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信用立法理论与实践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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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目标安排，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要得以基本建立。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健全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和信用标准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如今，对我国社会信用立法的学理探讨已经日渐深入，同时地方信用立法实践如火如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缺乏全国统一性信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地方的信用立法实践仍是对完善信用法制、构建诚信社会的一种积极回应和有益尝试。地方信用立法以较高级别的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呈现，对顶层信用立法所涉及到的焦点问题均予以正面回应，无论对当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还是助力于当前的顶层信用立法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的提出：缘何应重视地方信用立法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信用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价值。现代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法治经济，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失信问题较为严重。社会信用制度作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行的核心机制之一，对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与美国、西欧以及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在社会信用制度尤其是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上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党的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发展阶段的限制，市场经济在我国起步较晚，与市场经济建设相配套的社会信用及其法律制度不完善，这也导致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呈现出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征，政府在推进社会信用立法的进程中扮演着积极而又重要的角色。社会信用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制度变迁包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程序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主体来自基层，因此也称为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相反，政府是推进制度变迁的主体，程序是自上而下的，所以也被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从我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催生了一大批独立的市场主体，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长达几十年的信用真空期带来的余震仍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对每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言，对信用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迫切需要国家构建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完善的信用法律制度。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自本世纪初起历届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了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政策。因此，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因素更为浓厚，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依然存在，最为代表性的则是目前各省市积极开展的地方信用立法。我国的地方信用立法肇始于2011年的《陕西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1并于2017年进入成熟阶段，按照出台的顺序依次为《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2《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3《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4以及《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5，开我国地方信用立法之先河。如今地方信用立法已成为我国立法现象中一股不可抵挡的潮流，为其他省、市制定并出台本地方的信用条例提供可参考借鉴的完整模型。上述地方法规的名称并不一致，大致可分为上海式的“社会信用条例”；湖北、河北式的“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陕西、浙江式的“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三种类型，从侧面反映出地方立法者对信用法的定位存在不同认识。2017年出台地方信用法规的四地均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华东、华北以及华中地区均具有代表性。上海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是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阵地，而湖北、河北以及浙江也是传统上的经济大省，GDP总量常年位居国内前十位。从区位上看，上海、浙江与河北均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而湖北虽位居华中，但在历史上武汉、沙市等港口均于清末开埠，相较于其他中部省份经济起步更早。此外，四地均属于文化发达地区，其开放包容与对外交流活跃的特征更为明显。总之，通过加强社会信用立法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本地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本区域内诚信水平的提升，形成信用立法与当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以及文化繁荣之间的良性互动。采用“社会信用条例”意味着整个条例属于综合性、全面性的立法，除了涵盖最为基本的信用信息的归集与使用、信用主体权益的保护、信用主体联合奖惩部分外，必然还涉及到信用服务机构监管、社会信用环境营造等，如《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对以上每一部分均予以专章规定。相较之下，“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与“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只侧重于信用信息的归集与使用、信用主体的权益保护以及联合奖惩问题，也存在对信用服务机构加以监管的条款，但是对社会信用环境的营造方面没有规定。在立法难度上，社会信用信息的范围比公共信用信息更广泛，除了需要准确界定市场信用信息的范围、收集主体、收集方法之外，还要解决信用信息的规范使用问题以及市场信用服务机构的监管问题，涉及面更广，在技术层面上也更为复杂。总之，不同的选择是基于地方立法者各自不同利益上的考量，因此各有利弊，需要根据实施效果再予以评价。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有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享有地方立法权，即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利。地方信用立法的初衷，是通过改善信用环境从而优化营商环境，最终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央重视社会信用立法，在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信用立法成为各地法治建设的重点。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表示对社会信用立法的高度重视，但是截止目前仍未出台一部专门设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关于信用及其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散见于《民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等法律中，内容分散、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较差，在这种背景下有关省市可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加快本区域内的信用立法。总的来看，上述四部地方信用法规是对本区域内信用立法的积极尝试，是对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突破。第一，“信用”概念的内涵被加以扩大，不在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社会信用被分为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个部分；第二，区分失信行为与失德行为，社会信用与道德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别，但是它们的界限在何处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三，明确了信用立法需要为联合惩戒提供法律依据，法定联合惩戒需作为主要形式；第四，赋予信用主体保护其合法权益的途径，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并明确其规则。

问题的实质解决：地方信用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共识

（一）信用的基本语义分析：概念的界定及口径选择。1.地方立法实践对“信用”的概念认定。从已有的地方信用立法以及未来立法趋势上分析，信用的概念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社会信用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对社会信用信息的范围界定，从地方信用立法实践来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对社会信用、社会信用信息、公共信用信息以及市场信用信息的含义均加以明确；《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和《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则明确了社会信用信息、公共信用信息以及市场信用信息三者的含义；而《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仅仅明确了公共信息用信息的含义。可以明确的是，社会信用信息可以分为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信用信息两个独立的部分，在具体规则适用上会有所差别。而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定义，湖北、河北、浙江三地与上海存在较大差异。上海对社会信用的理解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以下统称信息主体），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定义务或者履行约定义务的状态”，与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信用内涵相差甚远。湖北将社会信用信息定义为“可用于识别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但此处未对信用状况加以进一步的明确。河北对社会信用信息的理解更为复杂，既强调了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又提到“履行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状况”，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甚明了。浙江对公共信用信息的定义仍简单落脚在“信用状况”这一表述上。可以发现，四地对“社会信用”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这根源于对“信用”概念的理解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语言的精确性，准确界定社会信用的概念是立法工作取得成功的前提。2.对中央信用立法的启示。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社会信用体系被划分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大领域。然而，这种划分法在学理上可能存在瑕疵，因为从性质上看，商务诚信与社会诚信的“信用”更多存在于经济领域，属于平等主体间的信用关系，而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的“信用”则属于不平等主体间的信用关系，现实中也无法对政府和法院进行征信，原因在于政府与法院的失信行为在性质上不属于经济失信，而是权力失信。对“社会信用”的概念以及范围予以准确界定将为处理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与司法公信的关系提供有效指引，也是推进信用立法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度推进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以及司法公信的划分越来越不能完整反应出社会信用的内涵。此外，四类社会信用领域的界限也呈现出越发模糊的趋势。究其根源在于，上述四类只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最主要与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国家政策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指引，不可能将所有社会信用领域一一指出，也实属不必。从彼此的关系看，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与司法公信既非完全平行也非完全并列的关系，在各自的概念涵射与信息范围的划分上不可避免存在模糊甚至重合的地方。社会信用立法应是整体意义上的统一性立法，人为将其划分为各自不同领域不利于其法律效果的最大实现。例如，司法信息公开除了涉及裁判文书与检察文书的公开，还包括司法行政文书的公开，其在性质上与政府的行政文书无异，有立法重复的可能性。另外，商务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本不存在绝对非此即彼的界限，大部分商务诚信建设领域同时也是社会诚信建设领域，两者的交叉与融合成为必然趋势。为此，社会信用立法仍应回到“信用”最初始的概念加以探讨。从信用关系双方主体地位是否平等的角度，对信用的范围存在着小、中、大三种不同维度的理解。最狭义的信用仅指金融信用关系，这也是信用最原始与最核心的含义，将信用关系的一方由金融机构扩大至所有平等主体则形成中间意义上的信用，而广义的信用将政府、法院等公权力机构作为信用关系的一方当事人纳入进来。简而言之，前两种信用关系产生于平等主体之间，而后者还包括非平等主体间的信用关系。我国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它以信息法律制度作为自身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又不仅仅指信息法律制度。诚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信息法制起步较晚，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和谐社会构建的制约性因素，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已有的三种地方信用立法模式中，“社会信用条例”的立法难度无疑是最大的，不仅包括最基本的信用信息归集使用问题和信息主体权益保护问题，还对信用服务机构的规范和社会信用环境的营造予以专章规定。因此，这种综合全面的社会信用立法模式不管从内容上还是技术上都具有极高的难度。从性质上看，“社会信用条例”既不是单纯的信息公开法也不属纯粹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从世界范围来看，同时包含如此全面的社会信用建设内容的法律也是绝无仅有的。当前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以及司法公信的边界存在模糊化的趋势，对立法的精确性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将政务诚信与司法公信作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值得借鉴参考。由此观之，尽管在内容上、立法技术上存在较高难度，综合全面仍应是当前我国信用立法的一个基本目标。如果仅就社会信用信息或公共信用信息立法，范围略显狭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完全展现，法治方式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功能也无法得以充分发挥。目前各地正酝酿中的地方信用立法计划，采用“社会信用条例”者居多也能很好的说明这一问题。（二）信用价值的实现路径：联合激励与惩戒机制。1.联合奖惩机制的立法实践。信用信息的运用作为社会信用立法的核心内容，其中联合惩戒机制作为直接影响信用主体权益的制度设计而备受关注。几部地方信用法规在信用信息的运用部分均对联合惩戒做出了规定，而主要依据则是《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在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本领域失信行为作出处理和评价基础上，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其他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法依规对严重失信行为采取联合惩戒措施。6近年来，在国家发改委的大力推动下，众多国家部委签订了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据有关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有关部门已经签署了27个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7，且这一数量仍处于不断增长当中，覆盖金融、税收、保险、医疗、交通以及食药品安全等主要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领域。一份完整的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主要包括实施联合惩戒的主体、联合惩戒对象、联合惩戒措施、联合惩戒实施方式、信息共享以及动态管理等几个部分，附表中的相关法律依据包括法律法规以及数量繁多的政策性文件。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信用法律制度重点规制的对象。已有的地方信用法规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规定集中于信用信息使用这一环节（上海为“信用激励与约束”，浙江为“激励与惩戒”），基本回答了失信联合惩戒施行的前提、主体、对象、方式等基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河北以外，其他三部地方信用法规均明确了成为严重失信主体的条件、惩戒措施以及救济途径。在成为严重失信主体的条件上，上海、湖北以及浙江的规定基本相同，但在文字的具体表述上略有差异，主要涉及严重损害自然人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严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与正常社会秩序；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逃避执行法定义务（或生效法律文书）；拒不履行国防利益、危害国防义务等。对严重失信主体所采取的联合惩戒措施，上海、湖北与浙江采取了并不完全相同的措施，主要涵盖了限制行业准入、限制业务开展、限制高消费、限制任职资格、限制享受相关政策、限制出境、限制财政补助以及限制荣誉资格等，亟需国家在未来的信用立法过程中加以统一。关于实施联合惩戒的其他事宜，湖北、上海、河北以及浙江均原则性地列出了一般性惩戒措施，且湖北、上海以及河北对本地区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及其责任部门作出了规定，但内容各不相同，如湖北规定省人民政府作为联合奖惩机制的责任者，上海为本市社会信用管理部门，而河北则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总之，完善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需要通过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建立长效的动态管理机制以及完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达成，将多头执法、权责不清、推诿扯皮等顽症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做到有法有据，实现联合惩戒的精确化，切实保障失信人的其他合法权益。2.联合奖惩机制的完善方向。为节约社会治理成本，并非所有失信行为均被纳入联合惩戒的覆盖范围之内，只有根据社会信用法律法规被定性为严重失信行为才能够适用联合惩戒制度。失信行为，是指在具有履行能力的前提下不履行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行为，行为人对此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日常生活中，各领域、各类型的失信行为层出不穷，而其中只有少部分失信行为能够为法律所调整。以经济领域中经常发生的合同失信问题为例，其直接表现为在具备履行能力的前提下拒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在构成要件上需满足《民法总则》《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与此类似的如征税领域中的偷逃税行为，对其认定需严格按照《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失信行为人的两个义务来源，即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前者来源于法律法规，而后者的来源更为广泛，主要表现为已经生效受法律保护的契约。社会信用法律规范对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界定需高度凝练，以此将包罗万象、表现形式各异的失信行为纳入寥寥数条法律条文中。因此，对失信行为的认定首先要通过信用法之外的部门法予以完成，被予以负面评价的失信行为再进入社会信用法领域，确定其是否满足严重失信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而确定是否纳入黑名单以及施加联合惩戒，而其中整个过程都是通过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来完成的。（三）信用中的救济机制：信用权利的保护。1.地方立法实践述评。（1）排除外来不法侵害。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归集、运用以及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权益保护问题仍需由社会信用基本法加以规定落实。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除了要赋予当事人充分而适当的权利之外，还需排除来自外界的不法侵害，尤其是要依法严格限制相关行政主体的权力。为此地方信用立法已经给出了较好的解决方案。以《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为例，第6条规定社会信用信息的运作流程不得侵犯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自然人的社会信用信息，也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自然人的社会信用信息。第14条除规定了采集个人信用信息需原则上取得当事人的同意之外，还明确了不得采集及禁止采集的个人信息。第20条规定了社会信用信息主管部门禁止实施的行为。湖北、河北以及浙江均在其条例的总则部分作出了类似规定，但更为原则。总之，上述规定是依法行政原则在社会信用信息管理过程中的直接体现，是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提供有效保护的重要前提。（2）赋予信用主体有效救济途径。此外，对信息主体权益救济途径的顶层设计仍需在既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构思，主要涉及宪法、行政法、民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中的内容。《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四章集中解决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问题，明确规定其享有知情权（第34条）、异议权（第36条）、删除权（第37条）与信用修复权（第38条）。《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将关于信息安全与信息主体权益保障的内容集中规定于第五章，规定信息主体享有知情权（第34条）、异议权（第35条）、信用修复权（第36条）、删除权（第37条，但仅限于表彰奖励、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等信息）。《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在第六章“权益保障”中规定信息主体享有知情权（第42条）、异议权（第43条）、信用修复权（第46条）以及删除权（第47条，但仅限于表彰奖励、志愿服务和慈善捐赠等信息）。而《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在其第四章“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中仅规定信息主体享有异议权（第30条）与信用修复权（第32条），同时规定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信用主体不适用有关信用修复权的规定。如是观之，上海、湖北、河北均认为信息主体享有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异议权、删除权与信用修复权，但是在可删除信息范围的认知上，湖北与河北采取了明显不同于上海的做法。上海的信用立法者认为，信息主体享有删除权的前提在于“据以认定其失信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行政机关撤销或者被复议机关决定撤销、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亦即信息主体要求删除的是来源于行政机关认定或法院认定的失信信息，属负面信息。湖北、河北对信息主体删除权的规定却着眼于表彰奖励、志愿服务等正面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反映出信息主体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进行可以推测其享有良好的信用水平，但严格而言其并不属于个人信用信息。（3）明确信用修复的相关制度设计。信用修复权是一个与删除权存在着密切联系的概念。根据上海市的表述，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形下，原失信信息提供单位可以向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信用修复记录的书面证明，后者在收到该书面证明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删除该失信信息。而信息主体提起信用修复需要满足“通过主动履行义务、申请延期、自主解释等方式减少失信损失，消除不利影响”的必要条件。因此，信用修复权与删除权在行使条件上不同。湖北、河北对信用修复权的表述一致，“信用主体依法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可以向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提出信用修复的申请。”浙江为“有不良信息的信息主体具有主动改正违法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等情形的，可以向作出违法行为认定的公共信用信息提供单位提出信用修复申请”，亦属此类。即在信用修复权的行使上，应以信息主体“纠正失信（违法）行为，消除不利（不良）影响”为基本前提。但是，两者并非等同关系，即使信息主体停止了违法失信行为，如果并未达到消除不良影响的结果，亦不得申请信用修复。在信用修复的程序安排上，四地存在差异，上海为直接删除失信信息、湖北为删除失信信息并对修复记录归档管理、河北为作出信用修复决定并报社会信用信息工作主管部门、浙江为删除该不良信息或者对修复情况予以标注。此外，湖北、河北规定信用主体在信用修复后不再作为联合惩戒的对象。四部地方信用条例对信息主体权利的保护策略各自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信息主体所享有的权利类型上基本达成一致，但是在具体表述和实际操作过程存在差异，从另一个角度为国家社会信用立法提供宝贵的经验。此外，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除了要与宪法、民法、刑法中已有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保持协调，还要兼顾正在制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2.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的理论根据。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变迁的过程中，不同价值相互冲撞，权利义务重组调整，新型权利不断衍生。在信用信息的归集、运用以及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个人权利发生矛盾冲突，主要集中于姓名权、名誉权以及隐私权。根据信息主体的不同，信用信息可分为企业信用信息与个人信用信息，两者的适用规则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企业与个人的利益保护路径存在区别。个人信息，又可称为个人数据、个人资料或个人档案等，目前世界上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及其范围并未完全达成一致。根据2018年5月通过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列》（以下简称GDPR）的定义，“个人数据”是指任何指向一个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数据主体”）的信息。与此同时，201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根据不同的标准，个人信息可以被分为公开类个人信息与隐私类个人信息、一般性个人信息与敏感性个人信息、自然属性个人信息与社会属性个人信息，而个人的社会信用信息是反映自然人遵守法定义务与履行约定义务状况的信息，属于社会属性的个人信息、敏感性个人信息，原则上不得主动公开个人信用信息。3.信息主体权益救济途径的完善。我国目前仍未正式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的规定集中规定于《征信业管理条例》，但由于其过于原则降低了其可操作性。此外，对于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达到最为严重程度的，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并在随后的《刑法修正案（九）》中被最终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此外，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以及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向征信行业渗透，越发提高了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门槛与难度，而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无论从立法层次还是数量上均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GDPR设定了一项挑战既有个人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框架格局的目标，除了将数据主体的“同意”作为数据处理的合法要件之一外，赋予消费者掌握自身数据的权利，数据控制者必须通知数据主体具有如下权利：主体访问权、反对权、纠正与删除权、限制权、擦除权（又称被遗忘权）以及转移数据的权利。结合我国实际立法情况，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所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应包括知情权、异议权、更正权、消除权、信用修复权以及行政复议、诉讼权。此外，信息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进行侵犯其信用信息权益的行为有提起申诉、控告以及检举的权利。社会信用立法同时涉及公法与私法的调整领域，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和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是立法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尽管GDPR所确立的“被遗忘权”并未被我国所广泛接受，但其致力于为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尤其是隐私权提供保护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信息时代对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乃至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型技术的兴起，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把双刃剑，互联网在加快信息传递流通的速度、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打破了人们碎片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借助互联网这一强大的连接工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个人信息也可借助这一渠道得以储存与传播，由此也催生出一系列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但是，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的保护并不能局限于对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而是要回到对个人隐私权的原始保护上。赋予个人信息主体以删除权是保护自身权益的必要之举，但是要增强其可操作性，需要明确行使删除权的条件、方式以及救济，尤其是删除权所能涉及的信息范围。

问题的形式解决：中央对地方信用立法经验借鉴的推进步骤

当前地方信用立法的加速推进对我国整个社会信用法制体系的完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但是，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这种政治体制结构决定了立法权在中央，地方立法权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应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推动者，地方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则更多体现为执行者与实施者，因此关于社会信用立法的顶层制度设计与规划在中央，从而对地方信用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强调，“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制度建设。各地区、各部门分别根据本地区、相关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制定地区或行业信用建设的规章制度。”可以看出在国家层面社会信用立法缺位的情形下，仍应鼓励社会信用的多元化立法，主要体现为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尤其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主体的积极性，将提升信用立法质量作为重要达成目标，构建一套高质量的社会信用法律法规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必经环节和题中之意。但是，这也并不意味地方立法者在缺乏上位法指导的情况下可以随意立法，地方信用法规的结构及内容仍需遵守最基本的法治逻辑和中央立法权的潜在限制。诸如联合奖惩的标准与法律依据、限制信用主体权利或加重其义务、信用修复的基本规则等内容需要由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法加以明确，尤其是减损信用主体权益的内容应由中央立法保留。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工作起步晚、经验少，面对国外发达国家成熟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也不可能直接复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也绝非能够一蹴而就。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需遵守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基本立法逻辑，首先由具有迫切信用立法需求的省市开展信用立法工作，在不断积累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由特殊到一般，最终形成集各方之长的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目前，地方信用立法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若干重大问题与难题，它们同时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最基本的问题。比如，在“信用”的理解上，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已经远远突破传统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甚至将一些道德层面的概念纳入其中，与“诚信”类似。如何准确界定其概念并协调好法律、道德两大范畴之间的关系成为立法者必须予以突破的关口。此外，作为地方社会信用立法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以及与其相对应的信用主体权益的救济也颇需仔细考量。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呈现出地方立法先行的特点，因此中央层面的信用立法离不开地方立法的尝试，未来我国的社会信用立法需充分总结已有的地方信用立法实践。当前上海、湖北、河北以及浙江四地已经成功出台本地的信用法规，广东、河南、重庆乃至厦门市、台州市均在加速推进本地的信用立法，为中央信用立法积累经验、提供借鉴。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地在推进本区域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各不相同，进而采取不同的立法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立法实践样本。中央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应充分发掘出地方信用立法的长处，同时在不断的比较中扬弃，集中攻克信用立法中的核心问题，切实回答地方关切，提高立法质量，从而能够对地方信用立法提供有效指导。

作者:王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