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立法协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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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学者对立法协商理论的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主流话语。立法协商理论渊源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立法协商也开始受到国外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规范的立法协商理论研究依然显得相对匮乏。协商民主是在对西方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批判中产生的，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其内涵不断地得到充实与丰富，研究视角与范式也得到不断创新，但其内涵在学术界依然莫衷一是。然而总的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家都认为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和利益竞争，其最基本的主张是将个体间相互的论理作为指导性的政治程序，而不是利益竞合和讨价还价。协商民主是协商与民主的有机融合，它体现在对公众期望的回应和参与者平等这两条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上[1]。协商民主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立法协商思想，该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历经了三代学者的努力与贡献：第一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孕育形成期；第二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第三代是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一）协商民主理论孕育形成期

协商民主，即公众参与、公开运用理性进行公共协商和决策。其实，它并不是现论的创新，而是早期公民资格概念的复兴[2]1。在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约翰•杜威等学者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协商民主的少量论述，但这些论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进入孕育期，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内涵的解释上，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进行宣传。埃尔斯特是最早提出协商民主概念的学者之一。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通过讨论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可以拆解成协商与民主两个部分，民主即所有受该决策影响的人都有权且都应该参与决策过程；协商即所有参与决策过程的人都应运用理性、讨论与辩论等方式来参与这一过程，参与者需具备理性和公正的协商美德[2]1–2。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概念。他阐述了反对精英主义、提倡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思想。他反对将美国宪法作精英式、贵族式和理性计算式的解释，赞同基于《联邦党人文集》论述美国的宪政结构，他对美国宪法的民主性进行了理论阐释和辩护：美国宪法既体现了多数原则，又是对多数的制衡；这两个方面必须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即是协商民主的鲜明写照和题中之意[2]。但是，对协商民主进行更深入阐述的是曼宁和科恩。曼宁主要从合法性基础角度来考察协商民主，认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一套正义的原则和稳定的制度。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理想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探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制度使这样的社会更合理[3]338–368。由此，曼宁提出了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科恩与曼宁不同，他将协商民主作为社团组织的自我组织方式，更细致地论述了作为社会自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的特征[4]。

（二）协商民主理论发展成熟期

继毕塞特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不断拓宽协商民主的研究范围。可以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理论明显地朝协商转向，即公共政策由此前的通过投票和理性利益计算等方式实现集体决策偏好转变为由所有公共政策相关者通过实质性的协商实现其合法性[5]。而直至1994年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加入，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者开始深刻地构建与反思协商民主，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中呈现出了旨趣各异的多种研究路线、视角和范围。细考察之可以发现，这些对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同路线、视角和范围的阐发并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内在地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张力，但“自由、平等公民通过理性、述理和说服来实现共识”这一共享观念已经基本形成[6]。下面笔者试从这一时期协商民主学者们的研究和辩难中提炼出关于协商民主之主体、程序、原则以及制度设计的相关观点。1.主体协商民主理论家普遍认为公共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确保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并愿意倾听、考虑相反观点的决策过程。至于参与主体的范围，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罗尔斯为主的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主的欧陆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就主体能力展开了讨论与辩难。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认知、沟通和协商的基本潜力，要保证有效协商，应避免外部干扰。他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出发，给定了每个人具有一定政治美德的冷淡而又理性的公民的主体预设[7]。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所预设的公民先天潜能是协商必须实现的目标，必须通过社会的结构才能获得。具体来说，即个体公民的理性和潜力是随时代和历史情境流变的，并不是普适的和既成的，因此协商制度应该转向公民协商能力的建构，打破公民之间的各种限制，以实现公民间“主体间性”交往[8]380–381。约翰•帕金森和费伦等学者从主体角色、主体与权威的关系对协商主体做了分析。约翰•帕金森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解决矛盾冲突、实现共识的决策机制，应该赋予参与者以决策者的地位，专家或权威只是知识的补充者，而不是垄断者。“这样的决策（经由协商民主）比以前具有更好的质量。”[1]1732.条件关于协商民主的条件，有众多学者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但总体而言可概括为前提条件和运作条件这两种视角。就前者而言，詹姆斯和雷吉认为，“只有当某种最低条件满足以后，民主化才能够真正开始”。这种最低的能力是通过公民能力来确定的。古特曼和汤普森从背景条件提出了其看法：“互惠性、公开性作为可接受方案约束的责任性、基本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9]272政治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而不同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耐特等人持机会平等观；博曼赞同耐特的观点并排斥、否定了结果平等观；托马斯•克里斯蒂安诺提出了资源平等观；罗尔斯则提出了“完全的自主”这一概念，这才建构起协商民主理论的前提，即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正义原则的融洽关系的自觉确认[10]77。.就后者而言，哈贝马斯、朱迪斯•斯夸尔斯等学者进行了极富贡献的研究。埃尔斯特认为，•53•基于各种考虑，协商决不可能是达成集体决策的唯一程序，它必须伴随投票或讨价还价或两者一起作为补充[2]。而哈贝马斯为了解决民主与决策之间的关系，设计了一种双轨制协商模式。在该模式中，有正式公共领域和非正式公共领域两种协商运作的场域。这种代议性协商，必须使正式公共领域的意志形成过程得到开放的非正式公共领域所有公民的支持。戴维•米勒认为，理想的协商民主应该包括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11]140。亨利•理查德森则从协商参与者偏好转移和理性辩护的角度阐释了在合理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三个条件：个体愿意修正意愿、回应和对公共利益负责[5]41。德雷泽克则更具概括性地认为，真实民主的唯一条件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对偏好的考虑是非强制性的[12]。与前述学者不同，博曼从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协商民主所需的政治平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成功的协商需要社会和文化土壤，只有社会和文化条件才能给予公民相互尊重、互相述理、论辩说服的环境[5]323–324。3.程序德雷泽克认为，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明显地呈现出聚合式民主向协商民主的转向。提及这种转向便暗含了聚合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竞争。其实，协商民主并没有否定代议民主，而是在其自由民主理想的指导下探寻着更优的制度。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具体程序研究显得太过分散与单薄。科恩于1989年就指出，理想的协商应该遵循自由、平等、理性和合法性原则的程序。而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协商程序要求的研究值得注意。哈贝马斯设想了一种协商民主的双轨模式，社会存在两个协商领域：正式领域与非正式领域。这两者要通过理性的协商一致相互配合，后者做好前者的补充，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然而这种模式是非连续性的，只有当这种双轨关系相互明确时，这种非连续性才能被消除。正如杰克•耐特和詹姆斯•约翰森提出的决策模式那样，在协商民主的进行过程中，必须引进聚合式民主程序[13]286。菲什金的“协商日”协商程序构想和反对将代议制与参与民主对立的观点也可圈可点。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最值得介绍的便是伊森•里布关于美国公众部门制度设计的实证案例构想。里布大胆地提出了在美国建立第四部门，即公众部门的制度构想，并对其制度安排、模型设计、程序设定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里布认为，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仍不够制衡，应设立由随机陪审团组成的公众部门来制衡三权。程序设定不能由精英管理，应由大众部门参与，否则又会沦为自由民主、选举民主下的理性选择。并且，他就大众部门如何嵌入美国的三权中也做了详细的探讨[14]1–10。

（三）协商民主理论与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近20多年来，西方协商民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实践研究，从“理论陈述”转入了“实际操作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理论家们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种种研究与构想。简•曼斯布里奇提出了市镇会议和工厂民主的分析，胡诺德、福雷斯特等提出了协商标准以判断协商过程，格雷厄姆斯密斯和科琳娜•威尔斯设计过公民陪审团制度，沙恩•奥尼尔提出过少数族群文化权利的虚拟对话协商构想[11]。2012－2013年，美国政治学年会的标准工作会议主要探讨了立法协商的问题，就立法协商的概念、程序、条件和质量评估作了深入的探讨。哈佛大学的简•曼斯布里奇和波士顿大学的卡蒂•乔•马丁将与会学者的一系列论文编撰成《政治中的协商一致》一书[15]1，对如何完善立法协商的程序和实践极具学术贡献和启发意义。马克•沃伦和简•曼斯布里奇指出，民主即人民统治，而行动则是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立法僵局和政治困境会有损民主[15]86。在日益复杂化和专业化的后工业社会，要使立法能够改善大多数公民的现状且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保证法案及时获得通过，就应该组织“审慎的协商”。他们认为立法不同于市场竞争，要关照到公共利益，但是可以引入一些审慎协商的程序和制度来保证立法的效率和民主的质量。审慎协商介于在政治博弈中几乎很少存在的纯粹协商和纯粹讨价还价之间。马克•沃伦和简•曼斯布里奇坚持认为，在立法协商过程中，审慎协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审慎协商可以是：(1)完全整合性的协商，双方所追求的利益不重叠，但能达成完全共识；(2)部分整合性的协商，双方利益也都未受损，但要引入其他利益才能达成共识；(3)公平妥协的分配性协商，即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核心利益以实现获利。他们进而论述了三种有助于审慎协商且又符合民主精神的制度：反复互动、闭门协商和选票交易[15]103–114。首先，在选民信任其代表的情况下，长期任职有利于代表间相互了解、尊重和对选民负责，而且选民有替代性选择，信息也不易被操纵。其次，闭门协商往往比公开辩论更加高效，议员之间的沟通更加自由，只要能对协商的最后结果给出合理解释，便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对于那些具有深刻的冲突、矛盾很难调和的问题，公开辩论很有可能损害政体的合法性。最后，选票交易往往在规范上受到传统协商理论家的反对，但如果选票交易公开透明且对公众福利是有益的，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卡蒂•乔•马丁等人主要从美国政治困局和制度缺陷出发，提出采纳某些促进协商的政治参与规则和制度以利于克服这些问题[15]121–143。他认为，政府内部协商是必需的，但又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它很容易陷入商谈短视症和集体行动的困境；要克服这些缺陷需要采用某些有利于推动协商的参与规则；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协商需求和协商能力。他从政党、国家结构和工业关系组织三个角度对一些国家的协商需求和协商能力做了对比分析。除上述学者以外，小爱德华•莱斯切以协商的程度和质量为持续变量，设计了一个可对立法协商进行评估的理论框架[16]。在《评估立法协商》一文中，他首先探讨了促进高质量协商的条件，然后就如何衡量立法协商的程度和质量问题提出了一些标准和假设，并就立法协商可能会有的积极和消极后果进行了论述。例如，从积极的方面看，好的协商对参与者而言会有知识上的收益，如减少与拟议政策相关的错误判断，可使立法者更具公共精神，还可增加立法者决策的合法性。而从消极的方面看，不好的协商会对立法者造成认知上的损失（例如小集团思维），增大机会成本，导致对有缺陷观念的支持增多。莱斯切的观点非常有价值，因为在普遍关注协商民主理论应当怎样的时候，他基于自己对美国立法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可以对不同协商程序的质量高低进行衡量的标准。

二、国内协商民主与立法协商理论的研究

立法协商的理论基础是协商民主理论，是协商民主理论在立法领域的实际运用。本部分先简要勾勒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历史与发展近况，再就立法协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一）国内协商民主的学理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兴起得较晚，历经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从典型的非主流研究领域变成了学术热点。最初对协商民主作介绍的中文文献当属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其中第七章作了专章介绍[17]。直接相关的文献有陈家刚翻译的乔治.M.瓦拉德兹的《协商民主》、费斯廷斯泰因的《协商、公民权与认同》（均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两篇论文译著和《协商民主引论》一篇论文[18]。而协商民主真正被学界关注则是在2004年在杭州召开的“协商民主与中国地方民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陈剩勇、林尚立、郎友兴、徐勇、张国清、许纪霖、韩福国等学者分别阐释了自己的观点[19]。自从2006年起，中央编译局陈家刚主持翻译了《协商民主》译丛，包括[美]博曼和雷吉主编、陈家刚等译的《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博曼主编、黄相怀译的《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南非]登特里维斯主编、王英津等译的《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澳]德雷泽克著、丁开杰等译的《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2009年，该译丛又后续出了4本译著：[美]约•埃尔斯特著、周艳辉译的《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美]本哈比主编、黄相怀等译的《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美]菲什金与[英]拉斯莱特主编、张晓敏译的《协商民主论争》，[美]里布主编、朱昔群等译的《美国民主的未来：一个设立公众部门的方案》。之后，协商民主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上述8本译著系统介绍了西方协商民主的渊源、论题、概念、意义、内涵、形式与争论等，还涉及协商民主的现实操作和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介绍。就在差不多的同时，谈火生的博士论文《民主审议与合法性》正式出版成书，该书至今仍是我国对协商民主研究最为系统、深刻的学术专著之一[20]。此后协商民主的学术研究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大力推动了我国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并为立法协商这种协商民主的独特形式的出现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国内关于立法协商的研究

国内关于立法协商的学术研究作品还很稀缺，据笔者有限的阅读，标题含“立法协商”关键字的学术专著只有侯东德主编的《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21]。该书对立法协商的背景、概念、理论渊源、程序、主体和制度设计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证了立法协商的必要性与独特价值。根据笔者的梳理与观察，国内学界关于立法协商的学术研究还处于争议阶段，且文章多散见于行政立法、政协参与立法、公众参与立法等研究领域，文章也多发表于机关刊物和报纸等传播介质上，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未跟上实践吁求的步伐。本文下面将从理论基础、学理论争、实践困境及对策三个方面对我国立法协商研究做一个简单梳理。1.理论基础国内主流的立法协商理论基础当属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中蕴含的立法思想是国内研究立法协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侯东德等人在《我国地方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其理论基础作了专章梳理，奠定了全书的理论框架。李燕认为“协商民主是协商参与的理论基础，指导着协商参与的实践”，而这种协商参与必须结合中国实际[22]。姬静静更为直接地根据博曼、登特里维斯等人的协商民主理论对公众参与立法问题做了理论输入，她认为“公众参与立法反映了协商民主的理念，公众参与立法就是协商民主在立法领域内的体现”[23]。孔令秋、赵吟、陈建华、朱志昊等学者也都持这种观点[24－27]。杨帆运用哈贝马斯协商法哲学理论探讨了行政立法程序中实现协商民主的价值意义，并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立法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意见[28]。殷啸虎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协商民主[29]。另一种比较小众的观点是将人民主权理论作为立法协商的基础。胡照洲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主权理论是开门立法的基础[30]。2.学理论争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立法协商的研究尚嫌不足，其中关于立法协商的概念讨论也呈现出莫衷一是、各说各话的状况。就主体而言，主要有三种相互龃龉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立法协商主体不包括政协。张献生认为，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不能作为单个主体参与立法协商[31]；陈建华认为，人民政协不能作为立法协商的主体，立法协商应该由有权机关主导；蒋都都、林忠武和王丛伟等学者认为，人民政协是政治协商的平台，而不是立法协商的独立主体[32]。第二种观点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应包括政协。常纪文指出，立法协商是政治协商的一部分，应由政协主导[33]；殷啸虎、彭凤莲等同持此观点[34]。第三种观点对立法协商主体做了模糊处理。朱志昊在《立法协商的概念、理论与类型》一文中对立法协商主体做了三种制度类型分析；孔令秋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具有分散、无组织性，但他并未对其进行确切论证。就范围而言，也主要有两种相斥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上。狭义观点认为“立法协商是发生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本质上属于立法活动”，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协商不是立法协商[35]。而广义观点则将其作宽泛界定与探讨，如侯东德、姬静静、彭凤莲等人在论述立法协商时就如此处理。3.实践困境与对策由于立法协商概念的不成熟、实践的先行以及各项配套制度机制未能跟上节奏，以至于我国立法协商实践存在着种种乱象，主体、程序和运行效果上都存在着种种缺陷，这就激发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总体而言，对于立法协商困境与对策的研究主要还是散见于公众立法参与、行政性立法和听证制度等研究领域，不过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缺陷的研究也在日益增多。笔者在此主要梳理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的研究文献。就直接针对立法协商的研究而言，苏绍龙较为全面地点出了我国地方立法协商主要存在的问题：缺失健全的制度和程序，缺失平台和机构，党委和人大未发挥应有作用以及人大缺乏对立法协商的反馈机制，效果难以评估等。他从制度框架、程序设定和关键机制运行三个方面提出了较为细致的建议。总体来说，其意见较具参考性和可操作性。孔令秋在苏绍龙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国传统文化惯性这一因素，彭凤莲、蒋都都、王丛伟、朱志昊、郭杰[36]等学者的观点与前述二者基本相似。值得一提的是，赵吟从更可操作的层面对立法协商进行了风险评估。他从立法协商的主体、运行和结果三个层面对我国立法协商全过程进行了规范性的缺陷评估与对策构想。彭凤莲、陈旭玲和侯东德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且基本持相同意见。殷啸虎以人民政协为核心，指出了人民政协在参与地方立法协商中的“名”“实”不对称和参与度不足问题，并从观念、制度和操作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除了这些直接与主题相关的研究之外，曲广娣还对行政性立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徐国磊和杜立民就地方政府听证制度进行了探讨，姬静静就公众立法参与做了充分的讨论。

（三）总结与启示

综观中外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的理论与实践，客观来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我国的立法协商研究与探索水平都与西方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就理论研究而言，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从毕塞特提出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到一波一波的理论家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深刻阐释，它已经成为西方民主理论中最为主流的理论。协商民主在立法领域的应用也得到了适时且充分的承接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一大批协商民主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问世。1999年，曼彻斯特大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协商民主研讨会，并集结了一部分精选论文于2002年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3年，美国政治学年会举办了一次政治协商与立法协商的主题探讨会，精选会议论文于2013年由美国政治学年会出版发行。不仅如此，西方立法协商研究实际上已经逐渐走向实证化分析，学界对其实践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愈发精确的评估。而我国还主要停留在对西方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理论的引介与解读上，当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逐渐发展出适用我国国情的立法协商理论。就实践来看，西方立法协商已经有了制度建构并投入运行，而我国立法协商实践依然只有法律依据而没有法律制度上的规定，各地方的实践也不具备一定的规范性。总的来看，中西立法协商共享着协商民主理论的原则和精神，而且从西方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首先，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具有：(1)参与性。协商民主的本质就体现在公民自由而理性的参与。(2)协商性。公民就公共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述理、辩论与交流，超越了选举民主和远程民主。(3)平等性。关于协商过程中的平等，各理论家有不同表述，但总体来说包含机会平等、资源平等、实质平等。(4)合法性。各利益相关者通过相互辩论与说理，最终达致主体间的相互认可，这才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根源。(5)责任和理性。协商民主的参与者首先要具备某种理性能力，理性参与且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己任。其次，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要提升我国立法协商的研究水平和协商质量，下面几个方面是可以努力的方向：(1)明确立法协商的概念。如前文所言，立法协商的概念、主体和范围在我国依然富有争议。笔者认为，立法协商主体和范围的确定对具体程序和细则的尽早出台有着基础性意义，也对我国立法协商的实践有指导性意义。(2)加强立法协商运作程序的制度设计。我国和美国、欧洲一样，是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而且和这些国家（地区）有极其异质性和多元性的社会结构、人文环境与文化。因此，在设计立法协商运作程序时，利益多元冲突在所难免，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有时候会导致立法僵局，损害公共利益和立法机关的合法性。为此，我们不妨引入“审慎的协商”，运用多种程序和制度措施来维护和保证政府机关的效率和合法性。一是第三方专家参与协商。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权威人士参与协商，能将政治协商往民主协商的方向推进，从而提升立法协商的质量、效率，超越多方的利益冲突。二是反复互动。各参与者之间的反复互动可被长久制度化，这有助于建立相互理解与信任，鼓励各方具有长远的眼光，避免商谈短视症，也能增加沟通、交流中的诚实而提高协商的质量。反复互动需要长期任职，这似乎与民主原则相背离，但是在一个代表对选民负责、选民能监督其代表的环境中，长期任职是可以接受的，这给反复互动提供了可能。三是闭门互动。有时候审慎协商在高度公共的场合并不具备应有的效果，反而相对私密的场合能使双方更加自由地交换意见，保证协商的高效。民主政体中支撑透明的基本推测来自人民“统治”的基本角色，然而立法协商的公开透明原则并不意味着所有程序和环节都必须公开，当遇到一些具有高度异质性、分裂性且无法进行协商的问题时，公开商谈可能会损害政府的合法性。故而，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可以选择闭门互动，做出的决策要给公众以充分的解释，保证解释公开。(3)完善立法协商的效果评估。高质量的立法协商意味着高度的合法性，必须要有一套科学、民主的评价体系。评估立法协商的具体实践，要确定促进协商的因素，特定的主题、时间节点和信息的可获得性都对协商有不同的促进作用，在具体情形中要适时把控。协商有没有提升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公共精神和政策合法性，这是评估协商结果的关键。

作者:王健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