立法、授权立法发展趋势相一致，各种行政法规、行政决定和行政裁决多如牛毛，大有取代立法和普通法的主导地位之势。美国前任大法官杰克逊(JusticeJackson)指出:“行政机构的兴起或许是上世纪以来发生的最有意义的法律潮流，而今天除去对行政决定的审查之外，行政机构所作出的决定甚至比法院所作出的所有决定可能更有价值，并严重影响到公民的个人权利。”“诸如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的行政机构今天已经具有半立法、半执行、半司法的性质，真正成为政府的第四极，从而搞乱了三权分立的体制。”②当然，所谓当代西方法律体系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并不意味着议会立法已经不起作用，而只不过表明议会在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已经基本构建了在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法律框架，现在面临的日常行政管理问题，地方性的问题，有待于行政机构和地方国家机关发挥作用。一般来讲，议会立法和行政立法、地方立法地位的转变在西方是分两个阶段实现的。而中国这两个阶段前后脚，几乎同时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几年。

中国近年来立法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发展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领域，当我们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时，在各个部门中起主干作用的恰恰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立法发展也符合世界立法发展的这一总的趋势，出自国务院和地方国家机关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数量远远超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数量。截至2011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宪法、法律共240件，国务院所制定的行政法规714件，有立法权的地方国家机关共制定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8921件。①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数量远远超过法律的数量。当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与国务院和地方国家机关立法的性质不同，法律往往涉及的是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而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则是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尽管如此，即使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立法的起草机构大多数也是国务院，据有的材料的估计，大约有80%以上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是由国务院起草的。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授权立法的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所谓授权立法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行政法规，授权立法的领域原来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范围，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先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等到时机成熟，再上升为法律。总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国务院处在行政管理工作的第一线，最了解实际情况，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处理最有发言权，由它们负责起草有关法律或授权它们在条件不成熟时颁布暂行的规定是自然而然的。我国地区差异大、人口众多，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中央的立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地方立法，反映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不同特点。我国地方立法权有一个演变过程。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这一权限，只是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通过和决议”。这里有两点不同于现行宪法，第一，地方各级人大可决议，没有使用地方法规的用语;第二，决议的主体不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包括地方各级人大。

1975年宪法取消了地方人大通过和决议的规定，1978年宪法又恢复了这一规定。根据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较大的市，包括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和国务院规定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省、直辖市、自治地方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同一系列。同时，按照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和命令。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也就是说，颁布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迅速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符合立法发展的客观需要，那种认为立法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独享，而不能授权给行政机关，只能由中央独享，而不能授予地方国家机关的想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现在的问题不是阻止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发展，而是要保证它们与宪法、法律的统一，必须加强对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法律监督。在西方如果说立法的中心正在由议会立法转向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加强对它们的合宪性、合法性的法律监督则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应对措施，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加强对行政立法、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的法律监督已经成为所有法律体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制约在不同法系国家通过不同的措施，有的通过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有的通过普通法院，有的则通过议会本身加强对它们的法律监督。这些方法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关键在于是否适合一个国家的传统与现状。

本文作者：何霖工作单位：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一、我国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研究之意义

我国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最早的研究成果为李学勤《论我国巨灾保险法的构建》一文。［1］直到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汶川“5．12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给我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政府救助和民间捐款等传统救济方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时，我国保险法体系，尤其是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才予以凸显。由此，对巨灾保险、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的研究成为一时之热。

(一)有效应对我国巨灾风险的需要我国巨型灾害种类多、破坏力大、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生命和财产损失极为严重。近年来，我国巨灾波及范围和经济损失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巨灾保险法律制度素有“减震器”之称，在防范巨灾风险和抵御重大损失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2］在财政救助、民间捐赠有限，传统保险法的运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巨灾风险的背景下，探索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为现实所必要且必需。

(二)组织全社会力量抗灾、救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国家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确定巨灾保险制度及其运作，发挥政府和保险业合力用于灾后重建，已成为大势所趋。［2］巨灾保险法律法规将成为新时期政府更好地应对严重自然灾害、提高防灾救灾能力、提升灾难危机管理水平的需要。同时，2008年上半年时间间隔不长的两次巨灾的发生，使个人、家庭、企业和和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社会对巨灾风险的意识势必会有明显的提高，对承保巨灾的保险产品需求也将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2］因而，建立巨灾风险保障体系，也是保障和服务民生、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

(三)克服传统保险法局限，更好地发挥保险业功能的需要事实上，对于巨型灾害的强大破坏力，传统保险法的运作机制无法有效应对。由于地震等巨灾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除外责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其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相对巨额损失仍是十分有限。［2］对巨灾保险法律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能够加深对巨灾保险法基本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充分理解其宏观和微观方面的重要意义，准确确定我国防灾减灾法、保险法语境中巨灾保险法所应有的理论定位和实践定位，并结合法制发展趋势和保险法体系建设需要，博采众长，建构对传统保险法体系进行“拾遗补缺”的合理制度。进而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建立健全巨灾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扩大保险的覆盖面，使保险业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业蓬勃发展，金融消费者群体日益壮大，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也层出不穷。金融产品和服务具有专业性和无形性，金融立法及相关法律的缺失、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实务中金融消费纠纷不断发生。是否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着金融业的发展以及消费者对于金融市场的信心。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一、金融消费者的涵义

我国银监会、保监会、证监部门对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没有统一规定。日本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可以这样理解，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不健全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摘要:当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着形式单一、考核标准不明确、论文质量普遍不高、抄袭现象严重、毕业论文标准存在不足以及答辩规则不明确等问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势在必行，应当扩大毕业论文形式，明确毕业论文考核标准，加强对毕业论文题目的审查，改革毕业论文标准，完善答辩规则，以实现法学本科毕业论文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关键词:毕业论文;法学本科;;答辩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一）毕业论文形式单一。以传统论文形式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是绝大部分高校对法学毕业生的要求。传统论文要求围绕着某一个问题提出论点并展开一定深度的论述，论述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理论层面，一个是实践层面，从理论层面来看，绝大部分法学学生理论功底不够深厚，论述缺乏创新和深度，从实践层面展开，很多学生又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闭门造车，提出一些想当然、人云亦云的观点但论证不足。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锻炼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而非科研能力。所以，采取传统论文的形式来考核法学学生显得不够科学和合理。（二）毕业论文考核标准不清晰很多高校的毕业论文考核标准过于模糊，用“选题合理”、“结构清楚”、“论述充分”、“格式规范”等字眼来要求毕业论文，且不区分专业。模糊的标准不能反映法学这一学科的专业特点，也未对法学论文应当体现的法律知识功底、分析能力、应用能力等提出具体要求。（三）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调查发现，近年来法学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普遍不高，主要表现在毕业论文选题问题多、论文结构不合理及对观点的论证不够深入等方面。从选题来看，主要有以下问题：第一，选题被动。很多学生平时积累不够，往往临时抱佛脚，要么从网上搜索他人提供的论文题目，要么依赖指导教师指定论文题目，选题的被动性导致很多学生对所选题目缺乏自身的思考，论文的写作思路很容易受到网络论文或指导教师的影响，变得缺乏独创性。第二，选题或陈旧或过于激进。如“未成年人犯罪”、“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破产”等词语经常出现在毕业生的论文选题中，这些题目并非没有写的价值，而是多年来被历届学生选为毕业论文题目，重复率过高，且后来的论述并没有超过前人，多是老生常谈，或是泛泛而谈。根据笔者所在高校的调查发现，法学学生以“同性婚姻合法化”、“代孕合法化”作为论文题目的比较多，从我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现状和公众的接受度来看，起码未来很多年都不可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当前，同性婚姻、代孕的合法化探讨过于激进，况且从法学本科生的社会经验、理论水平来看，很难驾驭如此涉及面广、影响力大的题目。第三，题目过大。有些毕业论文题目所涉内容过于广泛，导致论文虽面面俱到，但如蜻蜓点水，流于形式，缺乏论证。论文结构不合理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第一，对概念的介绍过多。论文可以对重要的概念进行介绍分析，但很多学生对概念的介绍过多且没有价值。第二，对国外立法规定的介绍篇幅过大。很多学生在毕业论文中用较大的篇幅介绍国外有关国家的立法规定，但很少谈到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有凑毕业论文字数的嫌疑，或虽有涉及但仅仅是泛泛之谈，对完善我国的立法规定很难起到借鉴意义。论证不够深入也是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普遍存在的问题。临近毕业，很多学生心态浮躁，加之考研、就业的压力，很难将心思放在毕业论文上，有些论文对观点的论证浅尝辄止，有些论证只是观点的重复和堆砌，有些只是重复他人的论证而缺乏创新。（四）毕业论文标准不够科学。近几年，为了保障毕业论文质量，防止抄袭，高校要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重复率检测对于减少论文抄袭，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的检测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机构的标准存在缺陷。现在高校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知网、维普这样的数据库网站，从这些网站提供的检测报告来看，标准不够科学和合理。比如，法学论文需要引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来表达和论证某些观点，只要引用是必要的，字数不多，都应该是合理的，但检测网站直接将引用的法条视为重复。再如，某些通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会由于在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出现过而不能再被其他论文作者使用，导致后来者无法正常表达自己的观点。（五）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有些高校的毕业论文答辩规则不够严格，主要表现为：第一，欠缺对学生的答辩准备监督。学生在准备回答答辩组问题期间，答辩组缺乏对学生的约束和监督，学生可以随意上网搜索答案，或与其他同学讨论答案，甚至找论文指导教师询问答案，结果学生可以轻松地回答答辩组问题，导致答辩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核学生的能力。第二，给予学生的答辩机会过多。对于论文有严重问题不能参加答辩或通过答辩的，答辩组把关不严，多次给予答辩机会的情况时有存在，导致学生普遍认为毕业论文最终必然能通过答辩，从而不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毕业论文质量堪忧。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意义

（一）有助于实现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契合大学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要求不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应当符合该目标，重在通过毕业论文检验学生的法律知识功底、法律应用能力，本科毕业论文改革改变毕业论文单一的理论性论文的模式，通过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更契合。（二）有助于遏制毕业论文造假现象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如果采用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毕业论文（设计）模式，对学生毕业论文创作的主动性就会提出很高要求，学生只有通过亲自参与实践调查或案件处理，对法律问题或案例进行分析，才能完成报告，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学生闭门造车、抄袭加少量修改的论文写作状态，有助于遏制当前比较严重的论文造假现象。（三）有助于彰显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法学毕业论文改革力图减少毕业论文抄袭，鼓励学生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自身能力完成毕业论文，体现了学生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法学毕业论文通过严格规范答辩制度，鼓励学生对自己原创的论文进行陈述和答辩，减少答辩作弊现象，也体现了公平、正义的法学理念。

本文作者：于善旭工作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在借鉴中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

为落实《体育法》中关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和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体育仲裁机构与范围的规定，在《体育法》开始实施的转年，中国政府的体育部门即批准了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科研项目，并成立了由体育行政官员、院校学者和法律界人士组成的《体育仲裁条例》起草机构，一体化推进体育仲裁理论学术研究与法律制度建设的互动发展。在体育仲裁项目研究和立法起草的过程中，各种资料汇总、访谈调查、会议研讨、法理论证等多方面工作相继展开，不但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法律制度以及现实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研究和吸收了多个国家体育仲裁的有益经验，特别是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外部支撑。为此，法规研制人员收集和翻译了大量CAS章程、规则、法典等制度文献和工作资料，组团赴瑞士洛桑、美国丹佛等地到国际奥委会、CAS及其分支机构等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这些国际体育仲裁情况和资料的梳理分析进行全面的借鉴性研究。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和经验，在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相关的研究报告和立法说明中，可看到有着多方面的体现[5]。首先是以此说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国际体育仲裁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为正在积极寻求有效解决体育纠纷的各个国家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范本，因而这也成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国际背景和行业依据；其次，将对国际体育仲裁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在符合中国国情和保持中国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要始终把握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惯例和国际体育组织章程的协调；最后，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立法内容设计中，无论是宏观的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都有许多向国际体育仲裁制度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通过包括引进国际体育仲裁经验在内的各种努力，探讨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7年，对《体育仲裁条例》的起草调研被列入中国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安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讨和起草，1998年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体育仲裁条例（草案）》呈请审议。由于体育仲裁毕竟是一种与一般民商事仲裁相比有较大特殊性的仲裁形态，与中国现有《仲裁法》所建立的民商合同与财产仲裁制度体系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涉及体育仲裁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着多样化的看法，所以中国体育仲裁立法的进程也经历着一些曲折。2000年，中国颁布了《立法法》，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这对原计划由中国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方案形成了冲击，立法工作有所拖延。然而，体育仲裁作为体育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了中国不会停止对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探索。2006年，中国政府体育部门再次启动了新一轮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中国国务院又一次将起草《体育仲裁条例》作为调研项目纳入政府立法计划[6]。近年来，为更好地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与体育需要，对已颁布实施近20年的《体育法》进行的修改工作，已经列上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的工作日程。在对中国体育立法进行的整体审视中，将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同《体育法》的修改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在目前的修法进行中，提出了将现《体育法》中体育仲裁的一个条款，扩充为体育仲裁专章的设想，以在法律层面对体育仲裁制度做出明确的总体性规定。这样既可以较好地解决立法权限而避免立法冲突的问题，又可以体现出体育的特殊需要而将体育仲裁制度尽快地建立起来。或许，中国体育仲裁立法还会有其他的路径，但无论如何，经过多年的借鉴和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终会是不远的现实。

中国对国际体育仲裁的积极支持与合作

国运盛，体育兴。中国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新时期以来，体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也日趋紧密。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得到公正、圆满地解决，恢复了与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从1980年冬季奥运会开始，中国连续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历届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全面参与了奥林匹克竞赛和各项活动。1991年和1999年，中国又两次申办奥运会，最后获得了2008年在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参加奥林匹克各项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高度关注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包括对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遵守与维护。特别是面对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还没有完成体育仲裁的专门立法和制度建构，中国现有仲裁法不直接适用体育仲裁，所以在北京奥运会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中，也包括着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运行与裁决效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研究概括了因中国对《纽约仲裁公约》的商事保留声明、中国仲裁法对体育管理和处罚性纠纷的不可仲裁性，而使CAS裁决无法在中国获得司法承认与执行的问题[7]；有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法院无法对本土运行的北京奥运会CAS特别仲裁机构进行司法监督、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可自行采取强制措施而依中国法律只有法院才有此种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是否会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等问题[8]。面对中国法律制度在多个方面与国际体育仲裁体系所存在的矛盾，中国在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采取了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CAS的合作。在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期间，中国在申奥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完全能够保护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涉及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其他城市政府保证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的规定，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确保所做的一切承诺得以实现[9]。在国际奥委会对第29届奥运会举办地投票表决前夕，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与国际奥委会签署了《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该合同在绪言中特别强调，各方要完全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合同各项条款的承诺；在第59条明确了应遵守包括《关于体育仲裁机构的规定》等有关附件提出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在第65条规定了该合同争端由CAS管辖而放弃其他法律行为；在该合同附件M《关于比赛仲裁机构的规定》中，约定了中国对设立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各种条件与协助的职责。2008年8月5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会见了CAS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主席罗伯特•布林纳博士一行，表示对其的欢迎，肯定了为公正及时处理好奥运会的有关争议，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的必要性，表示支持CAS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对有关体育争议行使仲裁权和裁决权，并相信仲裁机构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奥运会体育仲裁的有关问题向承办和协办奥运会的北京、青岛、天津、上海、沈阳、秦皇岛等省市高级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奥运会项目承办地的法院尊重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的管辖权，支持仲裁庭行使仲裁权，表明了中国司法机关对CAS的支持态度。罗伯特•布林纳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奥运会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准备表示赞赏[11]。实践证明，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中表明与CAS积极合作鲜明态度的同时，还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司法措施，并设计了中国司法机关不受理纳入CAS仲裁范围和对CAS裁决结果不服而起诉案件的不作为方式[12]，较好地化解了CAS仲裁裁决与现行中国法律可能出现的冲突，实现了对CAS及其仲裁裁决的支持与维护。中国还在国际体育仲裁方面对CAS进行了专业人员方面的合作与支持。自1996年起，先后有中国外交学院苏明忠博士、武汉大学（现调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分别在第26届和第28届奥运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刘驰律师分别在第29届奥运会和第21届冬奥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目前，在CAS的仲裁员名册中，有6名中国籍仲裁员，除黄进教授和刘驰律师外，还有上海复旦大学陈乃蔚教授、外交学院卢松教授、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炜律师和香港的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律师还直接为CAS提供了热情的法律帮助。北京市律师协会在2008年5月接到CAS秘书长来函，希望帮助招募北京律师志愿者，为CAS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法律帮助。随后，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招募，从参加报名的多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具有很高英语或法语水平及丰富诉讼或仲裁经验的数十位律师中，选拔了16位优秀律师组成北京奥运体育仲裁志愿律师团，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优先为CAS及其仲裁当事人提供无偿服务[13]。在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该志愿律师团就为摩尔多瓦国家奥委会提起的仲裁申请提供了志愿服务[14]。北京奥运会期间，CAS特别机构的仲裁工作进展顺利，其中也有着中国律师的贡献。这次CAS上海听证中心的揭牌和论坛活动，为进一步密切中国与CAS的联系和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中国体育界和法律界对CAS的支持以及在中国推进体育仲裁法治的信心，必将更好地发挥CAS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国际体育仲裁学术研究在中国广泛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