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正当程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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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冯健鹏

实验设计

本实验参照甘高实验基本框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计，但与甘高实验有两点基本的不同:首先，本实验除了检验正当程序的具体标准对程序正当性的影响，还将验证立法程序是否影响人们对于立法结果的接受程度———前者探讨的是“怎样的程序才是正当程序”，后者探讨的则是“正当程序有用吗”。在具有悠久正当程序传统的国家，后一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国，这仍是正当程序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后一问题也可理解为: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正当程序的理念已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对此的实证研究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次，本实验并不会重复“伦理性－事务性”这一议题分类———正如甘高所承认的，影响程序正当性评价的议题分类具有多样性，对此的一般性研究尚不深入。④因此，本实验选择了平等领域中“易产生差别感－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分类，并希望实验结果有助于程序正当性评价中议题分类所起作用的一般性研究。此外，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受试者的熟悉程度，本实验的测试内容集中于立法的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一)假设本实验首先意图探究的问题是:正当程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接受立法结果，尤其是那些自己本来并不认同的立法结果。因此，基于传统的正当程序理念，本实验提出假设如下:假设1:人们越是感觉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结果。那么，怎样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立法程序”呢?从实验的角度，需要将“正当程序”这一理念具体化为若干可以衡量与比较的因素。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有深厚积累，如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二原则”、美国学者萨莫斯提出的十项“程序价值”、贝勒斯提出的八项“程序利益”、我国学者季卫东提出的程序的四项基本原则、六项构成要素和八项判断标准等。⑤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的特点，本实验提出体现立法程序正当性的三个要素:平等参与、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在本实验的设计中，平等参与一方面表现为利害关系各方都具有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表现为官方的中立性———因此，本实验考察影响程序正当性的四个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其中有两个都涉及到程序的平等属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无论是三个要素还是四个制度特征，都还只是较抽象的概括，在制度上仍然有不断细化的空间;在相对全面地考察正当程序各制度特征的同时，还有必要就某一特征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因此，本实验针对正当程序的平等属性，即“平等的程序”，试图进行相对更为深入的探究。参照甘高实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假设如下:假设2:具备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的立法程序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的评价。假设3:当立法程序欠缺相关的制度特征时，实体观点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的影响就超过相关制度特征的影响。在议题方面，本实验关注平等领域。这是由于我国目前在立法平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争议问题，这既为实验的设计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令本实验具有更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尽管本实验不会重复甘高实验中“伦理性－事务性”的分类，但这种分类是富有启发性的:它区别了人们支持某类实体结果的坚定程度，这显然会影响其对于程序的评价。因此，本实验采用“易产生差别感－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分类;这里的“差别感”指对于处在不同情况中的个人或群体的强烈感受，如厌恶、崇拜、怜悯等;而“不易产生差别感”就是指即使和对方处在不同情况中，也不会对其有特别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平等问题的背后正是差别感。经验表明，易产生差别感的议题相对而言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从而更容易令人产生“正确结果”的预期;在本实验中，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选择家庭出身，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选择生活方式。本实验的这一假设表述如下:假设4: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的影响大于正当程序制度特征的影响;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则相反。本实验设计了两组虚拟新闻报道: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是关于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享有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的立法(记为“甲组”);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是关于公园禁止衣衫不整者入内的立法(记为“乙组”)。(二)实验步骤本实验的基本步骤是:首先，请受试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问卷A)，调查内容包括受试者的基本情况以及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然后，请受试者阅读给定的虚拟新闻报道。最后，请受试者就所阅读的内容填写第二份问卷(问卷B)。本实验以在校大学生作为受试者，⑥因此在问卷A中受试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校、专业类型、入校时间和入校前的户籍情况。调查的问题包括平等观(倾向于机会平等还是结果平等)、平等感(对社会现状是否平等的感受)、产生不平等的因素、对虚拟新闻报道所涉议题的实体观点(即“外来工子女是否可以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或“公园能否拒绝衣衫不整者入内”)、社会参与度、对立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和对执法是否公正的感受。调查问题中，“产生不平等的因素”给受试者提供备选因素，其他问题的回答都用从0到1的数值标注:非常积极=1，积极=0．66，消极=0．33，非常消极=0(在对平等观的回答中，结果平等=1，倾向于结果平等=0．66，倾向于机会平等=0．33，机会平等=0)。在问卷B中，针对假设1的问题表述为“本文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地方立法机关的最终决定”。针对假设2的四个制度性因素，“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与您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表达意见”;“官方的中立性”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是否存在官方刻意偏袒或压制某种观点的情况”;“充分交流”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中的各种观点在立法讨论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交流”;“信息公开”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社会大众在本文所描述的这个立法过程中所能了解的立法信息是否充分”;而整体程序正当性则对应以下问题“在您看来，本文所描述的这个立法过程是否公正”。每个问题的回答都用从0到1的数值标注:非常积极=1，积极=0．66，消极=0．33，非常消极=0。(三)议题类型及其表述在甲组和乙组的基础上，每个议题都包括两种相反的立法结果，而每种立法结果又各包含“符合正当程序”和“欠缺正当程序”两种情况———这样，虚拟新闻报道就有八种类型(参见附表一)。同时，本实验设定的四个制度因素都会通过特定的叙述方式加以对比表现(参见附表二)。

实验过程及数据

实验于2012年第一季度在广州高校中开展。共有427名学生有效完成实验。实验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确保没有学生重复参加。在所有受试者中，女生占50．4%，男生占49．6%;受试者年龄最小的16岁，最大的28岁，平均年龄20岁，其中年龄介于18至22岁之间的占94．1%;理工科专业学生占50．8%，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占46．4%，艺术或体育专业学生占2．8%;入学前为城市户籍的占52．2%，入学前为农村户籍的占46．4%，还有1．4%的受试者不清楚自己入学前的户籍类型。在实验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方面，运用SPSS软件的Cronbach＇sAlpha系数对问卷中14个询问态度的问题进行检验，系数值为0．702，表明了问卷较好的内在信度。这14个问题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值为0．822，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sig值远小于0．01，表明了问卷较好的效度。实验调查了受试者所认为的造成不平等的因素。问卷列举了八项社会因素，请受试者从中选择容易造成歧视的选项(可多选);这八项因素按照选中率的顺序排列如下(括号内为选中率):财富(73．1%)、家庭出身(66．5%)、职务或身份(55．5%)、个人能力(36．5%)、生活方式(15．9%)、性别(14．3%)、民族(8．4%)、机遇(5．9%)。还有3．3%的受试者填写了问卷未列举的其他容易造成歧视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出身”的选中率远高于“生活方式”。同时，在议题实体观点的调查中，甲组(即“外来工子女是否可以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入学”)有26．2%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太坚定的回答(即“一般情况下可以”或“一般情况下不可以”)，而乙组(即“公园是否可以拒绝衣衫不整者入内”)则有58．1%的受试者选择了不太坚定的回答———这两组数据都有力地支持了以“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进行对比实验的选择。同时，本实验试图通过虚拟报道中的不同描述，在“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四个程序的制度因素上令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形成不同的感受。按照设计，甲一/甲二、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乙三/乙四这四个对照组均为实体结果相同，但前者符合正当程序要求而后者不符合。用SPSS软件的t检验分析四个对照组相关因素以及对程序公正整体感受的差异性(双侧P值)和样本均数(结果见附表三)。结果显示:四个制度因素以及对程序公正的整体感受在四个对照组都显示出明显差异(双侧P值远小于0．05);而样本均数在四个对照组中都是前者高于后者———这说明不同的虚拟新闻报道的确令受试者感受到了不同。换言之，本实验所提供的描述方式确实以预期的形式影响了受试者，从而确保了验证本实验假设的前提。

对假设的验证

(一)对假设1的验证假设1:人们越是感觉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结果。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需要考察各组中“程序是否公正”和“能否接受立法决定”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程序与结果的相关性”)。如果假设1成立，那么在各种情况下，这种相关性都应该是存在的，并且都应该是正相关关系。作为对照，还需要考察“实体观点”和“能否接受立法决定”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按照试验设计，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中对于实体的态度和对于结果的态度是相反的，即实体态度的分数越高，与立法结果就越不符合，因此这四组中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负相关关系，即相关系数应为负数。使用SPSS软件的偏相关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附表四)，分析结果表明:在全部八组中，程序与结果相关性的P值都远小于0．05，即程序与结果的相关性在全部八种情况下都是存在的(相比之下，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在乙二和乙三中就不存在)，并且都是正相关关系，这就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此外，附表四所包含的信息中，还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尽管程序与结果的相关性在全部八组中都存在，但乙组的相关系数整体上比甲组要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中，程序是否公正对于结果是否可接受的影响较之易产生差别感的议题更为明显。第二，在四个对照组中，程序与结果的相关系数都表现出前者小于后者。换言之，在所有符合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程序是否公正对于结果是否可接受的影响都比结果相同但欠缺正当程序的情况要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欠缺正当程序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程序是否公正更为敏感。第三，甲一、甲二中程序与结果的相关系数比实体与结果的相关系数低，而甲三、甲四中程序与结果的相关系数比实体与结果的相关系数高———乙组则不存在这一现象。这可能与甲组中实体观点的倾向性有关:在甲组问卷中，对于实体观点的问题，受试者选择“可以”或“一般情况下可以”的比率非常高(均超过90%)。这就意味着甲一与甲二的立法结果与绝大多数受试者的预期是相符的，而甲三与甲四的立法结果与绝大多数受试者的预期不符。因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在预期结果与立法结果不符的情况下，程序对于结果可接受性的影响更为明显。由于乙组的实体观点没有表现出如此明显的倾向性，因此这一点还无法推广到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范围内。(二)对假设2、假设3和假设4的验证假设2:具备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的立法程序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的评价。假设3:当立法程序欠缺相关的制度特征时，实体观点对于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的影响就超过相关制度特征的影响。假设4: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的影响大于正当程序制度特征的影响;涉及不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则相反。这三个假设存都涉及正当程序制度特征、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评价以及实体观点这三者的关系，因此一并验证。为了验证这三个假设，需要分别考察各组中四个制度特征与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评价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制度与程序的相关性”)，以及实体观点与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评价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下简称“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如前所述，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中实体与结果的相关性(如果存在的话)应该是负相关关系。而由附表四可知，程序与结果在八种情况下全部为正相关关系。因此，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中实体与程序之间如果存在相关性的话，应该为负相关关系。如果假设2成立，那么在甲一、甲三、乙一、乙三中，制度与程序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假设3成立，那么在甲二、甲四、乙二、乙四中，制度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应该小于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如果假设4成立，且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存在的话，那么在甲一、甲二、甲三、甲四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应该大于制度与程序的相关系数，而在乙一、乙二、乙三、乙四中制度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应该大于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附表五的数据显示:四个制度因素与程序的相关性在所有八种情况下都存在，并且都是正相关关系。附表六的数据显示:甲三和乙三的P值大于0．05，不存在相关性;乙一、乙二存在正相关关系，乙四存在负相关关系，均与预期相反。就假设2而言，在甲一、甲三、乙一、乙三中，制度与程序的相关性都是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只有甲一存在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因此假设2可以成立。就假设3而言，仅在甲二、甲四中，实体与程序才存在相关性，并且其绝对值都明显小于对照组中四个制度因素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因此假设3不能成立。就假设4而言，甲二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性不存在;甲三、甲四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对照组中四个制度因素与程序的相关系数;甲一中实体与程序的相关系数仅明显大于“信息公开”与程序的相关系数，但明显小于“官方是否中立”与程序的相关系数———因此，假设4不能成立。但乙组四种情况下实体与程序都不存在相关性，而甲组则在三种情况中实体与程序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得出较弱的推论:涉及到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大。

哪些因素与对程序的感受相关

最后，本实验结合问卷A的内容，探讨受试者的个体因素是否影响对程序的感受。实验调查了两种数据:一是定性的，包括性别、专业类型和入学前的户籍情况;一是定量的，包括年龄、平等观、平等感、社会参与度、对立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和对执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关于定性数据，通过t检验考察不同类别的受试者对于“程序是否公正”的感受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专业类型”中“艺术或体育专业”和“入学前户籍情况”中“不清楚”样本量都太小，因此均不参加检验)。结果如附表七所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都存在差异性，但是很难归纳出规律———就性别而言，仅三组存在差异性;就专业类型而言，尽管在六组中都存在差异性，但在符合正当程序的情况下理工科学生对于程序公正的认同都比较强烈，而在欠缺正当程序的情况中理工科学生对于程序公正的认同也比较强烈;就入学前户籍而言，在符合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都存在差异，但有时表现为入学前为城市户籍的受试者对于程序公正的认同比较强烈，有时则相反———总之，以现有数据难以归纳出规律性，从而可以认为:人们对于程序的感受与性别、专业、户籍等因素无关。关于定量数据，通过偏相关分析考察相关因素与对程序的感受是否存在相关性。结果如附表八所示:受试者关于“执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在八种情况下与“程序是否公正”的感受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在四组对照组中，欠缺正当程序组的相关系数都大于对应的符合正当程序组的相关系数———换言之，受试者越是认为执法情况通常是公正的，就越是倾向于在具体的个案中认同相关的程序;在欠缺正当程序的个案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其他几个因素则难以归纳出规律性，从而可以认为:人们对于程序的感受与年龄、平等观、平等感、社会参与度以及对立法是否公正的感受无关。

本实验首先验证了:人们越是感觉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结果———程序的正当性有助于加强结果的正当性(可接受性)，这可以说是法律程序理论的基石。而本实验的结果表明，在具有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我国，这一点依然可以成立。同时，由于立法涉及多元化的利益分配和价值判断，本身很难在实体上令社会公众达成“全体一致”;而通过程序公正使得公众接受立法结果，就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本实验还验证了:各方均有表达机会、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开，都是有助于提升立法程序正当性评价的制度特征。本实验的结果还表明:在欠缺正当程序时，人们对于程序是否公正更为敏感———换言之，如果程序不正当，人们就会产生对于实体和程序的双重不满，更加不利于人们接受立法结果。此外，涉及易产生差别感的平等议题时，实体观点对立法过程正当性评价产生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最后，就受试者个体区别而言，本实验的结果表明:受试者越是认为执法情况通常是公正的，就越是倾向于在具体的个案中认同相关的程序;在欠缺正当程序的个案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其他个体区别，包括性别、年龄、户籍、专业类型、平等观、平等感、对于立法是否公平的评价等，都与对程序的感受无关。当然，本实验只是初步的尝试，相关结论也难免具有局限性。因此，本文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方法的探索;当这种社会实证的方法被大量应用时，就能够得出更精确、更具普遍性的结论，其对于实践的意义也就更为明显。